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 郑红:近年来国内外拉美新左翼研究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16-06-29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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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   郑红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内外对于拉美左翼运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左翼”,研究视角聚焦于新左翼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的背景、特征、前景与影响,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领域。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尺来看,新左翼运动属于改良资本主义范畴,而学术界对于它的研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对“老左翼”研究的一些固有缺陷。未来拉美新左翼的相关研究应注意继续加强对相关核心要素的学理探讨,进一步从历史发展、世界左翼与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国际关系互动的维度进行多视角分析。

关 键 词:新左翼;拉美左翼;拉美右翼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AGJ008)的阶段性成果。


拉美新左翼运动是世界左翼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国际政治关注的重点之一。多年来,相关的研究持续不断。本文综合分析了2012年以来中国知网、综合学科学术参考类全文数据库(EBSCO)和普若凯斯特(Pro Quest)等数据库的论文和相关著作,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尺,对国内外关于拉美新左翼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拉美新左翼的相关概念


1.“左翼”和“右翼”

虽然“左翼”和“右翼”的名称由来已久,但是在如何区分它们的问题上,学术界始终未达成一致。比如,“左翼”的概念一直有着多种定义方式,使用也往往根据需要因人而异。文献中一般都是作者直接界定哪些政权为左翼政权,哪些国家有左翼倾向等。至于作者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其具体依据是什么,相关论述往往语焉不详。比如,有学者将古巴共产党视为拉美左翼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有人将其排除在拉美左翼的内涵之外。因而,整体上看,对于“什么是左翼”或者“谁是拉美的左翼”,国内外的认识都较为混乱,“其界限难以确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①目前,国外已经出现将劳工政策以及对工会的态度作为区分拉美左右翼政府重要标志的研究。②但在拉美地区左右翼共识逐渐增多,许多右翼对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日益表现出关切、其政策也趋向中间路线的情况下,单纯用这一个指标还不够。③

拉美左右翼的内涵随着历史演变呈现出了较强的动态性特征,当前甚至出现某种合流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二者进行界定会变得更加困难。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明确喊出“社会主义”口号的称为左翼,反之,主张“资本主义”的则为右翼,这样至少在标签上比较清晰。

2.“新左翼”和“老左翼”

相对于“老左翼”而言,“新左翼”这个名词尽管很新,但实际上它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流行。④整体而言,学界普遍认同1998年查韦斯的上台是拉美新左翼政权崛起的标志,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从时间角度看可以将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作为新老左翼政权的分界点。⑤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厘清新老左翼之间的差别。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是否通过民主选举方式夺得国家政权作为区分新老左翼的标准。⑥这不够准确,也不够全面。首先,它是相对于以前反对独裁和精英政治的资本主义政权的那类左翼斗争而言的,认为新左翼的特色在于坚持民主参与的“粉红色”革命,而非纯正的“红色”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但实际上,一些老左翼政权(比如庇隆政权、阿连德政权)同样通过民主选举和下层路线上台。其次,一些拉美新左翼力量虽然决定参与民主化进程,但它们在国家政治中的角色并不重要,比如转型后的巴西共产党。此外,有的拉美新左翼势力虽然没有控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但通过暴力运动的方式建立了地方政权,比如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⑦

国外也有学者将是否采取新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政策、追求公平与正义作为衡量新老左翼的重要指标。但从实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看,这也值得商榷。首先,这些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抛弃了新自由主义路线,学术界尚存争论。尤其是智利,基本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其次,相对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提出要走“21世纪社会主义”或者“社群社会主义”而言,巴西和阿根廷虽也注意社会公平,但并不经常提及“社会主义”,智利甚至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巴切莱特只是被外界打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不仅如此,上述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有很大差别。⑧

如果从掌握政权的方式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所有的新左翼都再也没有想过要以武力或者其他激进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实践上已经被放弃。其中,萨帕塔主义者虽用武力建立了地方政权,宣称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其政策也带有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主义主张,而且实际上还寄希望于自己“民主、自由和公正”的口号能够在权力和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的社会体系中实现。⑨再从施政主张的视角来分析,尽管有着老左翼的渊源,但是新左翼在政策主张上也不再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是都在尊重既有的资本主义框架基础上,更加追求经济平等,强调社会包容,主张应用国家权力限制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鼓励草根阶层参与民主政治。⑩新左翼上台后,类似阿连德那样的激进社会主义变革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从政权的稳定性角度来看,新左翼控制的中央政府虽然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在其任期内都基本维持了政局稳定,实现了与下一任政权的平稳交接,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老左翼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的情况。因此,将这三条作为区分新老左翼政权的标准可能更加贴切。从这个角度同样可以看出,拉美新左翼少了以往较为激进的色彩,走的是改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3.新左翼内部的归类

拉美新左翼内部仍然有派别的区分。德国曼弗雷德•尼茨(Manfred Nitsch)曾经把它们分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和民众主义政权两类。(11)但这种分类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可能的原因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众主义”这两个名词都属于老左翼的范畴。目前,一般认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权属于激进左翼,而智利的巴切莱特、乌拉圭的巴斯克斯、巴西的卢拉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政府是温和的左翼政权。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两种政权的区分标准,目前尚存争议。此外,对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拉圭和危地马拉等拉美国家的左翼政权应当如何划分类型,研究尚存在空白。(12)从不同文献的描述来看,“激进左翼”有着试图将国家从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理想,在处理劳资关系时“斗争”的思维比较突出;而“温和左翼”则“重新信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3),更加注重对当下的劳资关系进行“协调”。


二、拉美新左翼崛起的背景及其发展特征


1.关于拉美新左翼崛起的背景

就拉美新左翼崛起的背景而言,国内学者倾向于将它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金融统治体系的确立、拉美独裁军人下台与民主政治发展、对苏东剧变的反思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与民众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14)国外的相关文献也提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21世纪初期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对于拉美新左翼发展的刺激作用。(15)以上研究的问题是:首先,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一直存在的现象,国际垄断资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第三世界开疆扩土,而资本的金融垄断体系在二战后实际上已经确立。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因素也同样是拉美右翼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它们都只能是拉美新左翼崛起的宏观大背景,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诸多研究都特别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对于拉美左翼兴起的作用。从历史来看,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负面影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它对拉美地区社会矛盾激化的刺激和社会力量平衡的影响才真正开始发力并延续到现在。(16)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就情理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危害越大,拉美左翼崛起的势头也就应越强劲。实际情况却是,二者之间没有显示出相对应的因果变量关系。比如,阿根廷是拉美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最为激进的国家,也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但并未出现类似委内瑞拉那样激进左翼的反弹。到目前为止,在拉美地区,左右翼力量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特征,左翼没有形成对右翼的压倒性优势,甚至一些国家的新左翼力量都未成功崛起。(17)由此可见,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败作为解释影响拉美左翼发展的原因虽然可取,但不够充分,对其他相关变量的研究也需要深入。

除了以上用定性方法对拉美新左翼崛起的背景进行分析外,国外还出现了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例如,卢莎•布兰科(Luisa Blanco)和罗宾•格里尔(Robin Grier)用这种方法考察了从1975年到2007年间拉美18国总统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成因素。他们发现三个现象:第一,自然资源的丰富在左翼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业、矿业和石油出口增加的国家更有可能选出一个来自中左翼的政党,但石油出口的重要性似乎只体现在委内瑞拉;第二,历史上政治歧视和政府危机越多越严重的国家越有可能选出左翼总统;第三,当右翼总统在任期内出现政府危机时,下一任出现左翼总统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18)这一研究值得重视。

2.拉美新左翼的发展特征

国内学界对拉美新左翼发展特征的研究比较笼统,总体阐述了它们在基于对新自由主义反思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对内改革来实现民众对于政治的参与性民主、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对外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主张发展地区一体化、建立更为平等与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某些拉美新左翼政权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注意,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纳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框架中研究,其发展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轮复兴。(19)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国内对于拉美新左翼发展特征的实证研究有所欠缺。目前只看到有关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美左翼最新发展动向的零星专题论文,相应有厚度的学术著作还不多。但可喜的是,这种局面正在慢慢改变。(20)

相对而言,国外对于拉美新左翼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从搜集到的国外文献看,拉美新左翼的民主改革、经济政策、劳工政策、女权运动和农民运动等诸多方面都有全景式的扫描,其成败和经验得失得到了较多评价,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如果排除古巴,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拉美新左翼的所作所为仍旧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框架内,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试图推翻当前的全球资本体系。在指导思想上,它们没有完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某些思想甚至带有鲜明的地缘特点和宗教色彩;在具体政策上,尽管一些国家鲜明地喊出了社会主义口号,比如,实行经济国有化,让穷人有更多发展机会,但是实质上,这也是以不动摇国家的私有制为前提的;在领导力量方面,无产阶级没有在其革命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总结起来,他们认为,当前绝大部分拉美新左翼的主张和实践都是在对其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良,差别只是在于是否更加重视国有经济、强调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注重社会公平、反对绝对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等等。在国际社会,拉美新左翼从未脱离主流国际体系,或试图摆脱国际分工,只是更加注意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努力实现独立自强等。


三、拉美新左翼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发展前景及影响


1.拉美新左翼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研究者认为,拉美新左翼的发展面临着以下问题和挑战:(1)一些新左翼势力未能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线。比如,墨西哥萨帕塔在国内问题上坚持地方路线、拒绝参与国家政权、脱离群众,其行为被认为是对抗潮流,缺乏同盟,其作用的发挥也因此受到限制。(21)(2)一些执政的拉美新左翼自身面临着指导思想不明确、政治理念模糊、改革路线不清晰和过于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等问题。此外,它们自身的腐败和分裂也对其地位造成负面影响。(22)(3)右翼的对抗和美国的干涉。拉美新左翼的国有化措施及其对美国的抨击,在损害其利益的同时,也会遭遇反制措施。甚至,如果新左翼走向极端,挑战右翼和美国的底线,那么前者很可能会遭到联合绞杀。(23)其中,在美国和古巴的关系走向缓和的背景下,委内瑞拉与美国依旧保持相当激烈的对抗更是值得关注。虽然目前奥巴马政府对马杜罗政权采取了有限施压与干涉的政策,但鉴于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社会矛盾丛生,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内部的异见分子突然发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24)(4)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损害了诸多拉美国家对外出口的增长,也间接影响了其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扩大支出改善社会福利的能力,这有可能重新激化社会矛盾。有学者甚至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当前“拉美政坛左派占优势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25)。

2.拉美新左翼的发展前景

一般认为,拉美新左翼执政的基础将会长期存在,但其发展战略可能会调整,以适应社会形势的改变。(26)第一,拉美新左翼内部温和左翼的力量将会有更大发展空间,而激进左翼的力量将会受到相对压制。同时,新老左翼仍然会共存,其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会继续。(27)第二,拉美新左翼发展的根本希望还是依靠自己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与巩固民主,同时平衡好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应对好反对势力更加有力的挑战。(28)第三,拉美新左翼应当联合自强,走共同发展的道路。不仅左翼内部要联合,也应与右翼联合,共同推动拉美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29)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墨西哥的工人阶级应当与美国的墨西哥裔工人联合,走共同斗争的道路。(30)第四,拉美新左翼当前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应对此次危机带来的挑战,并利用相关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的机遇,促进国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那么新左翼的执政地位将会依旧稳固,也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第五,拉美地区将会继续维持“左”“右”共存的局面。在强调地区联合自强的背景下,双方的力量对比依旧会保持相对均衡状态,其平分天下的基本态势会延续。(31)

3.拉美新左翼的影响

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一般认为当前拉美新左翼发展的影响在于找到了一条不完全等同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道路,其发展模式值得研究。同时,一些拉美新左翼政权还要求实现地区的联合自强,敢于对美国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绝对主导拉美事务的局面,增强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独立性。但也应看到,拉美新左翼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未成熟,其影响并未达到主导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程度,更谈不上为世界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32)此外,“对抗”并不都是拉美新左翼对美政策的主旋律,出于自身不同利益的需要,它们对美国的定位也多种多样。(33)


四、几点思考


国内外对拉美新左翼的研究在时间上基本能够同步,但就广度和深度而言,国内与国外相比尚存在差距。其原因与国内的整体研究力量薄弱、起点较低以及对拉美地区的关注度不够有关。

从文献的综合分析中不难发现两点特征:其一,拉美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从军事斗争、激进改革与寻求“第三条道路”,到选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参与、走改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新左翼崛起的过程中,军事因素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以前。经过几十年的较量,在拉美地区,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想之芽仍在倔强成长,但资本主义发展路线在实质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其二,当前学术界对拉美左翼的研究聚焦于新左翼。甚至在诸多文献中,“左翼”和“新左翼”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再往前回溯文献,同样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拉美地区新左翼运动发展的研究受“国际舆论”的影响仍旧很大,跟风意识比较强,缺乏学术研究层面的相对独立性。展望未来,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首先,对拉美新左翼运动内部相关要素进行深入探讨。

应当进一步从学理上界定“左翼”和“右翼”、“新左翼”和“老左翼”以及“温和的新左翼”和“激进的新左翼”这三组概念。唯有如此,我们对拉美新左翼的研究才能够有比较可靠的逻辑起点。从研究视角上,可以考虑根据时间发展的维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主张等不同角度对不同拉美政治派别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然后在一个共同的标准之下,对其进行更为合理的定位。

应当深入研究影响拉美新左翼发展的内因,其中如何评价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拉美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不论前者与后者之间是否存在决定性联系,单从许多拉美新左翼政权的一系列口号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确被它们视为影响拉美发展的主要障碍,尽管它们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新自由主义主张。

应抓住拉美左翼运动的深层次规律,建立适合拉美新左翼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不但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不同国家拉美左翼的发展现状、政策主张和建设成绩,更要求认真研究对象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耐心细致的个案探讨和比较分析。比如,同为拉美地区的新激进左翼政权,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和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有何联系与差别,就很值得关注。

对于拉美国家新左翼政权政治、经济政策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它们是否实行国有化、承诺提升下层待遇、扩大民主为标准,更不能简单地依据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者其官方的公开舆论宣传来作出判断,而应该以其执行的路线是否真的能够发展该国生产力、提升该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为标准。此外,左翼执政党在推动国家改革的过程中能否顺应潮流完成自身的转型,能否依靠集体的力量而非某一单个领导人的魅力,能否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凝聚力、赢得人民的支持,同样非常重要。同时,还应当注意拉美左翼同拉美右翼之间的斗争与联合对新左翼自身发展的影响。当前研究拉美新左翼运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对拉美右翼的深入了解。实际上,拉美左翼和拉美右翼从来都是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无视拉美右翼这一对立力量的存在,就会无法科学地把握前者。

其次,进一步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关系互动及发展演化等视角对拉美地区的新左翼运动进行分析。

当前的拉美新左翼研究侧重于从国内政治的视角进行静态分析,动态的历史跟踪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全球政治视野,所以存在着以下缺陷:无法完整描述拉美左翼运动发展的基本轨迹,不可能准确掌握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不能明确拉美左翼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把握不清楚前者在后者的发展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无法厘清国际政治力量的斗争格局对拉美左翼运动的影响,不能准确定位后者的发展演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此,对拉美新左翼运动研究可考虑跳出既有的藩篱,一方面从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纵向发展史来研究其当前特色,另一方面也应从广阔的国际社会乃至世界体系的视角,横向探索其与国际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

从国际共运的研究视角来看,对于拉美新左翼发展前景的预测不能因为其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就简单对其采取积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并以此断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会迎来新一轮复兴。目前,更应该认真总结其兴衰成败对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不能因为某些左翼政权采取“反美”的政策就对其大唱赞歌,应综合考虑国际政治大气候、拉美政治小气候乃至拉美国家内部政治微气候对于其外交路线的综合影响,深入分析美国在拉美新左翼运动发展过程中到底担当何种角色、有何种影响,进而把握住拉美新左翼外交路线的本质及其对拉美乃至全球国际关系的影响。

最后,认真反思、借鉴拉美新左翼运动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意义。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选择融入全球化大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思想路线建设,同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议政的协商政治模式,从而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迄今拉美地区以左翼思潮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虽此起彼伏,但除了艰难谋求生存的古巴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于改良资本主义的新左翼运动成为主流。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在外交路线方面,中国力量的迅速增强使得国内改变“韬光养晦”、谋求“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的声音不断增强。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前,所谓的“有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分不开。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当下的中国要有所作为,应如何对待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拉美地区的新左翼运动?“有所作为”“奋发有为”的底线和上限分别是什么?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用阶级斗争思维来主导外交路线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整体低潮的背景下,盲目作为、甚至主张对外“输出革命”会给国家的发展再次带来重大损失。中国应继续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各国人民包括拉美人民的自主选择,而不应四处出击。但是,完全抛弃意识形态的纯实用主义政策显然也不行。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从拉美左翼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当前,“和谐世界”的底线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必须和平共处,至少不能起大的对抗,做到以合作为主、斗而不破。理想的路径是,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和合共生,然后以此为依托,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在全世界的包容性崛起。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才能够超越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为世界所欢迎。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注释:

①靳辉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与拉美左翼运动的崛起》,载于《江汉论坛》2014年第2期;袁东振《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闫明《古巴庆祝反独裁起义60周年拉美左翼国家领导人纷纷声援》,参见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3/07/27/5892s4197048.htm。

②Maria Lorena Cook & Joseph C.Bazler,Bringing Unions Back In:Labour and Lef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April 2013,pp.1~42,see from http://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66&context=workingpapers.

③(27)袁东振《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

④Eric Zolov,“Expanding Our Conceptual Horizons:The Shift from An Old to A New Left in Latin America”,in A Contracorriente,Vol.5,No.2,Winter 2008,p.49.

⑤成晓叶、布成良《拉美新左翼政权的三个特点——基于对拉美老左翼政权的比较》,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⑥⑧Jayati Ghosh,“Left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Economic Aspects of Attempts to Create ‘21st Century Socialism’”,in The Marxist,XXVIII 2,April-June 2012,p.30,p.30.

⑦(21)Leandro Vergara-Camus,“Revolution in Times of Neoliberal Hegemony: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the MST in Brazil and the EZLN in Mexico”,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95~115,pp.95~114.

⑨“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see from http://www.sancristobaldelascasasmexico.com/zapatistas.php; Piers Hobson,“Are we all Zapatistas?”,see from http://www.worldsocialism.org/spgb/socialist-standard/2000s/2005/no-1213-september-2005/are-we-all-zapatistas.

⑩Maxwell A.Cameron,“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Beyond Good and Bad”,in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0,No.2,2009,p.4.

(11)袁琳《德国学者论拉美新左翼政权》,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2)Hectór Perla Jr.,Marco Mojica & Jared Bibler,“From Guerrillas to Government: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Left”,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348.

(13)[阿根廷]阿蒂略•波隆《拉美新民族资本主义神话》,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14)王鹏《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讨论会综述》,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崔燕、王丽《拉美左派崛起的影响探析》,载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何强、张振杰《对拉美社会主义的几点再认识》,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4期。

(15)(16)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Introduction:The Latin American Left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2~4; Jean Grugel and Pia Riggirozzi,“Post-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Rebuilding and Reclaiming the State after Crisis”,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43 No.1,2012,pp.1~21.

(17)(31)袁东振《2012~2013年拉美政治形势:稳定中的新风险》,载于吴白乙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18)Luisa Blanco & Robin Grier,“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48,No.1,2013,pp.68~90.

(19)靳辉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与拉美左翼运动的崛起》,载于《江汉论坛》2014年第2期;柴尚金《“参与民主”助力国家治理——拉美左翼“参与民主”及启示》,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徐世澄《厄瓜多尔科雷亚“公民革命”的成就及其挑战》,载于《当代世界》2015年第7期;成晓叶《试析拉美左翼政治与拉美宗教社会主义思潮》,载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20)在这方面,徐世澄研究员的成绩最为突出。参见徐世澄《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的新动向》,载于《求实》2015年第7期;徐世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发展及面临的主要挑战》,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

(22)周淼《后查韦斯时代与拉美左翼发展前景》,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23)Jayati Ghosh,“Left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Economic Aspects of Attempts to Create ‘21st Century Socialism’”,in The Marxist,XXVIII 2,April June 2012,p.48; Gregory Wilpert,“Venezuela:An Electoral Road to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ism?”,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191~212.

(24)方旭飞《美国对马杜罗政府政策初探》,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2期。

(25)Gregory Wilpert,“Venezuela:An Electoral Road to Twenty-First-Century Socialism?”,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191~212; 徐世澄《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的新动向》,载于《求实》2015年第7期。

(26)周淼《后查韦斯时代与拉美左翼发展前景》,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Ricardo Antunes,“Trade Unions,Social Conflict,and the Political Left in Present-Day Brazil:Between Breach and Compromise”,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p.255~274.

(28)周淼《后查韦斯时代与拉美左翼发展前景》,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牛海彬《拉美左翼运动兴衰》,载于2013年3月7日《东方早报》。

(29)袁东振《政治变迁与拉美左翼的变动趋势》,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成晓叶《拉美左翼政治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载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2期。

(30)Richard Roman and Edur Velasco Arregui,“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the‘Democratic Transition’,and the Mexican Left”,in Jeffery R.Webber and Barry Carr(eds.),The New Latin American Left:Cracks in the Empir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p.296.

(32)贺钦《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33)“Latin America’s Left-Leaning Future:An Interview with Steven Levitsky”,in World Future Review,Fall 2012,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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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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