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怎样向名家学习治史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 次 更新时间:2016-04-27 23: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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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在大学教书的人,“方法”是常被学生问及的问题。在我们史学领域,我知道不少学生都想获得某种可以概括抽象出来的“方法”,以为学会了即可治史。尽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但我非常理解学生们的愿望,尤其他们身处这样一个急功近利之风劲吹的时代。

   要说史学方法的教与学,其实也不简单。不过我想和年轻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话: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秘密的宝藏,而实际只是一些合乎逻辑、合乎常识,可以使人信赖的批判原则和工作程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积极主动去寻求了。

   孟子说过: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

   道不难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态度,二是要注重求的方法。而最简单的求法,就是先看好的老师如何做,然后跟着做,再徐图超越。

   蒙文通先生明言:“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我们听课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能注意抓住老师讲述的逻辑思维,循其发展而跟进,就可以得到超过学“知识”的收获。

   方法不仅可从听课领会,更要从读书中摸索。如蒙思明先生所说,中外历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单篇论文内,到处都可发见一些史学方法”;甚至“自古以来有思想有聪明的人,不管他是否从事历史研究,也不管他对史学造诣的深浅如何,总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学方法,可以做我们的示范的”。青年学子贵在“从各种绣出的鸳鸯上,寻出一套刺绣的法度;有系统、有条理的归纳出一些原理原则、工作程序”,这就是“学习的捷径”。

   所谓方法要靠学生自己去摸索,也是有原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人不肯写入门书,这已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尤其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主旨,都是把学习的主动性放在求学者一面。其结果,不仅治学方法很少提出来专门教,就是好的启蒙之书,也非常少见

   陈澧曾说,“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但过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而好的“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才能导引入门。他自己就想写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词明”的书,使人“视而可识,说而皆解”。然而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他最后也没写出来。

   中国传统本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在这样的语境下,学问和技艺仍能传承,即因从练武、学写字到作文、作诗、作画等,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在学得像样的基础上再思有所突破,亦即桐城文派所说的“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从既往的经验看,这几乎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如何临摹,也是有讲究的。即使主张道不难知的孟子,也说过“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两千多年来,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的意思。王夫之以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会通其得失;以有形象无形,而尽其条理;巧之道也。格物穷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摸索努力,领会巧之道,从而能巧。与王夫之大约同时而年稍长的张自烈论作文说,从事古文者,“才虽过人,未有无所祖述而径造者。今人而欲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就成了依样画葫芦,所得不过古人糟粕。故“必酝酿古文之巧之法以归于己,使见者莫能名其为某家,莫能名其为某篇似韩苏、某篇似欧曾,庶几法变巧生,而文日进”。

   这可能是对临摹法最好的总结,先要学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将前人“巧之法”归于己后,又要不像,庶几“法变巧生”,于是“有所变而后大”。昔朱子注《论语》,曾提出“学之为言效也”。胡适发挥说,“学画的,学琴的,都要跟别人学起;学的纯熟了,个性才会出来,天才才会出来”。我们可能都听过“熟能生巧”一语,更要记住,“天才”也是在学习进程中展现的,必要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才算是“法变巧生”,也才能变而后大。

   这样看来,学习治史方法,临摹或许是最简单易行的。过去不觉得需要写什么方法论、门径书,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以为这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求学之路。吕思勉先生进而提醒我们说: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手段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

   这仍是延续前引孟子关于“规矩”和“巧”的辨析,特别强调做学问的人与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体会和领悟,而且要一面学,一面体会。常听学生说:老师,现在我知道您说的是对的了。但何以在老师说的时候,就不知或不能领会呢?一个因素当然是老师讲得不容易使人领会,大概也与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相关。所以临摹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中学,学中干”。

   若言临摹的对象,则一言以蔽之,取法乎上而已。

   不过,前人作品成千上万,究竟看什么,对初学者是个很困难的选择。学生初入一个领域,常常觉得那些已经出版发表的论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认为全都不好的);到了可以区分出论著的好坏优劣时,就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们要临摹,当然应选择优秀的对象。而初入道者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尚难判断好坏优劣。这时可以寻求老师的指引,或者就是观摩那些几十年后还有人看的名家之作。

   梁启超曾说,“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因为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终是人家的”;学生若自己学到“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不过,在课堂上直接教方法,或有灌输意味,学生未必欣赏,也不易领会。而从前人研究“所得的结果”中,正可求到“做学问的方法”。

   如吕思勉所说:“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已,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盖道不难知,就看你是否找到求的途径。按吕先生的提示,选择一些优秀的名家作品,编成一书,或不失为一个帮助学生的好方式,且比直接讲方法更使人感觉亲切。

   所谓名家,最好是与读者所处时代接近的。常听人说现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认为既存论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这当然不够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则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而且,有时学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师无意中培养出来的。吕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读史时,每使之先读《史通》、《文史通义》。此两书诚为名著,然其内容,均系评论前人作史的得失;于旧史全未寓目,读之知其作何语?讲亦何从讲起?”这话是吕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说的,今日有些学校的“中外史学名著导读”一类课程,要求读的仍是《资治通鉴》以前的中国书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略同于我们的乾嘉时代)写的英文书。学生经此培训,要学会怎样写史学论文,恐怕是极大的挑战,不眼高手低也难。

   可叹的是,类此目的虽好而手段不佳的做法,已经延续相当长时间了。章太炎早就说过,“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是不利于“致用”的。编这类读本,与“名著导读”课程相类,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取法乎上”之外,还可注意“法后王”这一原则。简言之,让学生学习怎样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谓永恒的经典,而应是他们可以临摹的范文。如若一编在手,既能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格局,也能学到怎样提出问题、运用史料,以及如何论证其所欲言,是不是会更受学生欢迎呢?

   这是促使我们编辑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动因。

   专门针对初学者的名家典范文集,目前似不多见。我们在选编时,特别考虑到对读者的针对面应尽可能广泛。书里这些老先生,每一位在全国学界都有其位置。所选的作品,每一篇都有全国性的影响,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上已确立其地位。四川大学的学子,读到本书或许更觉亲近;任何史学中人,即使不是初学,也必会开卷有益。而且,这里绝大部分是老先生们年轻时的作品,这样一则可以知道我们有着多么杰出的前辈,二是这些多少带有少年锐气的典范,或许更容易让年轻读者感觉亲切。我本来的意思,书名也可以亲切些,初拟用“名家说史”。但出版社方面以为“说”字太轻,所以改为今名。那意思,大概受到上级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影响,希望显得庄重严肃些。不论是亲切还是庄重,都是希望本书能引起读者的兴味,适合读者的需要。

   本书的立意,即副标题所标出的“方法与示范”。

   其中有三篇是直接讨论史学方法的,分别是李思纯的《史学原论•译者弁言》、蒙思明的《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和蒙文通的《治学杂语》。朗格诺瓦(Ch.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一书写于19世纪末,在全世界影响甚大(近年其法文原版和英译本都还再版)。李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译《史学原论》,不啻空谷足音;中国后来各种史学方法著作,皆多所借鉴(有些未曾言明)。其前言不长,概述了中西史学方法的异同,最可提示我们什么叫做言简意赅。思明先生《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一文是他讲“史学方法”课的绪言,原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应钱穆之邀到齐鲁大学(时在成都)国学研究所讲演,乃改今题发表。

   我们也可从原题思路去阅读,感觉又会不同。文通先生的《治学杂语》是蒙默老师编成的,可谓体大思精,不仅学生可读,老师亦然,我自己便每读皆有收获。

   其余的则是直接的研究论文,早的发表于1930年,晚的则到“改革开放”之后了。大体都是20世纪新史学背景下围绕具体问题(issues)的探讨。有些提出了新问题,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但更多则看似“普通”,细读乃新见迭出,仿佛行走在山荫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它们不是指示性的空论,而是指引性的示范,可供读者直接揣摩。我想,初学者或可多注意这些老师是如何把握一个问题的全景,并将各式各样“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结构(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构思”出来的)中,有些材料别人或以为“无关”,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记得列维•施特劳斯曾说,他每次写书之前,会先读几十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经典写作中寻找表述的感觉。他是人类学大家,仍坚持从自己敬重、欣赏的作者那里寻找感觉。我们读此书时也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来写老先生当年所写的题目,我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论证方式?甚至我会怎样开头、怎样铺陈、怎样结尾呢?通过这类有针对性的比拟,也许你会从中感觉到自己与史学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们所见略同,那你可能就是适合这一行的人,这会鼓励你在史学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记忆中,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风,是注重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更注重学风的开放,老师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放开眼界为时代为社会为世界育人。川大历史系所教的,不仅是知识,更不仅是历史学的知识,而是学人当怎样治其所学,以及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这样的学风,就是在本书中这些老先生的影响下形成的。学生得到的鼓励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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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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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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