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升级不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16-05-13 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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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  

原标题: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2016年5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6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经济结构继续优化,转型升级加快。就业基本保持稳定,新经济吸纳就业增多。尽管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基础和良好条件没有改变;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房地产投资正触底企稳;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加速形成。国内宏观调控在坚持稳中求进的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正在不断巩固和增强,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由于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宏观政策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从短期看,平衡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主要来自需求侧。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促进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实现201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除了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我国还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一要大力发展新经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更快发展;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促进消费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

尽管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基础和良好条件没有改变;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房地产投资显现触底企稳迹象;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正在加速形成。蓝皮书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

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

2016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对于保民生、防风险十分必要,宏观政策需要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财政政策需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的平衡。

1. 需求侧

从短期看,平衡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主要来自需求侧,因此,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加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背景下,债务置换是稳增长、防风险的重要举措;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和推广PPP模式,发挥其他辅助性的财政政策作用。

(1)加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

(2)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大背景下,债务置换是稳增长、防风险的重要举措

(3)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和推广PPP模式,发挥其他辅助性的财政政策作用

2. 供给侧

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促进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动力顺利转换。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收入分配调整。

(1)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2)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3)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用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收入分配调整

中国经济二次转型应从五大方面发力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此次转型被定义为经济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中国正在开始第二次转型,即经济从工业化转型为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2015年城市化已超过55%,人均GDP按国际标准推算超过了7000-10000国际元标准,进入到了二次转型阶段。二次转型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服务业占比变高,也不是消费占比变高,更不是城市率有多高。很多这些数值高的国家大量陷入了中等收入。如拉美国家,都是三高,即城市化率高、服务业比重高、消费比重高,但经济长期停滞。究其根本,二次转型一定要向着结构性创新经济转型,走上高效率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蓝皮书表述其特征为以下五个方面。

1)深度城市化,城市不仅仅是人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其能为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医疗、信息、文化、社区互动项目等大量现代服务,迅速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推动创新活动。

2)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如果现代服务业被压抑,则就难以实现二次转型,尽管可能服务业比重高,但多为劳动密集性服务业,成了隐蔽失业的场所,而不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则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均没有实现,对经济内生增长没有实质性带动性作用,反而成为了低效率部门。

现代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它不同于低端人力密集的服务业,拉美国家的服务业比重非常高,但多集中于低端人力密集型服务业,形成型的城市隐蔽性失业,没有完成基于人力资本提高的消费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互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乏力,经济增长徘徊。

3)向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转型。当城市就从建设周期转向运营周期,通过土地买卖扩张的速度就会下滑。在运营周期,主要是对城市进行修补,如:修路补路,所以整个投资带动就很难在上升,所以增长动力转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这时期消费主要是以提高广义人力资本为目的的现代服务业的消费,主要通过教育医药体育娱乐信息等等来提高广义的人力资本,从而导致人的创新,推动基于城市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导致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这一消费模式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消费”是再生产劳动力的一个被动成本项,而基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消费成为现代经济增长最为有效的“投资”项。

4)从引进设备、模仿等“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式变为以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创新活动。城市发展模式也从工业化时期的集中物质制造的“物质增长极“,转向以知识生产与配置的知识增长极。

5) 加大开放,推进国际化融合。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以一路一带为新的开放战略为基准,自贸区设立、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投行设立等,都在表明中国正积极进行国际的开放融合,促进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积极作用。

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升级不畅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已建立起竞争力较强,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且业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中国制造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很多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很多行业中普遍存在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的问题。一方面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行业集中,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很多产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70%,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甚至不足50%。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体制机制不顺等原因,很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仍然依赖于国外技术和大量进口。例如,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提到,中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但却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就像最简单的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

目前,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最主要风险点之一。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的经济效益持续恶化,潜在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占据了大量优质资源,挤压了其他有利于经济转型行业的企业生长空间,抑制了全行业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除了人们经常谈到的体制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型升级不畅导致企业难以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从而只能在低端环节进行恶性竞争。反过来,恶性竞争又削弱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工业来讲,要想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实现从产业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

企业活力不足是当前工业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问题

企业活力不足是当前工业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障碍,为此,国家提出通过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来改善国有企业活力,但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况复杂,往往面临着很多具体困难,例如如何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资产混合等。二是中小企业活力不足。中小企业活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短期诱惑太多”,很多情况下企业可以“赚一笔就走”,加之各地区的商事制度环境不良,大多数企业家不愿意专注于做实业。其实,据调研来看,凡是专心做实业,坚持几年的企业往往能够在转型升级上取得良好效果,在现阶段宏观经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反,那些不断投机于房市、股市的企业,往往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但是,许多中小企业都缺乏坚守实业和持续创新的耐心和毅力,宁可到非实体投资领域去“赚快钱”。

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到了今天这种优势已经逐步丧失。目前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工人工资水平已远超东南亚国家。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所做的调查数据,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基本工资为495美元,分别是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曼谷、河内、金边、仰光、达卡、新德里、孟买、卡拉奇、科隆坡的1.15倍、2.05倍、1.88倍、1.35倍、3.19倍、4.9倍、6.97倍、5.76倍、2.2倍、2.38倍、3.21倍、3.8倍。另外,即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也不明显。目前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在人工成本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但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等均高于美国。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同时,以高附加值为基础的新优势却尚未形成,导致了竞争优势断档,具体表现为出口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则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成本的加快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从而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产业,面临着竞争优势断档的风险。2015年4月份以来,工业品出口交货值持续负增长,一方面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削弱有关。然而,长远来看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应当体现在低劳动力成本上,而是体现在完整的产业门类、强大的综合配套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上。一些低端产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相比之下,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却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环节。在这些环节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对传统的生产模式进行颠覆创新,从而改变了产业竞争规则,打乱了我国传统的赶超性发展路径。这种情况下,中国应积极融入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质量增进和成本优势的双重提升。

我国行业税收结构依然过度依赖传统产业

蓝皮书指出,中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比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逐年提高,2013年已接近10%,成为第二大行业;金融业所占比重逐年提高,2013年达到7%,成为第三大行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分列第三和第四。以上五大行业占全部增加值的近六成(59.7%),是名副其实的支柱行业。

蓝皮书指出,中国行业税收结构依然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制造业税收占比依然居高不下,尽管近年制造业出现困难,税收所占比重下降较大,2010年占38.13%,到2013年只占33.02%,但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批发和零售业是税收的第二大行业;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增长较快,2013年已占12.97%,较2010年提高了4.93个百分点,大有取代批发和零售业成为第二大税收行业之趋势;金融业是第四位的税收行业。以上四大行业合计占税收的仅七成(69.09%),税收的好坏,直接决定于这四大行业。

第二产业中的行业税负除建筑业较低外,基本在22%以上。第三产业内部行业间税负差距较大,房地产行业税负最高,而且提高较快,从2010年的29.09%,到2013年已高达43.24%,4年提高了14.15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税负29.59%,是第二高税负行业,金融业也高达28.74%。教育行业仅为1.10%,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仅为1.31%。因此,不能仅看到二、三产业间税负差距不大,而应该深入分析行业间的税负差距。

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宜僵化处理

2016年国际投机机构一度瞄准人民币汇率,冲击人民币汇率连续上涨。但和世界主要货币欧元、日元、英镑汇率波动幅度相比,人民币汇率波动显得微不足道!中国属于世界经济大国,储蓄率超高决定了资金供给能力十分充足,且在国际收支资本项下还不允许自由兑换。因此,对国际投资机构的投机行为不足为虑。从国内对外汇需求分析,高储蓄率资金中,有一部分资金有需求兑换为外币,建议央行应同步开放外币买入人民币需求,实现双向流动和积极平衡的外汇政策,则人民币汇率自然企稳。此外,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不够好,劳动生产率增速有些放慢,导致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步伐过多,存在一定高估。因此,应调整人民币与日元、欧元、英镑之间的汇率。例如,日本企业多次测算日元兑美元汇率在90水平就有盈利空间,如今却贬值在110-115之间,此前还一度贬值在120以上,使得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货币的汇率普遍承压,也不得不大幅贬值,造成东亚“货币贬值轮番战”,结果人民币独撑东亚经济“大厦”,不堪重压!此时,若人民币随着国际市场实现适度贬值,将压力适当传递至美元,令美元升值步伐放慢也未尝不可!建议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之间应建立一种自动平衡机制,央行不能无条件承诺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稳定关系。

预计2016年中国进口有可能降幅收窄,下降5%~7%

蓝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2016年中国外贸运行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外需仍然疲弱,世界经济出现同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下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造成不确定性。中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务实促进贸易发展,以及中国企业积极应对等,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预计2016年中国进口有可能降幅收窄,下降5%~7%。

预计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与2015年基本持平,能源消费速度进入“零增长”时代

蓝皮书指出,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较为困难的一年,经济形势总体上依然并不乐观。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能源供需形势将基本保持平稳。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时期,GDP增速向新常态回归。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5年GDP达到676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意味着能源需求增速的下降。《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0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0.9%,创17年来增速最低值。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6.2亿吨标准煤,与2014年相比实现零增长。发电量为58105.8亿千瓦时,比2014年增长0.3%。其中,火电为42420.4亿千瓦时,比2014年下降2.7%。

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和能源结构的新变化,预计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接近峰值,能源消费速度进入“零增长”时代,消费总量将与2015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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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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