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对“行政化办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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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问题的引出


退休使我成了“闲云野鹤”,不用去操心工作了。最近从网上看到年轻同事们谈对自己工作的看法,讲同城一所学校老师批评一个学生后,该生回家自尽,后来法院判学校和教师也要承担40%的法律责任,再谈到师生之间种种矛盾和冲突,哀叹教师职业成了“高危行业”。多年来,涉及学校教育的各种腐败新闻不断被披露,有些性质十分恶劣,因高考失败而自杀的学子几乎年年都有耳闻,不少有识之士对教育的指责也是越来越尖锐,甚至提出教育再不改革,人种都要退化(资中筠语)。同时年年讲改变应试教育,实际上是“越演越剧”。种种现象都说明我们没有找到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没有找准“病因”。


如何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们对社会的基本认知,改革开放使我们放弃了不少“革命口号”,或者说不少认识做到了与时俱进。但更早时期产生这些革命理论的认知,例如严复先生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风行百年,到今天依然是知识界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对此认知并没有认真思考,提出的质疑也没有进入主流媒体。但这一观点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应试教育的长期存在,还是家长们最流行的态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观点作为基础,这也是相当多读书人(包括“精英”们和普通人)对社会看法的基调。这八个字很少镌刻在学校的墙壁上,但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学校工作的核心思想基础,可能提出异议的人不会很多。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百多年前严复编译《天演论》内容的高度概括,当时风靡中国读书人,而且百年不衰,我也深以为然。对这八个字产生思考是源于同龄人徐友渔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当我在70年代初期读到赫胥黎此书的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却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因为我看到赫胥黎在此书阐述了一种与历来印象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天演论》是这本书的翻译版,徐友渔认为:“严复对原著作了与原意背道而驰的误读,中国学界一直没有人指出和纠正,反而追随严复的误解,造成声势,形成定论。”我很同意徐有渔先生的这一观点,这八个字对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尤其是如何认识“教育”,应该怎样进行教学活动,实在太重要了,不能不重新认真思考。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在“进化”的,但这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物”,则物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回答了生物进化的规律。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也可以认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达尔文的学说也就部分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人类社会完整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不同在哪里呢?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人的生物学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人类社会的“尊老爱幼”、“救死扶伤”是最直接的反生物进化规律的表象。而市场的出现,货币的发明直接否定了“丛林法则”。今天 “弱肉强食”的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得到遏制。是什么力量遏制了这“丛林法则”而建立了人类社会呢?赫胥黎把这种“力量”概括为“伦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我们认真体会他所指的“伦理”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也就是控制人类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是人类从生物界那里继承的“生存斗争”的“天性”,是天然的;另一个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力量,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两种“力量”实现了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人类社会实际出现和存在的种种现象印证了这个理论:强制、暴力等现象是“生存斗争”力量导致;而遵守“道德”、“法律”、“契约”等现象是以“文化”作为基础。而所谓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指自然状态越来越式微,而人为的“有序”状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他的这段话就清楚说明,一个人的“集合”(指所有人和“人群”,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国家……)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被“消灭”;如果“生存斗争”能力太强,压制了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情况会更糟,将自我毁灭。而我们理解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是强调了要有竞争能力,而忽视了对竞争能力的遏制。在现实的世界里容易让人们感受到“强权”的力量,“胜者为王”,“弱肉强食”,各种生存斗争肆意妄为,但在这众多表象的背后,“文化”依然显示了它的力量,任何“强人”难逃对“神、鬼”的恐惧,任何成功的政治家也会恐惧“史书”的记载。我们的思想意识如果不能与“规律”合拍,认不准社会发展的真规律,当然在行动上就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强者”或是“适应者”,无论是希望成为世界的强国,还是希望民族复兴,都只能是“梦”。


如果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中国能发生文革这类极荒谬的大灾难,按照赫胥黎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如果这种天性(指斗争能力)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文革的发生是强权得不到控制,控制社会的另一种力量,也就是文化力量被极大削弱的后果。而中国文化力量的削弱主要是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的,这场运动后,原来应该由“文化人”也只能是“文化人”占领的“教育阵地”被丢失了,这是几千年不曾有的社会“畸变”,而后发生的惨烈社会饥荒和极其荒谬的“文革”,都是这一“畸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日也依然没有走出这一“畸变”的阴影。在专制的清王朝都有“乞丐(武训)”办学的故事,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权力”开始进入学校,每所学校都是各级“权力”链条上的一环,校长都有行政级别。原本蔑视权力的地方引入了权力,原本改变“丛林法则”的地方恢复了“胜者为王”,这充满“火药气息的阵地”能是学校吗?如今这种“畸变”了的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们陆续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中国所有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从没有受到完整教育的这一代代人身上找到原因。学校是加强学子“生存斗争”的能力的培养;还是交给他们如何克制自己的“天性”,如何去限制“权力”的肆意妄为;这是一个是“畸变”了的学校还是常规学校的分水岭,马虎不得!


学校应该秉持的基本理念


赫胥黎所提出社会进化的观点在今天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处存在“竞争”,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是不行的;但“生存斗争”能力过强,也是不行的,将导致自我毁灭。这个判断前一部分大家都接受,而后一部分大家常常“遗忘”,是社会不能正常发展的原因。学校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在自然进化中生存斗争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去成立学校。人类社会所以要开展教育,要办学校,主要是为了遏制野蛮天性,培养区别于动物的人性,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养性”,而“学文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把手”。今天学校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个是教学子如何“做人”,这是主要的;一个是如何“做事”,是将文化扩展到更多领域。


学“做人”不是学做“胜利者”,而是学做“平常人”。诚实、言而有信、谦卑、怜悯等等这些 “低调”的人生态度才是“做人”的基本内容。在改革初期,南京4中提出了新教育理念:“和风细雨展淑女气质,谦恭礼让显绅士风度”,“出言吐语勿忘语言文明可净化心灵,行为举止切记恶小不为能修身养性”,这些理念也是民国时期学校常常提倡的,是符合办学基本目的的。也许你会说,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去讲“修养”,去讲谦卑,可能吗?不是自取“灭亡”吗?这种看法实际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文明社会真正运行的规律,把握不住谁是这个社会真正的“适者”。是“绅士”还是“流氓”;是“淑女”还是“泼妇”。


学习文化是我们学“做人”的“工具”,是通过学文化来陶冶我们的性情,并不是把学文化作为主要目的,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不器”就有这个意思,我们提倡“因材施教”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学校真做到这一点,何来师生之间的种种激烈冲突呢?一所好学校应该给学子们提供多种文化去选择,每个学子不可能面面俱到。现在学校都把“偏科”作为一个学子的大缺点,这实际表现出的是教育理念的偏差,忘记了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如何“做人”。教师在教学子如何“做人”上主要靠“为人师表”,在校园中创造出一种环境,而这个环境首要是人与人的平等,而不是谁比谁“高明”,这也是“自尊”的基础!每年的“三好生”评选是最没有效果的“德育教育”之法,也是对“真道德”的亵渎。


南京4中当时提出的这“真教育”理念很快就昙花一现,有些学校的校训中或许也有这方面内容,但都只能是“陪衬”,现在的学校可以说无一不将“励志”作为学校校训,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之地。说到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校长、教师、家长最大的“共识”,“胜利者”是人们仰望和羡慕者,把学校作为学子们的“竞技场”,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正是我们学校教育问题多多,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误入歧途的理论基础。“作茧自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今天中国教育的写照。


行政制度是典型的“级别”制度,是将“强”顺序化,行政办学不可能按真正的教育理念去办教育,而是自觉不自觉实行崇尚“权力”的教育,默认不平等现象。这些是和真正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学校不可能脱离社会,但它应该是尽可能摆脱“生存斗争”的地方,虽然实际效果可能很差。而对极广大弱势民众来讲,进学校学文化是他们掌握“文化力量”的重要途径。这里是展示人类理想的地方,应该是“弱者”肯定能获得尊重的地方。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导致大家对行政办学的认可,时间长了,把“畸形”看成了常态,我们对教育中出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大部分问题的源头来自“教育行政化”。


必须对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进行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和法治的“元素”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它的要害是“权力”绑架“文化”,使得世俗“权力”更强,而削弱了“文化”对野蛮天性的遏制作用。这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遭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而最终在1905年被明文废止,随后有了民国时期文化的大发展,每位军阀枭雄也对“文化人”有所畏惧。但后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使“科举制度”死灰复燃。全国统一进行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本身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在文革刚结束之际,拨乱反正,矫枉过正,举行统一考试入学是政治上明智之举,但步入正常发展时期,必须将教育交给“知识分子”自由发展,而不是政府“垄断”。以高考为“龙头”的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文化教育体制成了公开对“人”划分“等级”的制度,是野蛮和落后在“高科技”时代的表现。知识不是物质,不存在你有他就不能有,追求知识的努力一般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也就谈不上触犯“法律”。现在每年高考都有警力介入,作弊是触犯法律,说明高考已经和“真”文化教育没有关系,不过是在利用“文化”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好”的社会的确应当是有文化的人收入高一点,好学校要选“英才”而教,但这些决不能是行政权力来做的事情,一定去做,说轻了是违反文化教育的规律,从法治上讲是“违宪”行为。


一个人能否摆脱贫困在常态社会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在非常态社会是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决定的,从来不存在靠文化决定是否贫穷或者富裕的社会。把高考获胜作为摆脱贫穷之法的宣传是极不负责任的,“真文化”和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学校教学活动主要是考虑它的“真文化”价值,同时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真要实现其商业价值也是一个漫长的路。一个比较贫穷环境中的青年学子要想改变命运,在常态社会里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并无其他捷径。每年的高考成功者毫无疑问是同龄人中智商较高的一批,这批人如果认识不清我们的社会,沉湎在“考试”获胜的喜悦中,高考很可能是他们走向平庸的开始。从自然状态上讲,任何贫困地区都会有具有竞争力的青年冒出,而我们的高考迅速将这些“人才”挑出,让他们离开故土,并让他们成为没有真正竞争能力的“书呆子”,这是贫穷地区长期落后的真正原因。


高考最主要理由是高教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上大学,都上好大学不可能。这里有几个问题,“教育资源”有限如果是在动乱或战争之后不久是可能成立的,例如文革结束时;在和平发展数十年之后如果还是缺乏,这就是社会管理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社会有钱可以吃喝嫖赌,但“买”不到学上,没有地方去“修身养性”,这是怎样一个奇葩社会呢?受教育,尤其是上大学,并不是人人天然喜欢的事情,所以才有“十年寒窗”之说,人人都来挤这上学的“独木桥”实在是受了“蛊惑”,也是不少经济政策出了毛病的缘故。一所学校希望有自己特色,珍惜自己的声誉,来求学者多,招生有限,这个矛盾应当由学校自行解决,一般是采取考试,但这过程应该由学校组织和监管,你可以委托其它文化产业机构,如“考试公司”、“人才公司”,唯独不能交由“权力”机构。因为“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世俗权力进入学校必然导致学校“变态”,这是不符合我们办学的基本目的。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长期争论的政治历史问题。自从社会工业化以来,社会相当多的管理都有所谓的“技术含量”,采用行政管理通常是低效而浪费,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因素。而作为文化教育事业更是复杂和多样,采用行政管理实在缺少“道理”。各级学校热衷于考试,不过是掩盖“外行领导内行”的现实,应试教育的顽固存在是学校行政化的必然结果。我不会下围棋,但一定要管理和评判棋手们,此时一定会想到举行比赛,由比赛结果来说话。文化教育极其复杂,不可能有人全部精通,这就导致学校行政化后通过“考试”、“考核”来实现对学校的管理变成常态。应试教育是不符合教育的规律,弊端太多,而要克服不得不考虑各级学校的去“行政化”。


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离不开“统一标准”的建立,而“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也就是不存在统一判断对错的标准,做为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的学校自然要摒弃按一张考卷进行的“排队”的做法。教学的过程会常有“考试”,但目的是为了享受文化带来的愉悦,促进学习,不是用来区别“人”的优劣。我们在高考时采用“总分”来评判,从逻辑上讲,不同的物体是不能“加”在一起,八只马加两头牛等于十个动物,这有意义吗?一个会计算微积分的普通教师和一个靠唱歌出名的“星”谁更有“文化”,这能说清楚吗?再如我们考试后,用总分来评判学子的学习好坏只能是一个很粗略的做法,但我们划出明确的“分数线”,以此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不是缺少道理吗?对缺少基本逻辑的东西奉若神明,认为是“公平”的,这不是缺少理智而愚蠢吗?有学校就会有考试,我们不是反对“高考”,而是终止政府主导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这实在是振兴中国教育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理解社会中的竞争和平等


高考制度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平”、“平等”的渴求。“平等”可以讲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而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追求,但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现实社会的复杂,每个人在“生存斗争”能力上是不可能平等的,有人天生强壮,有人多病;有人生于富豪之家,有人家境贫寒;有人生于北京首都,有人降生世界屋脊……,这些现象反映出的道理是:在生存斗争中是不存在平等的,只有弱肉强食。按照自然法则去优胜劣汰,胜者通吃,同时这又是自然界的“公平”,两只狮子赤裸裸直接撕咬这是“公平”,一旦失去了自然状态,例如一只狮子有了“工具”,有了“帮手”,“公平”就不存在了。而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是非天然因素之外不能人为出现不平等现象。我们追求的“人生而平等”,是指不能制定区别例如“城里人”、“乡下人”之类的“标准”,户籍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公平”。“平等”也意味着我们选定一个“标准”之后不能在制定其它标准,例如我们决定以考分作为入学标准,你再加上“户籍”条件,此时“平等”就没有了。人们喜欢体育比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现了“公平”,但人们在赞赏“公平”的结果中往往忘掉了产生结果的“过程”,也就是体育比赛是建立在人为的、单纯的、透明的“游戏规则”基础之上,在复杂的现实中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基础。例如初中和小学都以“就近入学”作为“标准”,何为“就近”?就出现了以户籍地址为准,这样又牵出“落户”的条件……,这种难以确定的“标准”何谈有什么“公平”吗?人们渴望教育的“公平”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这和人人有同样的工资水平一样是一种乌托邦思维。而文化教育的出现是希望改变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摒弃“你死我活”,大家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不希望有“级别”,更不希望用“文化”建立不平等的“级别”制度。


每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同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也希望能将事情干得更好;社会需要稳定和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少数的“人才”来领导;高等院校需要“高智商”的青少年;企业管理需要能干的企业家……。这一切都说明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和必要的,为了管理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也是需要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人类抑制“野蛮天性”的同时又保持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突出“创造”是市场制度的建立,在市场“规则(契约)”的规范下展开“竞争”,人们往往将“市场竞争”现象和人类野蛮天性不注意区分,如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物竞天择”所表现的是生存斗争,狮子捕食掉跑得慢的斑马,只有强壮的雄狮才有交配权,这样下来,只有跑的更快的斑马,更强的狮群才能生存下来,这是“生存斗争”。而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交换”,不是“你死我活”,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掠夺”。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上只有走市场化的道路。例如允许口碑好的学校收费,更重要是允许这些好学校扩张,兼并所谓的“弱”学校;主张每所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公平的真正障碍是学校的“行政化”,不透明的教育财政拨款,重点(实验学校、示范学校)学校的确立,都是教育中不公平的源头,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


人们常常希望有文化的人作为社会的“强者”,是社会最“适”者。这实在是“空想”,文化的特点是多元的,而且越是高深的文化能被认知的人就越少,“阳春白雪知音稀”就是这个道理。现实中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孤独”,毫无“强势”可言。上世纪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斯文扫地,受尽凌辱,何谈是“强者”?人们羡慕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科学家、教师的工作,羡慕文艺工作者豪华生活;一定要注意,这一切这如果是市场规律的结果,则是正常的;如果是“权力”的作用,是靠“权力”来提升“文化人”的经济地位,不过是对“文化”的腐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对“权力”的束缚力,同时破坏了市场秩序,是不会持久的。


教育改革的困难和前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长期误读,造成人们对权力的迷信,在观念上推崇“胜者为王”。而在现实中,学校基本上都是行政管理,有复杂而完善的考试制度,教师有完善的职称制度,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看上去十分完美。权力行政机构长期介入教育,使我们的社会有了一个靠“级别”维系的庞大教师队伍,进入这个队伍最大的好处是有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收入,有真正意义上的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和法定假期,相当多的人其稳定的收入来自“权力”的直接“配送”或是通过“垄断”间接获得。这是人们最向往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挤入”这个阶层,这也是学子一定要参加高考的真正原因。


这个阶层的出现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问题所在。用“权力”确定的秩序势必和市场经济规律引起冲突,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正常市场规律的建立。市场规律中的薪金是由社会中“智力”和“体力”的供需情况来决定的,一般是遵照“按劳取酬”的原则,怎么能出现高考成绩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的这种现象呢?怎么能有长期存在的由职称来决定你的薪酬呢?这个阶层不断践踏“按劳取酬”的社会底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弃“劳动”,利用各种机会“挤”到这个队伍中来,大家都知道产能过剩,但没有注意到“高教”过剩,“知识”过剩。这支僵化而臃肿的队伍,不仅在文化教育上是低效的,也无助于科学和创新的发展,同时严重拖累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颠覆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教育形式面临大变革。例如高校可以完全满足学子需求,“独木桥”很可能成为“康庄大道”。从各方面发展来讲,行政办学将会成为历史遗迹。


也许会有人讲,学校行政化是为了“掌握政权”的需要,必须“占领教育阵地”,这种认知是缺少逻辑的。“权力”就是对强势的“宣示”,容不得“讨论”,主要表现在对“武装力量”和“司法”的管控上和对社会不稳定现象的管控上,和学校教育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确有对“教育”加强管控的理论论述,主要是法家提出,也就是提出要长久掌握政权应该实行“愚民政策”,也就是让民众没有文化,只知道干活、打仗的百姓是可靠和容易管理的。如今社会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是造“机器人”的时代,不是把人变为“机器”的时代,法家的这种观点不会作为执政者的理念。垄断教育,实行行政化办学不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国家政权来管理一切,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在现实中被打得粉碎,首先在经济上不得不放弃“计划”,而在文化诸多事业上,尤其是教育界,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同时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教育和政治紧密结合无助于政治的稳定,很有可能形成不稳定的元素,文革就是从行政化的学校开始的,历史值得借鉴。


小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是对赫胥黎原著内容的误读,但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导致了对行政办学的认可,形成了由高考来“指挥”所有教学活动的“畸形教育”,这种“错位”现象的长期存在可以解释上世纪政治运动频繁的原因,也可解释我们现阶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政治、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位“老三届”人对教育的思考,也是对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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