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荣: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7 次 更新时间:2016-04-25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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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荣  

【内容提要】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文学史》/编撰史/《儒林外史》/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所谓‘建构’,强调的是积累的过程,不是某个人的一次性决定。”[1]文学经典的建构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在20世纪分科立学的历史语境中,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中国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因为“中国文学史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利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型阐释的确定,则使它又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2]那么,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等便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鉴于中国文学通史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也为了行文的便利,在此,仅以中国文学通史,即《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为考察线索和范围。

中国文学的历史最早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早在1880年,俄国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就出版了汉学家瓦•巴•瓦西里耶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人翟里斯在1901年和德国人顾鲁梅在1905年分别出版了同名著作《中国文学史》,同时,日本人也编写了几部《支那文学史》①,而后者对中国人编撰文学史产生了较大影响。国人首部文学史是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林传甲在序中写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大学堂章程》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按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3]但是,从林传甲的编著来看,并未出现小说、戏曲的身影,也没有论及《儒林外史》。基于文化心理与批评范式的差异,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难免有隔雾看花之嫌,而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从《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角度看,《儒林外史》经典化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儒林外史》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章节目录;二是《中国文学史》将《儒林外史》视为经典之作;三是《中国文学史》以较长篇幅多角度、多层次地批评、阐释《儒林外史》,赋予经典的魅力。


一、1904-1915:《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缺席

尽管中国古代有《文苑传》、《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等关于文学人物与事件、文体与作品的记载,但现代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结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带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文学”成为大学普通的学科,中国文学教育渐趋专门化,出现了文学史、外国语文等新型知识内容。

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堂里,虽有西方新知识的介入,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旧学术的退场,“文学”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关于“中国文学门”主课“文学研究法”授课内容[4](包括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变迁史,文学观念的变异史,作文之法,文体流变史,文学的性质与名家论,文学读法,文学各类文体释义,中西各国文法,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文学优劣论等等)的规定来看,“文学”一词仍固守与袭用了其在中国古代的原初意义,即文献或文章之学。②诚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言:“文学者,有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5]这种关于“文学”概念初始意义的延续构成了1915年以前编撰《中国文学史》的根本观念,并形成了以文章或文献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对象。但同时,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功能——“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的大力宣扬,悄悄修正着人们关于“文学”外延的认识,使得“体格卑下”的小说、戏曲、词亦渐渐步入中国文学历史的行列,然着墨甚少,而《儒林外史》则处于缺席状态。

以此时期的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王梦曾、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可分为两种情况:

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未将小说列入,遑论《儒林外史》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为“历代文章流别”课程编写的授课报告书,讲义本于1904年印行。该著共计十六篇,内容涵盖了小学、经学等古代文献典籍,未见小说、戏曲、词等俗文学。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脱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可算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分“文学原始”、“经”、“史”、“子”、“集”五部分,基本为国学概论。没有出现小说的影迹。[7]

2.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纳入,但未见《儒林外史》的踪影

黄人著《中国文学史》(约1905年前后出版)首次将先秦古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以及明人章回小说等写入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了初步整理与研究,可惜止于明代。1917年,黄人在其编辑的《小说林》杂志第1卷发表《小说小话》一文,其间有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如《水浒传》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之种种人物,并不下一提前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8]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假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延及清代,应该会有《儒林外史》的一席之地。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历史分为四编:孕育时代(六经之迁作、诸子百家之朋兴)、词胜时代(词赋昌盛时期、由词赋入骈俪迴翔时期、骈俪成立时期、由骈俪转古文之迴翔时期)、理胜时代(古文昌盛时期、古文中衰时期、古文复盛时期)与词理两派并胜时代(驰骛时期、改进时期),第四编第五十三节为“小说文之体变”,主要从语言的层面对小说文体进行论述,作品方面仅仅提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9]

曾毅在《中国文学史•序》(1915年写于日本,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印刷)中自称“系完全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原作”。曾著第五编第十四章为清之戏曲小说,短篇小说方面主要阐述了清初李笠翁的《十二楼》:“然皆短篇,长者不过六七回,究无甚高论可称者”。长篇小说则独赞曹雪芹之《红楼梦》:“独曹雪芹《红楼梦》,一号《石头记》,以穿云缕月之笔、花团锦簇之文,无《金瓶梅》之秽袭、得《西厢记》之温柔,言情小说此为极致矣。”[10]《儒林外史》未能进入曾毅的文学史叙述视野。

总之,1910年代中期以前的诸种《中国文学史》中,皆未涉及《儒林外史》,换言之,《儒林外史》处于缺席状态。这一现象昭示了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尴尬地位。


二、1915-1940年:《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出场

1915年以后,《儒林外史》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这与章回小说研究的发轫、发展,尤其是《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等因素密切相关。

1.《儒林外史》研究的勃兴

1917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揭开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改革运动,“《儒林外史》因为被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们标举为白话小说的旗帜、‘国语文学’的范本,从此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1]

近代第一个为吴敬梓作传的是胡适,他早在1920年就撰写了《吴敬梓传》,细致梳理了吴氏的生平概况,明确了《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背景及价值,给后来研究者作了极好的铺垫。1922年,胡适又编撰了《吴敬梓年谱》,详细考证了吴敬梓的家世和生平。

1923-192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第二十三篇为清之讽刺小说,专篇介绍《儒林外史》。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视《儒林外史》为一部以公心讽世之书:“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2]155二是简介吴敬梓。三是概述《儒林外史》人物描写之特色:“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四是分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12]155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论较为全面,上述诸种观点几乎全为后世所继承。惜其只是以经验描述的方式呈现,并未展开深入论证。

1933年,胡怀琛的《中国小说概论》由世界书局出版。其第六章第二节以“《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为标题,将两部长篇作对比分析:“《儒林外史》只能‘看’不能‘说’,正与《红楼梦》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红楼梦》全部结构精密严整;《儒林外史》全部无结构可言,只可算把许多短篇,合成一个长篇,在合缝处,用一点小方法把他们连络起来。这是《儒林外史》不及《红楼梦》之处。”[13]98“《儒林外史》的用意,是在讽刺当时候的文人。”[13]98“然而《儒林外史》描写得深刻、真切,正和《红楼梦》是一样的。”[13]98最后录《红楼梦》、《儒林外史》各一小段作结,引录文字远多于概述部分。

2.《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经验描述式呈现

1915至1940年,《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的呈现方式主要表现为经验描述式。经验描述是中国古人研读、品评文章的一种重要方法。其优点在于自由灵活地发表意见,但繁琐为法、缺乏系统性亦是其难以规避的缺憾。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以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华书局1918年版)、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版)、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开明书店1932年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年版)、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版)、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版)为代表。这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儒林外史》的论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儒林外史》与其他清代小说列入同一章节进行介绍,即不单独成章;二是以描写阅读经验为主,有时也辅以大段引文,但并不展开深入、透彻的分析。兹——列举为证。

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对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清代小说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清代好小说家言者首推纪文达昀,诙谐善谈。袁太史枚尝作《子不语》,不及其雅饬。蒲松龄《聊斋志异》尤为卓绝。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作则莫如吴敏轩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吴以精刻廉悍胜,穷形尽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谓各造其极也。”[14]对《儒林外史》的讽刺、描写手法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以陈玉堂辑录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③为线索进行查阅,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人将《儒林外史》写入中国文学通史方面,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有开创之功。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四章为“清代戏曲小说”。在介绍小说时,谢无量首先引用俞樾《小浮梅闲话》中的资料重点推介了《红楼梦》:“清代章回小说,无不推《红楼梦》为第一。”[15]686其次,谢无量指出,“章回小说之流行于世者甚众”[15]687,只能“就其习见而作者姓名可考者,略举于下”[15]687,其中就有《儒林外史》:“叶名澧《桥酉杂记》云:‘坊间所刻《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吴敬梓所著也,字敏轩,一字文木,乾隆间人。尝以博学鸿词荐,不赴。袭父祖业,甚富,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不数年而产尽。醉中则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后竟如所言。程鱼门吏部为作传。按《儒林外史》所述诸人,皆以讽当时名士,为近日讥刺小说之宗。”[15]687-688在此,谢无量引用叶名澧的考证材料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事迹,然后高度概括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视之为“讥刺小说之宗”。该说略早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评论。

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二十九章为18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这一世纪里,著名的小说出现了不少,最著者如《红楼梦》,如《儒林外史》,如《绿野仙踪》,皆为前无古人之作”[16]1385。“《儒林外史》没有《红楼梦》那么婉柔的情调,没有《红楼梦》那么细腻周密的风格,然它却是一部尖利的讽刺小说,一部发挥作者的理想的小说。”[16]1394对于《儒林外史》,郑振铎主要介绍了三点:一是人物来源:“如杜少卿即为他自己,杜慎卿为其兄青然,庄尚志为程绵庄,虞育德为吴蒙泉,余皆可指证。”二是《儒林外史》的文笔很锋利,描写力很富裕,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处处维持他的正统的儒家思想,颇使读者有迂阔之感。三是结构很散漫。正如有论者谓:“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16]1395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没有论及清代小说,殊为遗憾。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第三十章为清代的章回小说,“清代章回小说作家之著名者,为著《儒林外史》之吴敬梓,著《红楼梦》之曹霑,著《镜花缘》之李汝珍,著《老残游记》之刘鹗,今为一一论列”。[17]185在简介吴敬梓之后,赵景深重点分析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形象,亦是引用文字居多。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介绍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仅有一段。先简介出身,然后概述作品:“他的作品很多,而不很流传,只有《儒林外史》却脍炙人口。此书共有五十五回,作于吴敬梓旅居南京时,约当雍正末年,那时的士大夫们太看重制艺了,不但学识浅陋,且一举一动也都矫饰可笑,《外史》所写的,即以此种人为对象,刻画入微,而宅心公平;较之其他讽刺小说,实高出万倍。惜全书没有主干,未免大醇小疵。”[18]

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七节为“清代的小说”,其中“社会小说”部分,首先介绍了《儒林外史》,包括以下内容:“全书五十五回”,是一部反对科举的小说,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第一部”;“书中人物大抵均有所指”;“结构不严密”;另外节录《儒林外史》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19]

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第四十六章为“清代小说”,在“长篇小说”部分介绍了《儒林外史》。他指出《儒林外史》有两点长处:一是客观的,写实的;二是要改造社会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此外还有两点技术的好处:一是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二是很好的国语的文学。弊病亦有两点:一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二是结构很散漫。[20]这都是切实的批评。


三、1940-1980年:《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经典地位的确立

1940年代,随着英美大学体制影响的深入,中国文学教育的现代性工程得以迅猛展开,而“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文学术的普遍范式,出现了一次现代的人文学术研究高潮”。[21]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性历史并予以逻辑性的言说成为当时学界的主要学术目标,从而拉长了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篇幅。同时,在文学观念上,随着王国维、蔡元培等学者“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影响的深入,用审美代替宗教,小学、训诂学被排除在“文学”外,文学的外延被缩小,逐渐朝着纯化的方向发展。小说则光明正大地跻身为“文学”家族的重要成员,《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1941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下卷成于1943年,初版于194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4年初版)、十三所高等院校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78年版)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通史著述的代表。

1.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儒林外史》的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三十章为“清代小说”,第二节的标题是“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专节讲解。其构成为:“吴敬梓的生活与性格”:引用吴敬梓自己的作品及友人程晋芳的《吴敬梓传》,详写吴敬梓的家庭、经历[22]598-600;“《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思想及其文学上的价值”,“表现出前进的在当日甚至于可说是革命的高超的人生观”,“实在是一本最不愉快的社会写实的书”,主要体现为五点:一是“吴敬梓最反对的,是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二是“理想的人生”,三是“反对迷信”,四是“男女问题”,五是写实的特征。[22]600-603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使《儒林外史》醒目地以独立章节的身份面世,凸显了《儒林外史》的文学史地位。

2.本时期《中国文学史》论及《儒林外史》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以单独章节论述《儒林外史》,并确立了作者与社会背景介绍、作品思想内容梳理、艺术特色分析等“三步”式解读模式。游国恩等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章为《儒林外史》:第一节,“吴敬梓的生平”;第二节,“思想内容”;第三节,“艺术成就”(讽刺手法、语言特色、结构)。十三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九编第二章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一节为“吴敬梓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第二节为“《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第三节为“《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亦是如此。

二是以社会评价法为主来阐述《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194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及社会性被凸显,政治功利论是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王国维在审美意义上使用的纯“文学”概念(“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未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主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直接规定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方向、本体内涵、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其主导思想正是确立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将文学看作是其中的工具和有机组成部分。文学不仅仅肩负着为革命斗争进行宣传和鼓舞的作用,更是要代表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抒发他们在火热的政治斗争中的心声。同时,文学的来源也不能再是所谓的主体的心灵和资产阶级情调,而应该是来自于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之中;而从文艺的价值论而言,更是要以是否符合革命原则和意识形态话语来判定。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文学,将文学视为意识形态规训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文学教育承担了意识形态的阐释和宣传功能,从而超越审美,成为意识形态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学科。在那个时代,文学研究都本着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尽可能地抹掉学科对象的自律和学科价值的独立。因此,合乎政党意识形态要求的阶级斗争等被融入了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中。学者们通过思考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寻找着中国文学历史的书写策略,形成了以社会评价法为主的阐释技术,即把文学视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也表现在对《儒林外史》的阐释上。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称“真实地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本质,刻画了地主阶级的爪牙的恶毒的嘴脸,因而暗示出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儒林外史》进步思想的积极力量”[23]。我们认为,文学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绝非社会生活的简单反映。因此,社会评价法并不能揭示《儒林外史》的所有内涵,只应是众多阐释方法中的一种。

三是继承了鲁迅关于《儒林外史》艺术特色的观点。以游国恩等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例,其第七章第三节为“《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重点论及讽刺手法、语言特色、结构[24],可以视为是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相关描述话语的深入展开。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比如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出版于1996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特征时,便引用了鲁迅的评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25]543


四、1980年至今:《中国文学史》对《儒林外史》经典地位的巩固

19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带来了文化形式的逐渐开放,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大量涌入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通变,关于“文学”的界定呈现出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相调和的状态,以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为代表。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交织组合,既体现了对纯文学观念与文学自主性的一定程度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必要妥协,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文化。另外,叙事学、心理分析学、考古学、文化学等不同的知识介入中国文学史,形成新的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铸就多元阐释局面,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对《儒林外史》的阐释上。《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以专门的章节解读《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这些文学史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为代表。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八编第一节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儒林外史》的思想,认为“《儒林外史》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25]536,体现了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与此相似,郭预衡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第十章第三节亦指出《儒林外史》“真实地描绘了康雍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从而揭露和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整个封建道德的虚伪”[26]。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文化学视角切入,融合叙事学、心理分析学等方法,从长篇结构的新形式、叙事艺术的新特点、讽刺艺术的新成就等三个层面对《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进行了深入的阐释[27],给中国文学史编撰学语境中的《儒林外史》带来新的面貌。

总之,《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历史清晰地展示了《儒林外史》脱离缺席状态、登上经典地位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文学史书写就是依据时代赋予的价值准则、采用一定的阐释方法对作品进行阐释并形成一个体系的过程。这一体系蕴含着某种或某些可以被传承的价值规范,其背后有时代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通常被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宝藏。因此,文学史的阐释便着上了权力化、权威化的特征,文学史的编撰史就是对作品经典性的鉴定历史。也正是近100年来《中国文学史》持续的权力化的阐释,才使《儒林外史》的经典地位赢得了历史的承认。



注释:

①日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代表作有:1897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的儿岛献吉郎著《支那文学史》;1897年,古城贞吉著《支那文学史》由经济杂志社出版;笹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上海中西书局翻译生译,光绪二十九年印刷;古城贞吉著《中国五千年文学史》,王灿译,1913年开智公司铅印。

②此说见于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早期文字材料中,‘文学’一词主要是指文献或文章之学。”(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③陈玉堂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198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以所见著作的出版年月先后为序,分“通史”、“断代史”和“分类史”三个部分,辑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类文学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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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淮论坛》(合肥)2015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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