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全球化与联邦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2 次 更新时间:2006-07-03 20:28:03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吴稼祥 (进入专栏)  

  

  一,导论:现存政治制度遇到挑战

  

  全球化在三级层面上给世界现存政治制度带来问题:

  第一级层面涉及全球范围。全球化诞生了一些国际经济组织,像WTO、IMF、WB等等,但首先,这些组织的决策机制不是民主化的;其次,没有一个与上述国际经济组织相称的国际政治组织来对全球事务进行民主化决策;第三,有一个联合国,但它既不是一个国际事务的权威决策机构,它一国一票的投票机制也不完全符合民主代议制原则,更何况还有些联合国成员国是非民主国家,其国家意志并不代表该国民意。

  简言之,没有一个民主化的全球政治制度来适应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这种“民主赤字”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迫使“民主”走上街头:近几年来,WTO在哪儿举行会议,抗议者们就在哪儿的街头上聚集,从西雅图到华盛顿,从布拉格到奎北克。 似乎除了中国,WTO在全球很难找到一个安宁的会场。

  第二级层面覆盖洲级跨国范围。90年代中期的马克、英镑危机和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近日的日元危机,都表明,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国经济体系的安全性与其规模大小有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或政治体规模越大,似乎安全性越高。如果把全球化比作风高浪急的海洋,国家或政治联合体是在海洋上航行的船只,船体越大,越不容易翻船。

  美国和中国都避免了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动荡对国内经济的冲击。除了中国没有完全进入金融全球化外,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它们 抗金融风险能力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越大,货币供应量便越大,金融的盘子也越大,他国货币币值变动,不太容易引起本国货币供给危机,金融投机家操纵不动这样大的盘子。此外,一个大国,本国资本雄厚,外资的进出难以动摇整个经济基础。

  英国和德国也是大国,但比美国和中国小。90年代中期爆发的马克和英镑危机,已经发出警报,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相比,英国和德国的国家规模已不足以给本国经济提供安全保障了。这不能不说是推动欧元诞生的一个动因。但德、英两国毕竟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金融危机并没有触发全面经济危机。东南亚诸国多是小国,一场金融龙卷风摧花折木,不仅让泰国、南韩、新加坡、台湾经济一蹶不振,还让经济危机在印度尼西亚演变成政治危机。香港情况要好些,那是因为这只小船紧靠在中国大陆这只大船边上。

  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各种超国家的经济联盟乃至政治联盟应运而生。最成熟的是欧洲联盟,最庞大的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最难操作的也许是酝酿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按照这趋势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一批在地缘上相邻的国家联合成一个更大的新政治联合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现存的民族国家结构将遇到怎样的挑战?

  本文要考察的第三级层面只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加入WTO和全球化的国家,从政治制度上划分,有两大类,一类是民主国家,另一类是非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里,又有联邦制国家和非联邦制国家;在非民主制国家里,也有一个民族的小国和多民族大国之分。我们只简略分析一下联邦制民主国家和多民族的非民主大国。有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朝着缩小州主权的方向影响联邦主义制度,全球化越加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权力越会得到加强。

  但在一个非民主制的多民族大国,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全球化一方面会加强全国政府制订和执行国际经济协议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其权威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国家,国有企业还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加入WTO之后,在高效率的外国资本的竞争下,国有企业会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这就使全国政府面临选择:是将那些诸如金融、能源、交通、通信等支柱性产业让给外国资本来经营,还是首先让给本国民间资本来经营,或者二者共同经营。无论那种情况,全国政府权威的经济基础都会受到削弱,管理能力会下降。如果不同时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全国的经济秩序会发生混乱。这意味着全球化会从根本上削弱一个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威权大国的中央集权,使其原有的政治体制面临挑战。

  本文的核心论题是,经济全球化正在各个层面上推动全球政治的联邦化,也就是说,在政治自治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在政治联合的基础上推动自治。

  

  二,全球联邦化

  

  全球化像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一样,对世界既不完全是福音,也不完全是诅咒。总有一些人从中受益,另一些人从中受损。就利益集团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受益于全球化,因为资本向世界不发达地区的扩张,既能扩大资本和商品市场,又能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则受损于全球化,资本外流,不仅会提高失业率,还会使他们面临工资下降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组织竭力抗议全球化、反对中国进入WTO的原因之一。就国家来说,发达的大国比不发达的小国能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大利益,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获益最大的是跨国资本和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越雄厚,获益越大。而被资本输出的小国,经不起金融资本的潮张潮落,经济会失去稳定,动荡中的阿根廷,就是一个例证。

  问题便在于,在全球化中受害的利益集团和国家的利益如何得到表达并得到保护。这种表达和保护机制的缺乏,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全球化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要消除这个“赤字”并不容易。正如约瑟夫. S. 奈先生所说的:“民主要求政府官员来自大多数人的选择,受任期限制,负责任并可被更换,要求他们一起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但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水平上的政治认同感如此之低,谁是‘我们人民’?‘一国一票’不是民主。如果按照那个规则,一个马尔代夫群岛的公民享有的投票权要比一个中国公民多一千倍。另一方面,如果把全世界当作一个单一的全球选区的选民来对待,实行多数原则,那就意味着超过20亿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通常可以决定一切。”(1)很显然,按照约瑟夫.奈先生的观点,联合国不是一个可以消除民主赤字的国际机构,在那里,无论是一国一票制的决策机制,还是常任理事国体制,都不完全符合民主的原则。

  既不能依赖联合国,又不能搞全球选民按简单多数原则决策,如何解决民主赤字问题?理查德.福克和安德鲁.斯特劳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组织“全球议会”。这个“议会”不由国家的代表组成,它的代表也不产生于全球居民的选举。这就是说,既不要“一国一票制”,也不要“一人一票制”。这个议会的代表来自世界市民社会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是非盈利组织和志愿者协会,也就是说是非政府组织和非商业组织。这样,我们就有了三种全球化的组织网络:全球商业组织、全球市民组织、联合国。在这三种组织中,后两者合作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市民组织大会“还必须要发展与联合国的关系。一个可能性是联合联合国大会组成一个两院制的世界议会。”(2)

  很明显,这是一个全球联邦化的设想。在这个设想里,联合国扮演的是“联邦院”或上议院角色,市民组织大会扮演的是“众议院”角色。这个设计,可以用“众议院”平衡“联邦院”(联合国)“一国一票制”对大国主权的贬值,也可以避免“一人一票制”带来的对人口小国权利的忽略。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决策者,这有利于那些非政府组织众多的发达国家,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受到限制的不发达国家。市民社会的发育和中间组织的成长,都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些不发达国家的市民代表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全球政治的民主赤字还不能被最大限度地消除。

  

  三,跨国联邦化

  

  全球化给全球政治带来一些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人认为,全球化使国家内部的权力有集中化的倾向,比如丹尼尔.凯乐门教授(R. Daniel Kelemen)就指出:“我的发现表明,国际法律综合体(凯乐门教授所指的全球化的两个过程之一--引者注)促进联邦政体内部权力的集中化”(3)。另一方面, 马丁.沃尔夫先生却发出疑问:“国家能在全球化中幸存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挑战。他写道:“一个幽灵,即全球化幽灵,正在困扰着全球各国政府。某些人争论说,掠夺性的市场权力,使得仁慈的政府不可能保护它的人民免受那些潜伏境外的猛兽的掠夺;其他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良善的市场权力实际上在防止残暴的政府压榨它的公民。尽管双方看到的祸根不同,但他们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全能的市场意味着无能的政治家。”(4)

  在我看来,一国内部政府权力集中化趋势和一国外部市场权力全能化趋势,都在导致同一个结果:对超越现存国家实力的需求。国家实力可以分为“竞争实力”和“抗风险实力”。竞争实力又可以分为“交易能力”和“企业培育能力”。这里的交易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谈判、缔结条约和监督条约实施的能力。很明显,一个国家规模越大越发达,可以调动的资源越多,信守条约的能力越强,在国际谈判中所处的地位便越有利,遇到的贸易壁垒也越脆弱。一个联邦制国家之所以要集中一部分本来属于州政府的权力,就是为了增强联邦政府的交易能力。对于那些非联邦制的较小的国家,要提高交易能力,可以选择的方案是联合起来构成一个谈判实体,像欧洲联盟与中国进行加入WTO谈判那样。美国国内出现的集权化倾向,是对超越原有联邦政府权力的追求;西欧出现的联盟化倾向,是对超越原有国家实力的追求。

  而国家的“企业培育能力”,是指在国家国内对企业提供的法律保障能力和资源支援能力,在国外对企业提供的安全保障能力。可以凭经验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小国只能培育出较小的公司,一个大国能够培育出较大的公司,超级大国能培育成超级跨国公司。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多大的土壤培育多大的树木,如果是一鞠土,当然只能培育出盆景,或者叫着小老树,树的侏儒。从实际结果看,只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培育出像波音公司这样超级的飞机制造公司,任何一个单个欧洲强国,都无法培育出一个飞机制造公司来与它竞争。当波音公司要开发新产品时,美国政府可以预付数千亿美元的定单来支持它,即便是德国这样的强国也是做不到的。为了不丧失飞机制造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欧洲诸强国联合起来建立了空中巴士公司。有理由认为,欧洲联盟的诞生,正是欧洲国家想把自己的“企业培育能力”提高到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程度之愿望推动的结果。

  国家的“抗风险能力”,可以理解为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国际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冲击的能力。本文的导论提到,国际市场上的国家,像大海里航行的船只,船越大,安全性越高,越不容易被风浪打翻。可以列举一国货币的稳定能力和国内资源的调剂能力来理解这种抗风险能力。美元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即世界货币地位,奠基于美元体系的稳定性。影响货币稳定性的因素很多,有三个因素很重要:一是经济的增长状况,二是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增长适应情况,三是国际市场对该货币的需求量。国际金融市场对一国货币影响最大的是第三个因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越雄厚,货币流通量越大,国际市场对该国货币的稳定性影响越小。国际投机家想通过大量买卖该国外汇以影响其供应量的企图很难实现。欧洲联盟在政治统一之前,首先统一欧洲货币,就是想增强其货币稳定性,来和美元抗衡。欧元最初定价为一欧元兑换一个多美元,足见其雄心。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产业的国际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个既参与国际分工,又具有自给能力的大国,才有巨大的抗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才小。比如美国,自己几乎拥有维持国内生产的一切资源,但在全球经济正常化时期,它尽可能地廉价利用国际资源;在危机状态下,才动用本国资源。2000年,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缩减石油产量,来提高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入冬季节,美国成品油和天然气的价格立即上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动用1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来让美国人民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此举不仅稳定了美国国内的油价,还平抑了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资本储备状况也会影响一国经济抗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资本雄厚的国家,就像大海一样,资本河流的流入流出不会引起经济的不规则涨落;而资本微薄的小国,比如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外国资本的突然抽退,很容易触发金融风暴。欧洲联盟的诞生并计划东扩,从经济上说,其战略意义之一,是增强整个欧洲内部资源的调剂能力,把自己也变成像美国那样浩瀚的资源大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化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9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