周天勇:中高速增长与深化改革方案的概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8 次 更新时间:2016-10-03 00: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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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习近平主席在G20会议上提出,要通过壮士断腕力度的改革,实现和保证未来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那么,怎么部署改革,才能使其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框架性方案,这里进行一个概述性的介绍。

   我们在理疗目前的国民经济体时,最为忌讳的是,整治方案没有先解决表症的引子部分,没有除疾的重药或者大手术,没有打通经络的理疗,没有长期固本的重点药方,没有经济体与外部关系中的堵漏、回流治疗思路。整治过程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轻重不分,主次颠倒、方案碎片化,没有逻辑,相互之间不相协同配合,甚至互相矛盾和抵消,或者举措落实不下去。如果这样的整治,那么,结果可能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和深度下行,在基础还可以的状况下,丧失增强其动能,启动新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宝贵机遇期。

   因此,需要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思路:降成本,实施与之有关的配套改革,以休养生息;选择和进行突破性改革,下重药和施大术,以发力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进行创新、创业、生育体制改革,孕育颠覆性技术、保持民间活力、恢复人口元气,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并储备2025和2036年两次J型增长的动力;进行一些体系性改革,有进有退,有弃有争,以盘活要素和资源,激发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进行一些领域开放性改革,以开放教育、医疗服务业,拓展通用航空、未利用土地改造、生态环境资源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准入新领域,扩大民间社会事务领域;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为中心,调整对外经济开放战略。

  

1、实体经济的解表生息和休养恢复

  

   企业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改革,已经不能再后拖和延误,否则,实体经济将全面崩塌。应当尽快实施以下降低企业成本的经济政策和配套的体制改革。

   一是要推出组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减低增值税税率两个百分点,社保综合费率降低到30%,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从目前的月3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0万元,废止一切除税收和社会保险金以外的行政收费项目,土地出让金改革为房地产税,企业用地可以以土地财产权所有者入股的方式降低投资进入的土地成本,政府的各类罚款要公开透明和接受社会监督。

   而需要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相配合:在政府因实行上述休养生息经济政策时,会发生减少收入和需要扩大支出的两难。因此,相机决策,扩大财政赤字和借债,加以平衡。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提高房贷利率,降低实体经济利率;在财政政策上,开征房地产税。以抑制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引导其流入实体经济,并且避免实体经济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

   二是必须进行降成本配套性体制改革。

   降低融资高成本的关键性配套改革在于:放开民营小银行的准入开放、纯粹民营、限制规模、服务社区和创业、分级监管、每级监管责权一致;废除民间贷款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合理的司法解释,消除高利贷实际上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实现对中小微企业按照“熟人社会、信息对称、决策链短、固定成本低”的内在机制性规则能够贷款。

   降低运输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改革:(1)加大投入,选择最好的技术和技术路线,尽快实现交通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减少关卡和收费等设施,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各方面管理和服务人员,降低成本;(2)运输行政和安全管理,所有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废除收费与罚款与公务挂勾的潜规则,罚款多少,与运政和交警的拨款无关,超车、超载和其他违章由智能系统自动抓拍,直接电子支付转帐扣缴国库;(3)由于高速公路及桥涵运营的自然垄断性和国有性质,其运营成本法与收益,法定由第三方审计,社会听证,向全社会公开,听取民众意见,实现对其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3)法定收费性高速公路及桥涵交通与非收费性等级公路桥涵,包括退出收费的高速公路桥涵等交通的合理比例,并不得以不断维修免费公路交通而维持高速公路及桥涵的收益;(4)国务院协调港口、铁路、航空、水运、公路各管理部门,限时强令各方面协调统一集装箱标准,降低运输周转卸载费用。

   降低能源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体制改革:(1)进行油气、电力和电网企业的合并重组改革,方向是拆分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改革;(2)合理确定电网输电服务价,加快用电方与发电方的直接销售;减少油气的行政定价和行政干预,与国际市场接轨,放开由市场调节;(3)法定由第三方审计,社会听证,向全社会公开,听取民众意见,实现对其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4)在油气国际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不对国内油气企业进行价格保护,减少和压缩其产能;切实推进油气、发电和电网等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资本和股权结构社会化,治理结构现代公司化,层级扁平化,经理层市场化,消化冗员,降低体制成本,通过破产重整销售等方式除去僵尸企业,消除高成本的生产企业数量。

   降低房地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性体制改革为:(1)废除建设用地必须由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规定,让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同地同价;(2)改革土地必须由地方政府行政寡头拍卖的体制,在用途管制和合理规划的条件下,房地使用财产权所有者向土地市场交易中心平台提交出售租赁等信息,需要者提交购买和承租信息,由交易平台进行撮合;或者由供给方与需求方,根据土地用途和市场行情,协议交易;(3)废除土地地方政府征用和招拍挂体制后,通过房地产税的开征,替代出让金来源,形成县市级政府60%的收入来源。也即通过增加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竞争,改变行政寡头垄断格局,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降低实体经济土地和租金和居民购房租房的高成本。

   降低高税费成本的根本的配套性体制改革:要有执政成本意识,控制和降低已经很高的国家治理成本,以减轻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1)各级政府年度一般性财政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产预算、其他基金预算、建设项目和发债预算,均向人大提交详细的报告,压缩其他会议时间,延长预算辩论延长时间;(2)除非涉及到极其保密的预算外,各级政府所有预算均公开发出,做到上网能查看得到,书店能购买得到,并接受公民的询问、质疑和解答;(3)机构编制的设立和增减,与财政预算联动,没有通过的预算,任何人不得违法增加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

  

2、产权改革为重启动J型增长

  

   20世纪1978年后30多年来,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纪末后期中国先后三次经济增长下行,将其翻转到上行,并实现J型增长,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心转变、农村联产承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允许外资进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强大的突破性改革启动的。

   这次如果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上行,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还不可能由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启动。中国第四次技术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使时间更加缩短,至少可能也需要10左右时间。这次产业暴发式革命,需要一组、多个、交叉、复合,互为影响和配套的颠覆性技术出现。这可能不是10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

   新的J型增长,也不可能由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有时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以经济主力人口为基础的消费总需求在萎缩。特别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即使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流入现有的实体经济领域也较困难。

   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由推动开放来启动。与过去中国资金、产业、游客等大进的对外开放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开放中流出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规模,从外部吸引产业进入中国变成了中国向外转移产业,而且旅游、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进出存在着巨大的逆差。

   经济再次上行,也不可能由一般性的改革,一般性的创新创业,鼓励生育等引发。如有的如国企业改革一个单项,没有突破性力量,甚至还要去产能,出安置成本;有的有技术应用、投资和就业等对经济增长有支撑性功能,但是,也起不到千斤顶起的作用;有的如鼓励生育,虽然逐步地恢复消费需求,对我们2036年时再迎来一波中高速增长非常关键,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想推动中高经济增长,如不采取重大的举措,由经济周期的自然波动,等来自然新的J型增长的可能性也不大。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人口生育的控制时间过长,力度过大,导致未来经济主力人口不断地收缩,并且老年化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人口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下拽力量大于国民经济增长自然周期性恢复的动能。

   因而,如果要重新启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有一个选项,即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1)这项突破性的改革,政府无成本,无涉及利益受损的阻力,受到全体人民的赞同,与前三次突破性改革一样的是,遇到的可能是只是意识形态的上的阻力;(2)这项改革,可以使持有资金、技术、经营能力的投资创业者,对未来的经济安全、市场前景、经济盈利等有一个可靠的预期;(3)它可以使资金、劳动力、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向这种改革起作用的国内各经济领域大规模流入,形成投资需求和新的生产能力;(4)在对外的经济循环中,它可以增强国民经济本体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和营养的吸引和吸收能力,改善各种国民经济增长要素过度外流造成的经济下行症状;(5)它可以在各个方面和多个领域,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投资、创新、创业、创造和就业,形成较多的新的GDP,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6)这项改革,可以通过在创业和就业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实现收入支配的需求与扩大供给的财富相平衡;并且使低收入阶层向上流,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减少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用积极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这项突破性改革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牵一发而能带动全身的改革。我认为是财产权明晰、使用财产权永佃、司法确保私人财产安全。(1)个人创新要得到承认,集体和单位创新成果,知识产权要尽可能分解到创新者个人,以激励发明新的专利技术,形成技术—产权—财富行为动机,给不断的技术进步,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发生一个产权激励的土壤;(2)所有的农村和城郊集体性质的庭院、耕地、林地等,以及城镇中国有性质土地的院落和住宅,在最终城镇土地国有、国有农场林场等土地国有、农村和城郊土地集体所有等最终所有制度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明确使用者的使用财产权,也即用益物权,确权发证;(3)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与土地有关的永佃使用财产权,都要承认其有出租、出售、入股、抵押、继承等市场经济中资产的所有特征;(4)知识产权和不动产等,在市场上较为平等和竞争地进行交易,特别是废除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交易方式,政府征用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也必须按照市价征收;(5)废除土地财产使用的有限年期制,国有和集体土地,实行承租人永佃制,除非公共利益,国家不得强制征用和收回属于个人和法人的永佃使用权土地;(6)最严格保护私人产权的司法等体制,知识产权不得仿冒和侵犯,惩罚使其倾家荡产,罚没收入应当大部分归知识产权人所有;除了防止欺诈、贪污、偷盗、破坏等这样侵害私人产权的以外,特别要最严格的司法防止公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害。

  

3、保持长远期增长基础动能的体制改革

  

需要安排促进国民经济产业革命性增长、有活力地增长和久远再发力增长的基础动能性体制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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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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