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裔平:“文革”往事: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17: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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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裔平  

  

   手头上有一份旧档案资料,是1969年6月江苏省江宁县铜井公社洪幕大队革命委员会响应"侯王建议"对洪幕小学的5名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总结稿。今天读它,耐人寻味,它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点上重新回忆一下"文革"。

  

   何谓"侯王建议"

  

   如果说"文革"前期"侯王建议"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似乎并不太确切,但从建议中提出来的将"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这个直接结果来看,算得上是大事一桩。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后全国几乎所有农村小学都下放到大队来办了。

  

   对"侯王建议",百度上有如下叙述: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侯振民、王庆余认为,这样做有五点好处:(1)"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小学直接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2)"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实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4)"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队监督劳动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也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5)"可以减轻国家负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侯王建议说的那五点"好处",每一点都是特定历史下的胡乱臆说,且话语霸道。凭什么说"县文教局领导中心校,中心校领导高完小,高完小领导各小学"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凭什么说学校非得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是唯一可选的,难道县文教局就不是共产党的治下?可以相信贫下中农可以管理好田地里的庄稼,凭什么说让他们管理学校就一定比知识分子管理学校好?让担任教师的地富子女回本大队教学,"便于受到群众的监督",说得多轻松,其实是让他们背上的那个十字架更沉重,是极端的粗暴不人道!侯王建议公布后,尤其是"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这一条在全国得到怎样的响应,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洪幕大队这份档案材料中略知一二。

  

   洪幕小学的"响应"

  

   洪幕小学共有5名教师,其中3名公办教师,民办教师2名。3名公办教师中,徐老师爱人孩子在南京城,月工资44.5元;另2名吕老师和张老师是夫妻俩,原籍是邻近的江宁公社人,带2个孩子一家4口人住学校,工资分别是39元和27元。2名民办教师是万老师和孙老师,都是本大队人,他们虽同为民办教师,但计酬方式也不同。万老师是"文革"前的民办教师(当时称"老民办教师",数量很少,以区别于"文革"中大量增加的"新民办教师"),拿月工资,其月工资由国家财政补贴几元,余下由学校收缴学费和大队核算补足到每月22元。而孙老师则完全由大队计工分,年终按工分所得获取报酬。

  

   根据档案材料显示,洪幕小学响应"侯王建议"是将3名公办教师的工资也改为计工分,名称叫"民办公助"。具体做法:教师同生产队社员一样按"大寨式记工法"(跟大寨人学的,社员每天的工分"自报互评"确定)计算工分,工分标准分为三等,一等工相当于强劳力,全年拟380~400个工;二等工高于中等劳力,全年拟350~370个工;三等工不低于中等劳力,全年拟300~330个工。每个人的具体等级,需经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教师三结合的评议小组评议,最后由大队革命委员会审定。根据档案材料,审定结果如下:

  

   吕老师定为一等工,全年380个工;徐老师和孙老师定为二等工,全年360个工;张老师和万老师定三等工,全年310个工。每个工以1元计算,这部分叫"民办"部分。具体算到每个教师账上,对照原来的工资标准,如出现缺额(达不到原来工资收入数)国家给予"公助"。公助的标准也分为三等,一等的每月公助14.5元,二等的每月公助7.5元,三等的每月公助2元。可将以上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三点解读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项"改革"(故称为改革)对5位具体教师而言,除了徐姓教师外,另外4人都在"改革"中获得了利益。其实,熟悉这所学校人员构成情况的人对"改革"真实状况还有表格之外的几点解读。

  

   第一,五名教师年收入数据发生较大变化。吕老师是学校负责人(文革中取消了校长职务改称负责人),他在"改革"中获益最多,年增收入86元,增幅18%;张教师虽持平,但她与吕教师是夫妻一家,让她的收入不增不减算是一种策略;万老师年增收入60元,由于她工作很出色,原来工资低,故增幅为22%,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孙老师原来是一位记工分的民办教师,其贫农家庭出身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具备一种出身优越感,他是理所当然的"革命"依靠对象,所以年收入达到443元;最吃亏的是徐教师,他的年收入由原来的534元降到443元,降幅达17%。

  

   第二,将徐老师与孙老师作对比解读,也许更能揭示特殊年代其分别具备的样本意义。徐老师属文革前的师范院校大学专科生,1962年从大城市南京下放到山村学校任教,尽管胸中的怨气一般不能或不敢流露,但平时这样的埋怨情绪难免会让人觉察出一些来。这样的人必然会被当作必须要接受"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孙老师虽只是初中学历但他出身贫农家庭显示其根正苗红,他的存在具有与徐老师显然不同的政治意义。这两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符号,前者是知识分子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个体样本,后者则是贫下中农管理改造学校的天然代表,前后两者正分别表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和这种改造需要依靠贫下中农子女这个进步力量。并得出以上的结果,即前者和后者的工资分别大幅下降和上升。

  

   针对徐老师的情况,这份总结材料中有这么一段话:"对照'三看两照顾'(看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突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看有没有革命干劲;照顾到家庭生活状况和原工资水平),表现好的还可以上升,对还不够的(即达不到原来工资收入数--编者注)个别教师,必须由大队管委会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如仍无好的表现,对工分可重新评议,做出合理的决定。"这里的"个别教师"显然是指徐教师而言。今天我们对其中"如仍无好的表现,对工分可重新评议,做出合理的决定"的理解,根据句意看,有两种解释,一是通过思想工作,徐教师"表现"转变好了,重新评议后增加工分;一是思想工作没起到作用,徐教师又不肯接受议定的结果,那就要进行"重新评议"再确定。怎样"重新评议",材料中没有说明,至于什么叫"合理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合理与否,话语权只能是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说了算。

  

   第三,选择洪幕小学作"改革"试点也是经过反复考量的。当时的洪幕大队是省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又地处一个国营铁矿旁,生产大队的集体副业收入很高,所以农民的工分值相对很高。至于能否达到每个工一块钱,笔者有所怀疑,因为当时本地大多数农村生产队每个工值普遍在3毛钱左右。慎重起见,笔者曾询问教师中的知情者及当地农民,他们告诉我,这个工值肯定不是当时农民的实际收入,可能是根据全大队整体集体收入情况专门为那次"改革"设定的。他们还进一步告诉我,把每个工值设定为一块钱,一是当时洪幕大队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即地处国营矿区有丰富的副业收入,得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那次"改革"是把公办教师的国发工资按月或者按年拨发给大队,再由大队按计工分的形式转发给5位老师。说得再直接一些,是在5位老师中进行一次"拉高补低"式的重新分配。所以,一个当年的知情者直接告诉笔者,那个"改革"是瞎胡闹,目的是为了整那个徐老师。

  

   总之,大队在集体经济中多付出的只是"拉高补低"后补偿的那部分钱,具体到5名教师,吕、万俩老师共年增资146元,徐老师年减资91元,两者相抵,大队集体经济只额外负担55元(不含孙老师的增资)。由此可知,这样的"改革"凸显了一种政治意义,但对具体教师群体而言,则含有"剜肉补疮"的痛楚。

  

   另外,除了工资制改为工分制,还有口粮标准和柴草分配的问题。根据这份档案文字,教师本人的口粮标准按单身汉社员的标准配给,家庭成员按社员平均口粮数配给;柴草是按照下放"知青"的办法处理。具体数字,档案文字中没有详说。对教师的各种福利,如病事假、公费医疗、年老退休、搭伙费、旅车费、补助费等问题,都有一些笼统的说明。档案资料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这部分的款项由国家负担解决。"实际上福利这一块仍然保持原有的待遇不变。

  

   再识"文革"话语

  

   档案材料的最后一节标题是:"民办公助"好,毛泽东思想指航道。这又是一段典型的"文革语",不妨抄录如下:

  

   通过这段时间的"民办公助"实践,告诉我们,要搞好教育革命中的"民办公助",首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一个"权"字教育,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抓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及时地解决几种人的活思想,逐步地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搞好"民办公助"的态度;二是抓纲,狠抓革命大批判,批深批透刘贼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三发动,我们遵循毛主席教导,举办了多次三种人的学习班和老贫农座谈会,有事就和贫下中农协商,什么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四落实,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落实党的"九大"精神;五体现,通过"民办公助"要体现出能够促使教师的思想革命化,在缩小贫下中农和教师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差别的基础上,还要体现出国家、贫下中农、教师三满意。

  

   "文革"中,"典型引路"是革命工作习惯套路,凡典型必是"正确"的,一定要"坚决支持拥护"。写这篇小文前,我曾向几名知情的老教师询问当年详情(当年那5名教师中吕、张、孙已去世,另2人早调离无法联系),他们都说这项"改革"是"换汤不换药"的乱折腾,徐教师少算的那些工资额后来都补发了。另外,当时铜井公社其它学校也曾仿效洪幕小学做法,终因遇到种种矛盾而不了了之。最主要原因是"改革"缺乏合理性。当时全公社的公办教师对那次"民办公助"的做法在内心都有抵触情绪,背后的抱怨、议论、担心普遍存在,尤其抱怨领导赶时髦树典型,但所有人表面上都"坚决拥护"。事后看,很荒唐。"文革"混乱时期,全国上下都在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只要冠以"革命"名义,事情做错了,经过领导解释仍可以保持"正确",在此背景下,出现把荒唐当作改革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提供1969年总结稿档案2张照片

*旧档案,洪幕小学照片之一

  

*旧档案,洪幕小学照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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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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