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22 次 更新时间:2016-09-06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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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同  

徐大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摘要:本文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政治学的学科特色。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表现为“唯实政治学”或“治理政治学”。本文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线索,并由此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注重点自有其特色。这些重点包含重农、重一、重和、重民、重德等,与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特点之一是“专门之业不分”,除“经、史、子、集”之外就 不 再 有 专 门 学 科 的 分 类 。按 研 究对象的内容划分学科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首先在法科中设立政治学科(开始时称“仕学馆”),这是我国设置政治学专业的开始,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早期称西洋政治思想史)也就成为该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最早一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著作应该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以后更有诸多名家,如杨幼炯(193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1937年)、萧公权(1945年)陶希圣(1932-1936、1942年)等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或教材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又有徐大同等合著、朱日曜主编、刘泽华主编、曹德本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陆续出版。这些专著或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至于其他涉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专著和文章,无论建国前或后则比比皆是,许多哲学界、史学界名家都多有力作。


政治学无疑主要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学科。什么是政治?说法甚多,不一一列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恩格斯有一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的实质。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这就告诉我们统治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要掌握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权,首先必须掌握、控制名义上代表全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政权,通过国家整合社会、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实现其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政治学可简要说,就是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夺取或维护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和说明,或为其夺取或维护统治出谋献策。因此,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应该是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史也就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阶级思想代表们对这几方面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发展演变历史。


中国和欧美国家由于历史发展各有轨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统治模式,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史。本文主要是谈谈中国古代政治政治思想史的对象和发展问题,兼及中西比较。


一、以“治国之道”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我们考察研究中西两种政治思想史,首先会发现各自突出的重心不同,也即其所研究的具体着重点有所差异。


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独立的学科,产生在古希腊奴隶占有制社会后期。据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学园中曾讲授政治学课程,后经整理出版,即现在流行的名著《政治学》,这本书被视为西方系统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确立了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一直流传至今。


亚里士多德曾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按照他所确定的“科学”原则而编写的,当时希腊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制度——城邦制正处在其发展末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城邦的产生、性质、作用、演变、形式及其种类等问题。而且,为了挽救奴隶占有制城邦制度的危机,他还设计了最理想的城邦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也主要是学理的分析判断、概念的说明以及对各种城邦形式的比较、评价,这就表明西方政治学从一开始时起就着重于探求学理知识和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治学传统一开始就是着重于如何认识国家和如何组织国家。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才把管理国家问题正式提上学术议程,我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学的传统是“唯理”政治学,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系统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正在从东方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期,社会政治和学术特点则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为了适应诸侯独霸天下的政治斗争需要,各家各派也都“思以其道易天下”,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以游说各国统治者。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更是各派思想家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什么是“道”,有天道与人道。虽然,“天命不可违”,但“天道远,人道迩”。有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人定胜天”等说法。人们所着力考虑的主要是“人道”问题。


所谓人道,简单说就是“为人之道”,就是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的修身处世之道。从政治学上讲主要包含如何调整好各种人与人的公共关系,即所谓“治国之道”,先秦诸子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各自的治国之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道家的老子尽管把道说得玄而又玄,但仔细考察《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以德辅道”,实际目的还是在德"部,也就是它的“治国之道”。


从春秋战国直到唐朝,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道统之争”,也就是以谁家之“道”来治理国家。“道者路也”,所谓“治国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政治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谓“术”)。中国古代也讲“理”,但正如章学诚所说,先秦诸子都不“离事”而“言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学称为“唯实政治学”、“治理政治学”。


如果说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那么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道术),即做什么、怎么做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一般来说,有可信资料证明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的起点,确定为殷商时代已无所争议了。殷商、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侯外庐先生称其为“早熟”。从东周战国(公元前476年)开始,直到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属于封建社会性质,这段时期是中国系统政治思想形成、繁荣和发展时期。


在这几千年中,中国政治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殷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缘起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秦汉到唐是儒、道、法三家争道统和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儒法结合、儒道结合、儒道法结合)时期,宋明是儒道释三家合流的理学时期,明清之际是新生产方式萌芽和批判专制统治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则是西学东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时期。下面分别做些简要说明。


(一)殷商、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缘起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


1、殷商崇尚祖宗神

2、西周以天代祖,宣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宗法制、分封制的确立

3、《易》《诗》《书》《礼》《春秋》等古代文献中反映的政治思想。这些文献曾经孔子修订整理,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垄断起来。实际上都是一些古代政治文献,所谓“皆为政典”,而且在诸子时代还“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所手订”


(二)自从周王朝东迁,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之后,直到清中叶西方列强入侵,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其间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一贯未变。史学界一般把唐以前作为封建前期,宋以后作为封建后期,在这两千多年中,社会制度未变,政治制度基本未变,所变的只是王朝的更迭与“何法之道”,即用什么思想指导和如何治理好庞大的统一大帝国,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曾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也可以说,唐以前政治思想主要解决“道统”问题,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导政治统治,宋以后不再争论“道统”问题,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人们应具有何种心性品格则成为关键的政治要求,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当时周王势衰,诸侯雄起。春秋时尚“尊周攘夷”“挟天子令诸侯”,战国时更是“陪臣执国命”,诸侯称王称霸,要一统天下。这时期教育也出现了“私学”作为最下层贵族的士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许多人开始授徒讲学,在春秋时出现了孔墨显学,战国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登上历史舞台,皆“思以其道易天下”,于是,诸子纷纷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兜售各自的治国之道,所谓的百家争鸣或九流十家,实际上影响到治国原则方向的主要只有儒、墨、道、法四家的主张,他们的治国思想大体如下。


1、儒家是由孔丘和他的弟子及后人孔鲤(子思)、后学孟轲、荀况等所构成。孔子是最早的私学大师,儒家的创始人,其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要求以仁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关系),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所谓“天下归仁”,他主张“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提倡“中庸之道”,提出了由小康到大同的政治发展理想。


孟子处于战国时期,他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倡“定于一”,主张性善论,强调以仁义得天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主张性恶论,强调以礼(法)治国,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治国之道。


2、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他在批评孔子思想中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主张。


3、道家由《道德经》和庄周的思想所构成。


《道德经》传说为老子的作品,但关于老子的身世说法不一。故以书名代之,战国中叶齐国为招揽天下士人,建筑了稷下学宫,宫中出现了以老子《道德经》思想为核心主张的学派,史称黄老学派。


道家学派虽然都从玄而又玄的道出发,实际上《道德经》与庄周的思想是很不同的,前书据考证成于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社会紊乱,民不聊生,它反映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和愤慨$同时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它的政治思想主张无为虚静、不争、以柔弱胜刚强。《汉书·艺文志》对《道德经》的评语是“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其中还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家,该书的思想对后起的法家思想有较大影响。


庄周是先秦时期又一位道家思想家,虽然也提出了玄而又玄的道,但与前者又有所不同,他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个人自由自在无所约束的《逍遥游》中,政治上提出绝圣弃智的主张,带有无政府色彩。


4、法家是后起的一个学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及其他一些改革家,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法家从现实出发,主张功利原则,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倡导法、势、术,“事断于法”、“权势不可以假人”,重视统治策略与手段。


春秋战国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繁荣时期,当时政治上周室衰微、诸侯崛起,各路诸侯都欲由自己重新统一天下,各学派创始人也都列国游说,希望能以己之道、治理天下,各派学者互相批评、攻讦和吸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思想史的高潮,奠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石。以后两千年中国政治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演变发展起来的。


(三)秦汉之际,中国实现了新的统一,为各家治国之道提供了实验的机会和场所。


地处西部地区的秦国利用法家路线,富国强兵,最后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不信儒学,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路线,而且刻薄少恩,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传二世而终,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汉时贾谊、陆贾等人就总结秦朝夭折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分清楚“取与守不同术也”,二是“仁义不施”。


汉代初期,因久经战祸,民不聊生。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道家黄老之术,刘安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实际就是其理论总结。书中已露儒道合流的迹象。汉武帝刘彻时,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稳定,刘彻决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从这时起  儒家的治国之道就基本成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主导思想。当然,此时的儒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董仲舒混入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把儒学神秘化,明确用三纲五常观念维护封建秩序,提倡儒法合流、外儒内法,所谓“王霸道杂之”,出现了儒家经典的今古文学派,研修孔子修订的古籍和儒家著作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有所谓“遗子黄金万盈,不如教子一经”之说。


(四)及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频频乱政,豪门势力巧取豪夺,汉王朝政治紊乱,西部少数民族崛起,最后,我国历史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破坏了政治的统一,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也打破了儒家思想一统的局面,三国时期,无论是曹氏治魏,还是诸葛亮治蜀都有些法家的色彩,特别是魏晋以来发展的玄学,不论是哪派(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玄学基本上都是以道解儒,即以道家的自然、天道思想来论证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此时期庄子的自由放任、无政府思想也有所表现。


(五)隋唐以后中国又重建了统一大帝国,重现了封建盛世,适应当时的形势,韩愈提出了道统问题,他主张应恢复以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之道,柳宗元又在《封建论》中总结了秦亡“非制也,乃政也”,进一步肯定了中央集权制度。


此时的儒学已是以儒家的仁义德礼为主体,结合法家的信赏必罚、黄老的帝王南面之术的一套有原则有方法的完整的治国方案,以后的政治思想不过是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当时的实际政治之中。


(六)由宋至清,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后半期。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仰仗武力扩张疆土,建立四大汗国,除少数人外,未顾及修文,未及百年即被农民战争所推翻,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宋明王朝在实际政治中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改革,王安石和张居正改革。


这个时期主流政治思想是所谓宋明理学,这是区别汉代以来的章句训诂、倡导性命义理的新儒学,它表明儒道佛三家的合流,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明理学在宋代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明代则有王守仁。宋明理学是以个人的心性修养为其主要核心思想,但同时坚持儒家的经世理念。


理学产生于宋代是有其根据的:一是适应地主阶级发展变化的需要;一是早在唐代时中国封建王朝的治国之道已基本定型;一是宋初采取抑武扬文、君臣共治的政策,从而提高了知识分子、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并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宋儒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核心,正符合儒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要求。


理学思想家脱离实际、空谈个人修养的观点,在当时就遭到讲求实功实利的叶适、陈亮和李贽等人反对和批判。


(七)明代中叶以后一直到清中期#中国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现象也在思想观念中明显地反映出来,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龚自珍等人就是这个时期的思想代表,他们大都对封建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在经济上有的提出了“工商皆本”,打破了“以农为本”的传统主张;大都对王权进行了批判。但是总的说来,他们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轨迹,龚自珍的诗句“药方只贩古时丹”就可以反映他们的心态。


清代是满族统治中华大地,清朝统治者吸纳了汉文化,维持他们的统治二百余年。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格局,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历史新时期。同时,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出现了新面貌,历史也为其提出了新任务,振兴中华,重新崛起,为中华民族寻找走向独立民主和谐富强的现代化之路。


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几个“重”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西两种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不同。正由于中西政治学所研究的重心不同,政治学的着眼点不同,因此政治思想史所突出的重点也有所区别,西方重政治制度,中国重执政能力、德才兼备,西方的政治制度建设宣扬民主政治,重视法治及法制建设,重视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我们初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能提出以下几个“重”——重农、重一、重和、重民、重德。在此之外也可能总结出若干条“重”来,如重家、重实等,但我认为前几条是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所以特别提出来解释一下。


关于重字的讲解很多,《说文》解为“厚也”,《康熙字典》、《辞典》等都解为“轻之对也;尊也;贵也;尚也。总之,可以解释为重视、崇尚、重要、主要、尊重等,这里所说的重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说我国政治文化中的重并无#唯一之意,而是在相比之下更为侧重之处。


(一)重农。西方古代社会经济奠基于海上贸易和移民。中国则不同。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良好的农业氛围,人们生活在一片片平原上和盆地中,有着黄河、长江等河流的灌溉系统,温带、亚热带的气候条件,我们的祖先以辛勤的劳动,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古中国就以农业为主业,春秋战国以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矛盾也就成为社会基本矛盾。


关于小农的阶级本性,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时曾有过精辟的分析, 作为小农,从阶级分析他应是个阶级,但这个阶级由于他经济上的分散性,又使其不能组成一个整体,这样从个体说他是自由的、排他的,在经济上,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产。他们愿意过一种男耕女织、自得其乐的一切不求人的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也是无拘无束、不受约束的自由,如果需要交换,也是“以有余,补不足”,然而,由于他们缺乏一种凝聚力,又无法组成一个整体力量,因此,他们无法抗拒自然灾害和地主阶级的压榨和欺凌,他们必须从外部寻求一个力量来保护自己,这个力量是他们的代表者、保护者,也是他们的统治者,否则他们就是一盘散沙、无力自保,这在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人们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我们可以说,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是我国长期专制制度的基础,它使君主专制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唯一政权形式,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


中国农民身受多层压迫,当他们被逼得忍无可忍、无路可走的时候,只有揭竿而起,进行抗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世界其他民族所罕见的,历次农民起义大都以“等贵贱”、“均贫富”作为纲领口号,进行反封建斗争。但是,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结局大多是改朝换代,建立新的王朝,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在这样反复中缓慢地前进着。


(二)重一。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政治上的统一、一统而言。西方的国家形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的主流是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罗马虽然建立了囊括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它除本土外!还包括了大部殖民地,并未形成统一整体。中世纪时,在“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下,各封建领主都把自己的领地当作独立王国,各王国也未形成真正统一整体。


中国则不同,早在传说时代,在当时低陋生产力的条件下,为了对付恶劣的环境和自然灾害,先民们推举有德能之人指挥生产和组织生活,这就出现了一批所谓先贤、先圣、圣王,直到夏代,由禅让转变为父子相承,殷代又有兄终弟继之说,周代实行分封制,周王为天下共主,及至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天下分裂,在诸子百家中大多主张天下重归统一,实现“大一统”,儒家的孟子主张“定于一”;荀子提出“隆一而王,隆二而亡”;墨子更主张“天下尚同于天子”;法家韩非更明确主张建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汉以后,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是主要的政治统治形式。总的说来,合多分少,而且分中求合,在分合之中体现出治与乱的不同,统一往往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人们随之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关联。


(三)重和。西方政治思想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观,政治学只是神学的婢女。直到近代才明确从人出发建立了新的权利政治观,中国则早在古代就从人的角度观察政治现象,但是,中西政治思想对人的看法并不相同,西方把人看成孤立的单子,人们必须在相互竞争中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中国所强调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即所谓“仁学”。传统又特别透过仁指导下的礼来实现和谐,其着重点在于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和睦相处就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原则,中国历来提倡在一定原则和规范的指导下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国家的任务并不是取消矛盾,而是在一定原则和规范的指导下调节矛盾,甚至化解矛盾,使人们归于一致,和睦相处,以求得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得到发展。


重和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融合”,在政治思想上就形成了吸纳包容精神,比如百家争鸣,各家“皆欲以其道易天下”!而且互相批评、攻讦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还是要归入一个道统上,在具体内容上则互相吸收借鉴,最后形成儒法结合、儒道结合、儒道法结合。对外来的文化也是如此,比如,古代由印度传入的佛教,至宋代与儒道结合构成理学,近代西学东渐以后,对西方政治思想也是吸纳包容,为我所用。


(四)重民。两千多年中国历来都是君主专制制度,从未建立过民主政治制度,而如何对待民的问题则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主要问题。早在古文献中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朝的基本思想就是“敬德”与“保民”,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了“争民”、“徕民”,扩大兵源和财源,以争夺天下,故而爱民、养民、恤民、安民、亲民、惠民、利民等主张比比皆是,直至孟子提出“政在得民”和“民贵君轻”的思想,至于“君民如舟与水”的比喻更成为以后各朝代教育帝王的训诫。


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主是一种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重民则是统治者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问题,最终还是为了“牧民”,中国自古以来从未实行过民主制度,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过,这不同于极权,也不同于暴君,理想的君主应该是有道明君,即勤政敬德、纳谏亲民的开明君主。


(五)重德。任何国家为了将社会纳入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秩序之中,就必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人们应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社会的风俗习惯等,因此,无论西方或中国历史上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但是,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法律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中西方则有不同。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强调“法治胜于人治”,此后,法治就成为西方治国传统,在中国,先秦法家虽然主张“事断于法”,但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贯推行儒家的“人治”或“礼治”主张,强调以德治国,中国传统德治基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行德政、施德教、修德行。


四、结语


语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史,总的说来其线索是“一以贯之”的。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其中当然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因此,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地总结,鉴别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建设。


列宁曾说:“政治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 政治的艺术魅力就体现在它调节各种矛盾和处理具体事务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与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主要表现在调和各种矛盾和治理策略与方法上,它强调因时因事而变异的辨证思维方法。因此,在中国这个地区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聚居、情况复杂、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如何使各种矛盾得到调节,国家能稳定发展,人民能安居乐业,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认真科学地总结和研究。在当今纷繁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提高我们的政治智慧将大有裨益。


文章来源:

徐大同. 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J]. 政治思想史, 2010,0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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