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平淡之中见真醇——我所认识的钟敬文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7 次 更新时间:2006-06-16 01: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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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  

  

  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国学术文化界最高龄的泰斗、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瑞——钟敬文老先生,于今年元月10日零时一分告别了这个世界。

  对于先生所深研的学术,我是门外;对于先生所执教的师大中文系,我又早就调离,已属编外。一个身在门外和编外的后辈,自忖没有能力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来写什么纪念文字。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对疏离淡远或曰超脱的关系,使得我在和先生有限的接触当中,往往能听到他无拘无束地任意而谈,轻松自由地任性而行。在我的心目中,这位世纪老人固然可敬,更感到可亲。

  

  一

  

  将近半个世纪,我都住在师大校园里,以空间距离而论,同钟先生是很近的;但是因为没有工作上、学术上的联系,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年事已高,却进入了他一生中学术事业最繁重紧张的时期,更不宜无端打扰。大体说来,一年之中,我也就登门一两次,如见有客造访或研究生在座即马上退出,而且逢年、节、生日,其时必定人多,我也有意避开,从不锦上添花。凑巧如果登门之时先生独坐书房,那么他必定打开话匣子,滔滔汨汨,从国运时事、校政学风到文坛旧闻、老友近况,无主题、无边际地随意漫谈起来。常常是我怕老人太累而告退。

  有一次,印象颇深,那是1999年7月16日下午,几乎有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是他老人家在说,大致谈到:

  1.一开始钟先生说刚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在博爱医院,手术只20分钟,很成功,视力提高了许多。

  2.做学问宜平朴,忌卖弄,以简明扼要为上,扯得多,无非是让人知道自己有学问。这就显得小家子气,比如摆地摊,把什么都摆出来,连同自己喝茶的杯;大商家就不这样,有道是“良贾深藏”,客厅里什么货色也不摆,他有库房呐!

  3.我接触过陈寅恪,曾请教过他宋诗问题,他说“没有研究”,这是大家风度。王国维也曾对来请教者答以三个字——“不晓得”。大师反而平朴,反璞归真嘛。

  4.当年(按指八十年代初)学位委员会,里面那么多老先生,各有专长,虽有恃才傲慢些的,但大多数人都非常敬业尽责,看材料都看到深夜。比如吴世昌,不但敬业,而且个性坦诚;朱东润也如此,他的话可信。

  5.冰心九十岁那年,曾对我说,她不如巴金有勇气,有时很痛苦。冰心去世,袁鹰写了篇纪念文章,有的地方被刊物删节了。

  6.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有刊物来向我约稿,大概觉得我还不是个“刺头”,可是对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东西仍要逐句审查。希望对作家、对知识分子要信任,不要不放心。

  7.文联五十周年,去的人不多,我是最年长的。某些人净是“歌德”,没有讲一点教训,五十年中,有好多年是整人的,对人还是厚道些好。只周巍峙说了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8.中文系有个研究生论文写施蛰存,成了“小哈佛”(指被哈佛大学录取),人们羡慕不已。其实哈佛搞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从台湾过去,鲁迅批评过施蛰存,他们对施感兴趣。选文选人有自己的角度。当然,施蛰存应当研究,论文写得不错是好事。

  两个小时所涉及的话题远不止这些,每个话题我忘记的也比记得的多得多。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实话直说、毫不避忌的那种松弛感和与谈话对象的平等感。

  也许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静心的倾听者,有助于形成此类漫谈的氛围。八十年代初,他还会问起我有关周扬、默涵、水拍的事情,因为我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一个时期,“文革”中我不在师大,师大的有些“革命左派”却也不曾饶过我这个“阎王殿”里的“小鬼”。我从来不曾问起过钟先生文革及以往运动中的遭际,但我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态和对过往的超越。他有时还会在谈话中忆及早年在中山大学、在广州的生活,提到乔冠华、臧克家、姚雪垠等同他相熟相识的人,既有评点亦有感慨,听他谈话如同翻读一本人生的大书,可以从里面感悟点什么。

  

  二

  

  先生很少问及我的工作和学业,大约他觉得我是个尚称勤勉和安分的人。关于红学,有一件事使他颇感欣慰,那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梦溪编选上中下三卷一套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中收入了钟先生《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的长篇论文。该文原载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全文二万字,附有详尽注释,当为先生此期的一篇力作。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主要是红学评论上的表现作出了很有深度的论述和分析。

  钟先生不止就事论事地评介当时那些红学的著作和流派,而是着重阐明其产生的深刻背景,如说“对《红楼梦》真正民族主义观点的产生,主要当在中法战争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形势更危急,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出衰败景象,国内不满或反对清廷和愤恨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潮正汹涌澎湃。这时候,这种观点的应用就纷纷起来了。到后来,还有人写了专著。”以此来使人们明了唐易庵特别是蔡元培等著作产生和风行的缘由。对其局限也有很精辟的分析,他举出著名的卢梭的《民约论》作为例子,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柱石,而且二百多年来差不多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圣经。但是,从科学上看,那种国家起源于人民契约的理论,并不是怎样有历史事实依据的。”可见“政治的意义和科学的意义的统一”固然是对学术的要求,但对于历史的遗产则不能苛求。“这种学术史上比较复杂的事实,我们必须细心分析和慎重判断”,对于索隐派这种近代民族主义观点的红学,也应作如是观。即在40年后的今天,先生这一论著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可以窥见其深湛学养和开阔视界。

  梦溪收列此文,足见其选家眼光,对他后来所主编的大型学术专刊《中国文化》,钟先生赞赏有加。近年每去先生询及梦溪,特别对他替先生捉刀为一位老先生文集作序之事,很感满意。

  

  三

  

  教书做学问,是先生一辈子全心倾注,身体力行的事业,以一个高龄的老人,还如此投入如此执着,真令人叹为观止。正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玩忽教职、沽名钓誉、假学术以营私的现象。

  九十年代之初的某一天下午,在校园路遇先生散步,其时我家正好搬到丽泽11楼一层不久,便请先生顺路进来坐坐,这是他来我住所的唯一一次。记得那天先生坐的时间不短,情绪激动,似乎是为了某些人不以事业为重,汲汲于一己私利,以至许多想做能做的事到头来都做不成,令他十分失望和痛心。我听着不由得感到一丝悲凉,似乎体察到他还不能歇肩、不能罢手,也有一部分不得已的原因。

  直到最近的一次,即去年3月16日我陪冯其庸先生去钟老家,为的是送冯先生书画摄影展的请柬和纪念品,钟先生当即说他本心是很愿去看看的,然而正值“农忙季节”,实在去不了。无奈地指了指旁边一叠叠论文。当时冯先生一下子也许解不过来“忙季”何指,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说的高校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的“答辩”高潮,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潮水般涌来,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字,要看、要评。冯先生是尝过此中滋味的,便很理解地告辞。本意是想让老人看看书画,散散心,既如此自然不应勉强。

  去年正是2001年,先生九十九岁了,还要如此劳碌,如此大工作量地拼搏,是不是有点超乎常情?我想,这是一种特例,一种空前绝后的历史的机缘;而就钟先生本人言之,他的敬业、他的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命,或说学术之火点亮了他的生命之灯,则是确确实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奇迹,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一个学人。

  

  四

  

  有《如梦令》二首赞钟老,在学校传颂,是中文系赵仁珪教授的杰作,其词曰:

  “常见校园清晓,一叟神扬步矫。借问是何人,如此神仙仪表?记了,记了,此即敬文钟老。”

  “我亦久闻钟老,早是一级国宝。提起民俗学,谁不倾心拜倒?尚少,尚少,还有诗文更好。”

  第二首是讲钟老学问家兼创作家的成就,赵老师对先生诗作很有研究,我是门外。这里只想提一件事,就是钟先生对诗人任洪渊的肯定和赞赏。任洪渊是中文系教师,昔年与我同届。五、六十年代做学生时,他的才华尚未展露,是属于积蕴深厚大器晚成的那种。八十年代以来,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和诗论,钦佩惊喜之余,深感“诗有别材”,我们一般人下点笨功夫教教书做点小学问还可以,诗却属于有天才和悟性的人。当教授的不一定能当诗人,更何况是诗人兼教授。

  有一次听钟先生说起,系里教师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只有两人,就是先生自己和任洪渊。可是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兼学者在评教授职称时屡遇障碍,因“名额有限”而被卡住,使人大惑不解。身在中文系德高望重的钟先生感到深深的遗憾。

  上引《如梦令》的第一首则完全是传神写实,外子黄安年执教于师大历史系,有晨练的习惯,他在清晓的校园里遇见钟老的机率颇高,可算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常见老先生拿着一根手杖挥动自如,并不倚柱,时而停下来问他:“小吕好吗?”“她还那么瘦吗?”“小吕的妈妈可好?”时而还惊讶地问‘小吕退了吗?”当我得知老先生还在惦记,着实是很心感的。

  回想1957年进师大时,“反右”高潮刚过,也就没有机会听过先生讲课。1963年我结婚的时候,按当时惯例校系同事多赠杯碟、像册等实用或纪念之物,唯独钟先生和夫人陈秋帆二老,送来一听“乐可福”,说,小吕这么瘦,还是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这件事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得,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长时期里我和钟先生既不在一个单位,又不在一个专业,自问并不能为先生做点什么,也就不愿多所干扰。只是偶尔去看望,或得了一样什么较难得的东西,自忖人微福薄,应当敬老,便首先想到钟先生。举例说,1998年暮春,北京莱太花卉中心开张,承友人厚意邀往参观,临行之际老总赠玫瑰一大抱(不是一束,而是用臂弯合抱的一大捧),归来已夜,次日清早即将此大抱玫瑰捧至钟先生家。老先生起得早,独自坐在书房里,我放下花就走,出来后心想忘了告诉先生将其养在水中,可多延时日;转念鲜花总是要萎的,心到就是了。总之,我很少刻意地依什么程式去拜望,往往是随机随缘地去坐一坐,甚至如这天清早这样去到一到。

  因而可以说,我不过是处在钟老圈子边缘的一个后辈。我未曾在学术会议上、在学校讲坛上、或生日筵宴上见过钟老;然而,就在这远远的、淡淡的交往中,我依旧感受到老人的人格魅力,甚至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更加平朴本色的钟老。在我的心目中,钟先生虽阅尽人生,但不世故,甚至还有点天真;虽历尽坎坷,却不消沉,反而更加执着和进取;我虽然只能在远处同他保持一种冲淡平朴的关系,却也可从中见出老人真醇的人生,感受一份长者的关切。

  

  写于2002年1月13日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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