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教书台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3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15: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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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1946年5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搬回北京,南开回天津。因为那时候非常穷困,没有办法大家一起走,所以都分批走。我所在的那一批是从云南坐汽车到贵州,再到湖南,之后换小火车。何谓“小火车”?因为战争刚结束,到处一片残破,火车头不够用,就把汽车轮子换上火车轮子,充做火车头,可是汽车发动机的牵引力非常小,只能拉一两节车厢,而且速度非常之慢。我坐小火车从长沙到汉口,又换轮船——二战时候美国留下来的登陆艇——沿江到了上海,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我有一个很熟的化学系的同学在上海住过好几年,他总跟我讲:上海小市民的、庸俗的习气实在要不得。所以以前我总有个印象,以为上海是花花世界,这次真是领教了。上海那时候还是有轨电车,分前后两节车厢,前面那节总是十分拥挤,而后面一节又非常宽松,所以我总是上后面的一节。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可不能坐后面那节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那节是头等车,后面的是三等,只有下层平民才去,有身份的人一般都不会与他们为伍。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何必冒充上等人在前面挨挤呢?不过也让我体会了一次上海普通人的心理。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了,但也是最穷困的,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睡满了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旅客?后来有人跟我讲,他们并不都是旅客,有些就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当时正值盛夏,我不知道到了冬天会怎么样,难道也露天睡觉?

  

   本来我是要跟着学校回北京的,可是到了上海收到二姐从台湾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得实在厉害,于是我决定去台湾。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陈仪带一批人到台湾接收政权,我的姐夫是跟着国民党去接收的,在教育厅工作,二姐就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我的母亲也跟着去了,帮她照顾孩子,时患贫血非常厉害,以为快要不成了,所以没等返京毕业我就去看她。等到了冬天,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可是内战又开始了,只好留下来,于是我就在台北的建国中学里谋了个教书的差事。前几年在友谊宾馆开了个学术会议,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台湾人在一起,他们问我去过台湾吗,我说我可去得早了,46年就去了,在台北建国中学教书,他们非常惊讶,说:“哎呀,你要是不走就好了,你们建国中学的学生现在在台湾都是大官!”大概那个学校在台湾是最好的,可那时候我对这些情形一点都不知道。我在台湾只教了大概两个月,接着就是肺病复发,吐血,样子非常可怕,所以病稍好以后就回湖南老家了。1946年的秋天到47年的春天,我在台湾前后只待了半年,住院的时候正好赶上“二?二八”。

  

   那时候台北还很荒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大陆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一大群人,可是到了台湾,大白天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一个人都看不见,好像刚拉过警报大家都躲起来了一样,一片死寂,那种感觉很可怕。后来我离开了台湾,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天气太坏,到了10月、11月还那么热,而且又潮,跟蒸笼一样,我得肺病特别不舒服。另外就是语言不通。他们不会普通话,我们也不会说他们的话,闽南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十分隔膜。再者,台湾非常之日本化,文字是日本的,建筑、服装、习惯也多是日式,连街上招牌都是日文的,就像去了日本一样,这一点让我很反感。无论如何日本人统治了台湾五十一年,五十年就不只一代人了,甚至于两代人,日本要把他们都“皇民化”,变成天皇治下的皇民,其实就是日本化,包括台湾现在的“总统府”,那就是原来日本的总督府,不过就是改装了一下。再比如李登辉,虽然他的血统是台湾,但是他从小学就学日本文化,后来在日本留学从军,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完全是日本化的,你要要求他爱国,他就去爱日本,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人了。我刚去的时候,台湾报纸还是两版,一版汉文,一版日文,后来才逐渐把日文版取消。

  

   我跟台湾人没有真正的接触,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短期旅游固然无所谓,可是要住上一年半载的话,语言不通就很苦恼,连个东西都买不好。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而且挺伤自尊心。大陆上买东西要砍价钱的,所以我到了台湾也是这习惯,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我嫌贵,说减点价吧,不想老板娘会说几句普通话,答道:“不,这不是你们中国。”这句话大大伤了我的心,“这不是你们中国”,就是说她不认同你跟她是一个国家。我在建国中学里教书,校长知道我是大陆来的,就让我教一班大陆学生的国文(校长是从大陆回去的台湾人,国民党接收台湾的时候,像这样大陆、台湾双重背景的人很多)。1947年,国民党请北大的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说普通话、用汉文,据说推广得很成功,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回来了,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

  

   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1947年春天,才过了一年半,“二?二八”就闹起来了。第一,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还没有打仗,所以情形好一点,可是国民党去接受,把人民生活搞得比日本时候还不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第二,国民党到了台湾的时候大陆人并不多,双方都害怕,所以就高压统治,可是你越高压,别人对你越反感。第三,无论是日本人去了,或者后来国民党去了,都带了一种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姿态,比如喜欢发号施令,什么都得听我的,然后底下的人就不服,更何况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结果造成和当地人之间的感情上的隔膜。另外,陈仪接收台湾的时候和在大陆有一点不同,他是军政合一,又是警备司令,又是省主席,据说陈仪本人是清廉的,而且他有一种政治理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化,而不是像国民党以前靠军队的力量,所以他不带很多军队去。可是作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不可能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东西,比如国民党发票子,物价天天涨,你发行台币,不还得跟国民党的币制体系挂钩,所以也跟着贬值。国内人已经习惯了,从1939年起物价就开始飞涨,早上的行市到了晚上就不一样,可是台湾人不习惯,大家都不满意。“二?二八”就是这样,平日积怨太深,一个小小的缉烟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没有几天,很快就哄起来了,没办法,赶紧调军队过去。当时我正生肺病,住在台大第二附属医院,在医院里看不到报纸,听护士跟我讲外边正在“打阿山”(打大陆人),劝我千万不要出去。台北很快就给镇压了,很多人跑到山里躲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政治没有搞好,所以台湾人对大陆在感情上并不认同,“把日本人赶走了,我们团聚了”,好像并没有这种感情,反而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包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陈水扁搞台独,这是明摆着的,他的票数竟然也达到半数。可是我们当年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国民党镇压“二?二八”,所以我们就拥护“二?二八”,这有点过于政治实用主义了,没有考虑到它的副作用。毕竟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跟大陆完全隔绝,国民党政权去了以后又很腐败,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但里面也包括反大陆的情绪,种下了台独的种子,这一点不应该被我们忽略。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台湾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也有我们的失误,政治上实用主义总是免不了的,可是过于实用主义的话,从长远上看,“民无信不立”,总是会吃亏的。

  

   “二?二八”的时候我也感到了不安,当地人对外省人好像心里总有个疙瘩,老让我觉着自己是个外人,就像去国外一样,不能融入它的社会,加之天气和语言的原因,所以我在台湾待了半年,1947年春天就和母亲一起回老家了。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垮了,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即使后来跑到台湾也不像是会持久的样子,如果不是朝鲜战争,共产党完全有可能打过海峡解放台湾。那时候美国已经从大陆全部撤出,不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只保一个台湾,可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借着这个机缘,连同台湾一起也给保了起来。台湾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朝鲜战争,这是个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台湾可能早就解放了。第二,解放以后大陆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产值还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台湾GDP大概有一万五千美元的样子,我们才一千多美元,相差十几倍。解放以后,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不像以前,比如我上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对外面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了。对于台湾,我们一直还在按旧皇历想,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饭都吃不上,台湾同胞热烈地希望解放,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GDP会比我们高十多倍。当然,台湾的迅速发展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条件,首先,国民党从大陆搜刮了一大笔财富,撤退时都带了去,对于台湾那么小的地方来说十分可观,成了它日后发展的一大笔本钱。其次,一大批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去了台湾,如果不是这一大批人才,台湾不会建设得这么快。假设我们大陆今天的GDP是台湾的15倍,大概所谓“台独”就会自行消亡了,这是我的庸俗唯物论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问一个刚从台湾过来的美国人(SusanNaquin女士)——那时候大陆和台湾还不能自由往来,倒是美国人可以两边随便跑,这一点我一直觉得挺别扭——我问:“你刚从台湾过来,你比较一下两边的情况,到底有多大的不同?”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两岸的不同,而是两岸的相同,“两边简直太一样了”。我想这一点倒可以证明,其实还是一个国家,虽然闽南话我们听不懂,但那和上海话、广东话一样属于方言,都是中国话,还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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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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