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抗议的背后——论中国转型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4 次 更新时间:2006-07-04 20: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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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鹏   戴利朝   罗观翠  

  

  体制转轨是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在此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因为相对利益受损而萌生社会怨恨;而强势阶层为了维护和增加其既得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公共权力干预利益分配,则使社会怨恨更加迅速地扩大再生产。在社会怨恨快速生产的同时,弱势阶层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却在一定程度上淤塞而日渐失效。这就是转型时期冲突性集体行动的社会情境。于是,转型过程里的中国如同一个大气罐,一方面怨气在不断地生产和积聚,另一方面“安全阀”的泄气降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要防止这个气罐爆裂,一方面应该停止怨气的生产,另一方面应当修好安全阀。如果什么都不做或者变本加厉地增加气罐启动压力,则后果是可想而知。

  转型过程里的中国确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社会不满以及表达不满的群体性事件也有惊人的增长。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这类群体性事件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平均增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994年的1,400起增加到2003年的7千多起(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4)。另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字,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人数大约在126万[1].一份官方资料指出,1995年,在30多个城市里发生的与工人有关的示威活动中,参与人数超过了1百万[2];1998年,参加这类示威的工人人数进一步上升到360万[3].同时,全国各省(区、市)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迅速增加,2000年分别比1995年上升2.8倍和2.6倍;仅国务院信访局受理的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2000年就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又比2000年上升了36.4%和38.7%(程浩、黄卫平、汪永成,2003)。此外,在农民抗税和土地维权中,由于冲突双方的争议无法协调,导致农民维权抗争的方式不断升级,由到政府机构门前静坐、游行示威发展为到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尽管中央明文禁止使用警力,但一些地方政府为平息农民的抗争还是动用警力对待维权的农民,引起了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4]

  以上资料表明,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不论在数量、规模、频率、范围和强度上都呈现惊人的增长态势,这种态势无疑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威胁。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呢?若运用消极和强硬的方式来压制参与者,可能奏效一时,但治标不治本。要想达到长期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就应当透过这些群体事件的表象,探究社会不满的真正根源,这才是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

  

  一、转型时期导致社会不公正的结构再造

  

  自改革开始至今已将近30年了,目前社会结构正日趋断裂和固化,一个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部分知识精英结成的同盟如同巨大的水泵和严守城门的卫士,将稀缺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上层输送和积聚,而同时却将社会大众排除在资源共享和规则制定之外。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里,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稀缺资源(孙立平1996)。举凡土地、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全部都由政府垄断。国家通过强制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社会财富,虽然在一定程度和某些范围里分配得相对比较平均,但并未实现社会的公正;相反,这种分配方式造就了一个不公正的等级社会。

  首先,再分配权力自上而下的授受方式造就了一个特权阶层──干部或国家代理人。这个阶层拥有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特权,在这种体制内,与其说是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垄断着各种社会资源,倒不如说是干部或国家代理人(精英阶层)以“国家”的名义控制着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方面,再分配者(国家代理人)是自私的,总是以福利、价格补贴的方式,使自己在使用、租用以及购买国家供给的公共物资和消费品时处于有利地位(Ivan Szelenyi 1978)。而普通民众为了在资源分配中维护或增进自我利益,就不得不对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干部(或国家代理人)表示服从甚至忠顺,从而形成了全面的依附型等级关系。其次,这种再分配方式是在某些阶层内部实行相对的平均主义,而在阶层之间则按照等级化的社会阶梯和权力体系来安排资源的占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资源向城市倾斜的经济政策便是其典型特征,这造成了城乡社会分割的二元格局(谢海定2003)和工农之间在身份等级和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差距。再次,国家按照民众的政治态度和个人历史上的身份实行歧视性政治和社会政策,将当权者不喜欢或欲打击的人定义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专政对象(徐贲2005),这些专政对象及其亲属因此沦为下等公民。结果中国社会被从政治经济上分割成一个以身份为主要划分标准的不公正的等级社会,其中各社会群体由高向低排列依次为干部、工人、农民、专政对象。

  再分配体制窒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引起了经济衰退,产生了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由此造成的政治冲突在70年代末几乎使国家政权遭遇合法性危机,从而引发了由邓所主导的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变革。改革开放虽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的总财富也迅速增加,但这种经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从8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僚集团)、经济精英和部分知识精英相勾结的权力资本经济形态,社会公正原则被扩张(致富)欲望严重扭曲,于是在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出现了公正性困境。社会公正的愿景不仅难见端倪,反而渐行渐远,一种新的不公正结构正在取代原有的不公正结构。改革中出现的这种不公正结构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社会结构刚性化和社会结构断裂和固化。

  

  1.社会结构的断裂

  早在1990年代初,就有不少社会学家关注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他们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和中间阶层的发育状况。

  按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衡量,中国的基尼系数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已达到0.40,相当于国际上中等的不公平程度;而大多数专家的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实际上高达0.458,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换言之,这样的基尼系数表明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已大大超出了合理的范围。[5]

  若按照五等分法按收入高低分组,中国总户数中20%最富有户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比1扩大到12.66比1,这一差距今后还会进一步扩大。

  还可以按照最富和与最穷的差距来比较。2001年度《福布斯》排名显示,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而该年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6省区的人均年纯收入为1,464元,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千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中国最富有的300万人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6]这意味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库兹涅茨指数”和“阿鲁瓦利亚指数”都已经达到警戒线。

  在阶层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城乡差距也显著扩大。由于家庭农业的规模偏小、效率低下,加上乡镇企业相对不景气,农户的苛捐杂税繁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现在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17美元,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之比已从80年代中期的1.8比1扩大到2003年的3比1.2000年到2002年间,42%的农村家庭的绝对收入呈下降状态。2003年生活在人均年收入75美元这一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增加了80万,这是1978年以来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的首次净增加。[7]

  贫富差距悬殊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高增长情况下中间阶层比例相对偏低。据统计,由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职工组成的中间阶层上层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由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普通文艺工作者、普通新闻从业者、中低级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所构成的中间阶层底层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杨继绳1999)。两者合计仅占从业人员的15%左右。

  几乎所有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事实。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中称: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过的现象(世界银行2002)。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一个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特权与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权贵(精英)阶层,和一个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构成的底层社会构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中间阶层只占很小的比例。据此,孙立平早已指出,中国已出现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2002)。

  

  2.社会结构刚性化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社会成员可以有大致均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富有活力和弹性的社会结构,社会不满得以消解。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分化并不一定引起社会冲突。例如,美国社会虽然贫富悬殊,但它的社会结构富有弹性,所以其政权几乎从未遇到合法性危机。

  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里,户口制度、人事档案制度和意识形态控制为人们的社会流动设置了3道难以逾越的高墙,极大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向上流动,从而使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刚性、僵硬、封闭的特质(李春玲)。

  改革最初十几年中,原有的3道制度性屏障的作用日渐弱化,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群体开始重组,社会流动机会大大增加;同时,体制外领域也为社会流动开辟了新渠道。

  但进入90年代以后,由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屏障、文化资源屏障和工作机会屏障构成的新的结构性屏障开始形成,这样阶层之间的流动机会大大减少。首先,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将社会中间层和控制着大量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党政官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构成的社会上层区隔开来;社会上层特别是党政官员阶层在社会流动中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随着这道屏障的不断闭合和加固,下层社会成员进入中上层社会的障碍越来越难以逾越。其次,文化资源屏障将由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的中间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构成的社会下层或蓝领阶层区分开来。由于获取文化资本的难度日益增加,蓝领阶层及其后辈接受良好教育的成本明显提高,因而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减少,结果蓝领阶层上升流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且随时可能因工作机会的丧失而沦落到社会底层。再次,工作机会屏障将缺乏工作机会的社会底层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这个阶层由于既没有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没有社会关系资源,甚至还缺失最基本的人力资本,该阶层的成员要摆脱限制、向上流动,简直比登天还难。

  总之,90年代以来新筑的3个结构性屏障如同藩篱一样,将社会成员圈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尽管部分社会成员还能在层内流动,但要翻越这些藩篱进入更高的阶层就如同远涉重洋。社会结构的这种日益明显的刚性化趋势意味着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固化,而中下阶层持久的社会地位固定化很容易导致底层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蓄、阶层意识和冲突意识的不断强化。

  

  3.权力商品化:社会结构不良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讨论转型中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演变基本趋势时,美国社会科学界有两种判断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倪志伟(Victor Nee)为代表的“市场转型论”以及伊万·泽兰尼(Ivan Szelenyi)为代表的“精英再生论”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行政精英的权力和特权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冲击;随着市场机制的扩大,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会日益削弱,而在市场机制中人们的禀赋、技能、资本将对社会分层发挥关键性作用。泽兰尼的“精英再生论”是根据东欧国家转型期的特点提出来的,它与中国的情形不符并不奇怪。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是根据他对中国农村改革前期情况的观察提出来的,这一观点过分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的现实表明,他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权力垄断体制和市场机制二元并存的混合状态为权力的寻租活动打开了大门。美国还有一些社会科学学者[8]批评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国这个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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