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乘光:陈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23: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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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乘光  

   陈云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现实基础、根本原则和思想方法的认识、探索和揭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学习、信仰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有一个学习、信仰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首先,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如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特别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明确指出:“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一个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1]144、陈云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学习的榜样。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阅读过许多马列书籍。在延安时期,陈云所在的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集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著,坚持了4年多,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里,他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左”的思潮的遗毒和右的思潮的滋长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陈云又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2]1783、1784

   其次,要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持是建立在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陈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38年4月,陈云在延安军政大学所作的题为《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报告中指出: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3]241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对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等做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条就是坚持“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怎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呢?首先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137-138只有坚定地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地坚持以其为指导,解决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再次,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68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742-743所以陈云特别强调“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1]143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学习哲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和观察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2]1387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还必须注意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一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把理论当作教条,轻视实践,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二是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经验主义崇尚经验,轻视理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反对经验主义。三是要反对“过时论”和“无用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有人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陈云旗帜鲜明地指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5]370

   二、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信仰和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必须解决现实基础问题——中国国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对象有其特殊性,离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就只能是无的放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对此,陈云有着深刻的认识。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6]633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作为作为出发点。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民主革命时期,陈云从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社会各阶级现状等诸多方面对旧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关于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矛盾占着首要的地位。又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很落后,在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于阶级结构,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优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可以与他们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遭受种种压迫和剥削,生活在多重痛苦和压抑下,因而拥护共产党,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帝反封建作坚决的斗争,在革命中发挥伟大作用,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除了工农以外,还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中国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他们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显然,陈云的分析是符合旧中国实际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陈云才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对党的建设和财经工作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十分注意研究和正确地把握国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经常强调我国是“大国小生产”这一特点,抓住了我国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生产力水平低,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的特殊国情。1950年6月,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农村是很分散的,我们的国家又这样大,生产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产,东西是在一家一户的,城乡的物资交流都靠我们的贸易公司不行,这样做会害了农民。”又说:“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7]94、96这里,陈云实际上指明了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农业国,分析了农村经济分散、零碎、一家一户的特点,从这一分析出发,提出了必须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并发展城乡经济贸易的正确主张。在《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中,陈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7]130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由于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私有的生产者和流通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外经济关系方面,在旧中国我们是被剥削的农业国,新中国建立之后,必须改变进口粮食和棉花的状况。因此,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这一期间,陈云更加注意研究我国国情,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深刻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要摆在自给上面。1980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10亿人口、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8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5]281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这一基本事实,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为了把理论和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而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就需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如何抓好调查研究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陈云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1947年就曾经主张,我们做工作时,“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1]3431957年,他又说:“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样决定的政策,才有基础。”[5]46到了1962年,他又强调,“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5]189如果把主要力量放在制定政策而不是了解情况上,那就是本末倒置。在如何进行调查方面,陈云强调要坚持实行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坚持到人民群众中去,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1961年6月,陈云在上海市青蒲县小蒸人民公社整整住了15天,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要的政策性建议。陈云这种注重调查研究的精神,对于正确把握国情,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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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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