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生命因你而辉煌——《转型期中国改革与社会公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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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君 (进入专栏)  

  

  落日溶金。起伏的山峦红装艳裹,更托出“黄云万里动风色”的壮美。我脚下这片土地,身旁这段残垣断壁,是30年前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方。当年对我呵护有加的老妈妈、大半辈子呕心沥血操劳的老队长都悄无声息去了,我一千个日夜居住的小土屋仅存风蚀雨剥后的残壁,残壁上爬满了长青藤,在日月辗转的余晖中尽情昂扬生长。

  30年前,踏上这一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作为社会人进入社会了。那是高中毕业后的第3天,1975年7月16日。下乡知青的车队仅到公社,队上的保管员,人们敬称他林幺爸,把我领到这里。我在多部著述里提到的老妈妈,就是林幺娘。这位已经养育了5个孩子、豁达慈祥的农村小脚妇女,把孤苦无援的我视为第6个孩子。这个家因有队一级干部,并且是保管员,日子比其他人稍好一点。而稍好一点,也仅仅是可以保留几个鸡蛋。我来林家“混”饭吃,老妈妈总要在我的饭碗里“埋”下一个鸡蛋,还有几滴油珠。同桌的兄弟姊妹们视而不见。每当自己回想起那情景,感动与歉疚油然而生。如今我的孩子也接近自己当年下乡的年龄,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鸡蛋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志向的事情。

  老队长身子瘦小,略有残疾,走路一蹶一跛,但精力充沛。他公而忘私、凡事身先士卒,赢得方圆几里的乡亲们交口称赞。他口才极好,记忆极好,队上开会,什么政策呀、形势呀,口若悬河。一年到头披星戴月,率领我们开山劈岭,“敢叫日月换新天”。石坡上种起了庄稼,禾苗虽然倔强,毕竟弱不禁风,一年又一年的辛劳,并没换来“新天”,乡亲们依然食不饱肚、衣不遮体。老队长常常荷锄而立,仰望苍天,浑浊的眼神分明闪着无奈的质疑和无限的惆怅……

  夕阳下不再有呛人的炊烟漫过田垄。人们烧起了煤。我是坐朋友的小车来的。当年肩挑谷子送公粮的羊肠小路已变通衢大道。来的路上,找不见记忆中的那山,那水,那田坎。一起披星戴月犁田打耙的同龄人都外出挣大钱去了,留下老婆孩子,和一幢幢翠竹掩隐的砖房。看到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我想到鲁迅《故乡》笔下的“润土”。这些孩子,与他们父辈的童年相比,可谓天上人间。物换星移,时代与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尽管中国农村的变化参差不齐,还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贫困依然对他们虎视眈眈。毕竟,在农村大片土地上,“换了人间”。

  我们这代亲历了改革前后两条路线对社会发展产生什么作用的人,对小平说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感同身受,对今天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强烈的历史视角。脚下这片土地的变化是我观察社会的基点。问题再多,矛盾再尖锐,都不可抵消改革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光明前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坚定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和始终为改革辩护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十六大报告如是说。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想想改革前的20多年,比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设置出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带有很强的钢性,哪怕是小小的触动,都可能遭致灭顶之祸。如不是“文革”十年浩劫导致物极必反,改革还将延后。从1978年拉开改革序幕,到1992年确立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了整整14年,其间反反复复若干次回合,悲壮而凄美,足以见传统体制的钢性之强。即使在已经确立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两届新任国家总理在记者会上也先后表达出“淌过雷区”及“苟以国家生死与”的“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气概和决心,昭示了推进改革所遭遇的悲剧冲突。为什么说改革经济体制需要“巨大勇气”,也就昭然若揭。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伤害曾经作为共和国经济基础和支柱、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变国家的经济成分结构,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进而改变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些,会不是天大的事?会不承担社会阵痛的责任?会不是悲剧角色?

  既然改革到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步,国有企业必将彻底失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优势,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其传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历史把改革发展的决策者、实施者推到二难选择的风口浪尖上——要么回到传统体制,更弦易张;要么执意推进,改革国有企业。事实上,作为改革的决策者、实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1992年,市场经济早已势如破竹,在争夺市场的较量中,不少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已经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你纵然有天大的力量和智慧,也不可能把迅速膨胀的这个市场经济“魔鬼”再放入魔瓶了。唯一的选择是改革国企,而且刻不容缓。这就是历史趋势。任何历史人物推动国企改革,触动共和国的国脉,都可能是悲剧角色,都可能背负一世的“骂名”。

  中国该不该改革?这个早在26年前就非常明了的问题,在面临众多时代沉疴、社会沉疴,特别是工人的横向比较境遇普遍下降的今天,却变得扑朔迷离。作为经历了两个时代的我,痴心如初:中国选择改革,选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选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对外开放,选择处理国际关系和维护国家利益时遵循求同存异、“和平崛起”的原则立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的一步。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十六大报告已经作出权威性的评述。我不再赘述。既然要改革,就必然要与传统势力、习惯势力短兵相见,“到疆场彼此弯弓月”。马克思早就说过,新生力量在出现的初期总是柔弱的,总是带有悲剧性的。这是因为当历史把改革者推上登上政治舞台后,把历史的使命重重地压在他们肩上的时候,这些改革者往往是以个体对抗传统势力、习惯势力的明枪暗箭,难免寡不敌众、防不胜防、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注定了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们,往往是悲剧结局,其行动,每一次都是悲剧性选择。

  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致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惯势力、传统势力没遭受致命一击。几番博弈,这些习惯势力、传统势力从两个方面破坏改革。一是利用传统体制赋予的绝对权利掠夺改革成果,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成为社会“新贵”,从而改变了改革的性质,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动摇改革的社会基础。二是用过去的“理论上的圆满”和“局部的圆满”与今天“社会新贵的罪恶”相比较,蛊惑人心,离间人心,使本身就在风雨飘摇中举步维艰的改革充满变数。明明是传统体制弊端所形成的势力利用社会转型新体制还不健全趁机吞噬改革发展成果,他们要说是改革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明明是改革必将铲除这些罪恶,他们要说是改革保护和纵容了这些罪恶;明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承受破坏力量所转嫁的阵痛而忧心如焚,虽然推出一个个举措,却常常在“过程”中被窜改、“走形”,他们要说这些决策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向前迈一步,还是回过头来治理整顿,总会被传统势力所利用,成为新一轮掠夺社会财富和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机会。而这些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又成为另一股反对势力借此攻击改革的口实。改革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那是政治家们的事,老百姓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面对改革发展进程中老百姓眼前的、个人的利益严重受损,谁来“买单”?反对派决不会把“买单”的责任推到传统体制性弊端派生出来的“社会蠹虫”那里,极力把人们的视线移到力主改革的政治家身上,坚持认为,这些力主改革的政治家才是“社会之罪”的始作佣者。历史上,任何一位改革者都面临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担改革之痛、千夫所指的风险。今天的改革,也难以跳出历史的铁律。

  何况,发展市场经济本身也充满政治风险——那就是改革发展能不能很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是虽有血亲联系却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主要体现为自由竞争,注重效率,本身不承担公平的责任。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看得见的手”,则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一个艰难的互动过程。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人们的创造力和进取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是“赢者通吃”。自由竞争的胜利者再次占据优先享用资源的地位,如此循环发展,在增长的乘数效应中演绎着惨烈的市场厮杀,包含着深刻的“恃强凌弱”的社会不公。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由此引发出来。三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给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提出了如何解决非公平增长的难题。事实上,对公平的追问一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历史。经历了一次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才日趋完善。我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看到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在资源配置“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承认“资源配置不公”、“赢者通吃”,同时注重“再分配”,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受益。而“再分配”往往是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到此,市场经济体制寻找到了维系社会公正的支点。我想,这也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最终果断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证基础。

  但是,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就把“公平”放在了“效率优先”的从属的、“兼顾”的位置上。这不仅有因历史的陈见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误读,更有在市场经济初始时期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都归咎了传统体制的弊端,而忽视新起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严重的弊端,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和矛盾。

  改革之初,邓小平就严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那真的就走上邪路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个别到全局,本身就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过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这“两个让”本身也是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大前提就是社会公正。数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公正已经深入人心。非均衡发展必然挑战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一不小心,都会导致制度危机。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而且也暴发了一批超富群体。更严重的是这批超富群体并非都是“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裕起来的,而其中不少人是通过传统体制弊端的力量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弊端的力量致富的,富裕之后不仅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却常常恃强凌弱,践踏社会秩序和法制,把向来乐天安命的老百姓搅得无法安宁。社会地位“高”而自身素质低,这是暴发户们的通病。而他们突出的社会地位加重了他们低素质的有恃无恐、践踏社会公正的行为的社会危害。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实践,最初是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窒息社会活力的弊端日愈突显,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验,使人们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之后选择发展市场经济,又是20多年,人们再也经历不起一次信仰危机了。如果说,现代网络是抒发民意的地方,那么,在网络世界,怨恨之声充塞其间。与改革之初普遍支持改革的民意相比,如今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信仰危机,至少已初露端倪。2005年在全国铺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起因之一就是解决一些共产党员信念动摇的问题。

  而经济发展本身也关山险阻——这就是“现代化的陷阱”。圆明园防渗透工程在专家们之间和全社会里激起千重浪,绝不仅仅是对这个工程本身是否科学的质疑,因为更根本的难题是北京城市扩展速度过快致使整个自然生态循环系统被破坏。这个根本性的难题没有解决,圆明园湖的湖水最终会枯竭,所有的补救措施不过是苟延残喘。还有上海城市下沉速度加快的问题、珠江口海水倒灌问题。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往往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份专家调研报告揭示:按绿色GDP计算,如果扣除环境治理的费用,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是负数。即使这个论断没有权威性,仅此给我们以警示,说生态危机是悬在我们经济增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恐怕并非危言耸听,在知识界已取得共识。改革发展需要考虑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经济发展难道不需要考虑自然可承受的程度?进而论之,经济增长与消耗资源相关。我国资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国际平均值,2003年我国消耗的水泥占世界的55%,钢材占26%,煤炭占30%,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的1/4。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已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顽疾,深层次的问题是透支子孙的资源来支撑今天的高速增长。这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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