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岁尾，遵照鲁迅的嘱托，胡风登门拜访了不久前由青岛抵达上海的东北籍青年作家萧红和萧军。当时，女作家萧红给胡风留下了很好且很深的印象。关于这点，后来的胡风尽管精神和肉体均受到严重伤害，但在1981年除夕之夜口述《悼萧红》一文时，隔着46年的岁月烟尘，依旧记忆清晰：
……尤其是当时叫悄吟的后来的萧红，我觉得她很坦率真诚，还未脱学生气，头上扎两条小辫，穿着很朴素，脚上还穿着球鞋呢，没有那时上海滩上的姑娘们那种装腔作势之态。因此虽是初次见面，我对他们（包括萧军——引者）就不讲客套了，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
正是凭借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当然更因为鲁迅的巨大权威性与凝聚力，胡风和萧红很快建立起彼此的友谊和信任，共同成为鲁迅晚年最为欣赏也最为看重的左翼作家。这期间，胡风大力支持萧红的创作，推助了其《生死场》等作品的问世与传播；而对于来自胡风的支持，萧红除去表示由衷的谢意，还将这一片感激之情，很自然地转化为自己与胡风交往上的密切、欢快和融洽。
萧红和胡风曾有过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时光。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光未能持久。后来，随着鲁迅逝世和抗战爆发，萧红与胡风在一些事情上多次发生意见的分歧、认识的错位、观念的冲撞，当然也包括性格的龃龉和误会的纠缠，以致使相互之间渐生矛盾和芥蒂，一度甚至怨怼颇深，几近反目……时至今日，萧红和胡风负载着各自的欣喜与悲苦、劳绩与遗憾，均已汇入历史长河，然而，正像他们笔下的许多作品依旧值得研究和阐释一样，他们之间留下的那些扑朔迷离的恩怨纠葛，也是一个有待梳理和评价的话题。而厘清这个话题，不仅有助于拓展萧红和胡风研究的学术空间，而且可以使我们透过一个特殊视角，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那段历史和那个时代。
二
或有人问：萧红和胡风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而产生了最初的隔阂与裂痕？对此，当事者和知情者都不曾提供直接的讲述和确凿的信息，以致使我们只能透过他们笔下的蛛丝马迹，做一点推测性的勾勒。
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为了疗治因萧军情感出轨所导致的心灵创伤，萧红独自一人东渡日本住了半年。这期间，萧红和萧军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从由萧军保存下来的萧红书简看，其字里行间不但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密码，而且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坛情景和文人细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给萧军写了她旅日期间篇幅最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萧红先讲了自己发烧上火无法写作的情况。继而说到居室墙上新添的三幅画的内容，以及自己看这些画时的感受。接下来笔锋一转，冒出了如下文字：
投主称王，这是要费一些心思的，但也不必太费，反正自己最重要的是工作，为大体着想，也是工作。聚合能工作一方面的，有个团体，力量可能充足，我想主要的特色是在人上，自己来吧，投什么主，谁配作主？去他妈的。说到这里，不能不伤心，我们的老将去了还不几天啊！
显然，这段文字不是萧红的突发奇想，而是她在回应萧军此前来信中谈到的话题。换句话说，是萧军来信首先讲到朋友圈里出现的“投主称王”的情况，萧红才在回信时有针对性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是既定语境下的笔谈，萧红回信自然不需要重复萧军来信的具体内容，但那一声“为我们的老将（鲁迅——引注者）”“伤心”的感叹，还是有意无意地传递出源自萧军的某种信息：那位想要“称王”的作家也是鲁门中人。沿着这样的路标，我们来审视聚集在晚年鲁迅周围的左翼作家，如胡风、“二萧”、黄源、叶紫，甚至包括聂绀弩等，即可发现，其中有资格也有可能“称王”者，几乎非胡风莫属。况且据茅盾回忆，在鲁迅逝世前后，文坛曾有过胡风要再组建新的文艺团体的说法——即使这种说法仅仅是由人际关系所导致的空穴来风，但谁又能保证它不会传到萧军的耳中，并影响其目光和判断呢？
如果以上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对于胡风的想要“称王”，萧红显然持不赞成的态度。她在回信中先是告诉萧军：作家组成团体固然可以产生力量，但这种力量发挥得怎样，还要看作家个人的素质，因此，不需要在这些事上太费心思，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工作”即创作上（以“工作”指称创作，是萧红的语言习惯）。而接下来一句“自己来吧，投什么主，谁配作主”更是直接表达了她对胡风的不认可和不信任。由此可见，至迟在这时，萧红对胡风已经有了意见。
三
1937年，上海“8•13”抗战爆发后，包括萧红和胡风在内的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陆续撤离上海转至武汉，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翌年初，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等人一起，应李公朴、臧云远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这期间，“二萧”情变分手，萧红改与端木结合，二人重返武汉。留守武汉的胡风，一直在辛勤操持《七月》杂志，为抗战呐喊鼓呼。回到武汉的萧红，很自然地成为“七月”同仁。然而，就在这时，萧红与胡风围绕抗战与文学等问题所存在的认识分歧，却比较显豁地表现了出来。
1938年4月29日，《七月》召开第三次座谈会，根据后来刊物发表的会议纪要，萧红在会上有指名道姓的质疑性发言：
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的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那么，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在这次座谈会上，萧红对胡风好友吴奚如关于左翼作家写惯了阶级题材，而对刚刚开始的民族战争一时难以把握的观点，也提出了商榷意见，她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向着人类的愚昧！”对于萧红和胡风来说，在公开场合进行驳诘争辩，已经不是第一次。1938年1月，《七月》杂志社召开“抗战以来文艺动态和展望”座谈会，即将离汉赴晋的萧红应邀参会。在讨论到文艺新形式的产生时，胡风认为一般人往往对新形式表示拒绝，并举例说萧红的散文以前就有人说看不懂。萧红当即发表不同意见：“胡风说我的散文形式有人反对，但实际上我的形式旧得很。”楼适夷指出一些作品之所以存在概念化、口号化的毛病，原因在于作家留在后方，与抗战生活形成了隔离。萧红不这么看问题，她说：“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这时，胡风插话：“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显然不买账，遂以生活中房东姨娘听见警报时的特有情态，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所有这些虽然都是围绕创作话题展开的，但由于观点的针锋相对和言辞的生硬激烈，所以很可能使萧红和胡风同时感到心理的不适与不快，以致加大了彼此的隔阂。
四
1939年，萧红寄居重庆。这期间，她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时间进行创作，希望早日写出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但当时的重庆正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日机轰炸极为频繁，社会秩序也有些扰攘，这自然严重影响到萧红的创作心态和进度。为此，她和端木商量，想换一个相对安定，适合创作的环境。于是，翌年元月，他们有了自重庆至香港的迁徙。
大约是为了避免无端的议论以及有可能出现的阻力，萧红和端木在决定赴港后，并没有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很多人。而他们动身时托朋友购买的机票，偏偏又来得十分突然，几乎挤掉了收拾行囊的时间，甚至连转租房子、辞退佣人这类事情，也只能委托别人代劳。这就给他们的香港之行蒙上了仓促而神秘的色彩。
胡风在获知萧红的行踪后，很有些不以为然。他在致许广平、艾青的信中，均表示了对萧红和端木悄然赴港的不解与不满。其中在给艾青的信中，更是出现了“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端木蕻良《我与萧红》）这样的愤激之语。不过在这件事上，胡风的基本态度仍然可用他40年后《悼萧红》中的一段话来概括：
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随T（端木——引者）乘飞机去香港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为她熟悉的朋友和群众？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谁能知道她的真正的目的和打算吧？
当萧红间接听到胡风对自己离渝赴港的訾议后，内心觉得很是郁闷和委屈。为此，她在给自己和胡风共同的朋友、当时正在重庆乡下养病的《新华日报》前总编辑华岗的信中，作了比较充分的吐露：
胡风有信给上海的迅夫人，说我秘密飞港，行止诡秘。他倒很老实，当我离渝时，我并未通知他，我欲去港，即离渝之后，也未通知他，说我已来港，这倒也难怪他说我怎样怎样。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侮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的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1940年7月7日）
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销，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
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还没有切身经历过，也不过从周先生的文章上看过，现在却明白了，是实实在在来到自己的身上了。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1940年7月28日）
显而易见，在离渝赴港问题上，胡风的一番“乱语”使萧红不仅懂得了通常所说的人言可畏，而且真正尝到了鲁迅指出过的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的滋味，由此所产生的抑郁不快可想而知。不过，也许是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萧红已经具备了人生路上自我排解与修复的能力，即所谓：“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致华岗信）后来的事实说明，她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同胡风彻底翻脸。
五
曾有文章谈到萧红与胡风的是非恩怨，作者给出的分析和结论是：相逢一笑泯恩怨。应该说这样的愿望是好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941年6月，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皖南事变，胡风根据组织安排，由重庆转移至香港。此后的一天，胡风曾去探视病中的萧红，考虑到半年之后，萧红就病逝于香港沦陷的炮火之中，这实际上成了他们二人的生死诀别。胡风在几十年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倾吐了当年探视萧红的感受：
她比过去显得更瘦、更苍白。虽然躺在床上精神倒还好，很高兴地和我聊天，记得她当时很兴奋地说：“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
她的这种怀旧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她为什么这样寂寞、孤独呢？（《悼萧红》）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气力”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胡风回忆录》）
在胡风看来，躺在病榻上的萧红虽然还有兴致同故人聊天，但整体的精神乃至生活状况，都是孤独、消沉和委顿的，都远离了勃发、健全和向上，她已不再是鲁迅所称赏的可以让作品“力透纸背”，可以传递“生的坚强”的女作家，而是只能靠想象和怀旧来安慰自己的弱女子。萧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胡风把直接的责任归咎于“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端木——引者）”的“毁坏”，但从他对萧红离渝赴港的激烈批评，以及有关“寂寞”和“孤独”的以问代答来看，内心显然还有更具深层和本质意义的判断：萧红后期的精神落寞，说到底是因为她远离了朋友和民众，也远离了时代和生活。
六
萧红和胡风是站立在同一面旗帜下的进步作家，且有过共同的“盟主”和不错的友谊，他们后来何以出现一系列矛盾，直至形成难以化解的恩怨纠葛？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萧红身上有一些流浪者的随意和放纵，这使得她对胡风难免存在不够尊重的地方。胡风比萧红年长9岁，单从年龄看，可以说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坛资历和文学修养而言，胡风却堪称萧红的师辈——当萧红还是初到上海的文学青年时，胡风已是有成就、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左翼文学阵营的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让他关心扶持“二萧”的创作；萧红也才心悦诚服地请他为《生死场》起书名、写文章。后来，随着萧红的迅速成名，一种在流亡生活中形成的自由与放纵，使她忽略了自己与胡风“辈分”的差异。随口而来的“胡兄”“老胡”的称谓，无所顾忌地唇枪舌剑，都有可能让胡风感到不快。更遑论还有偶然听到的不虞之词……胡风所谓：萧红“成了名作家了，卖稿不成问题，还有人拉拢捧场”，因而“滋生了高傲情绪”（《悼萧红》）云云，庶几是基于这方面的感受。
第二，胡风性情直率，言语坦诚，以致有可能在无意中伤害到萧红。胡风称赞萧红的文学天赋和创作才情，但在思想、性格和为人方面，他显然更欣赏萧军。因此，当得知“二萧”分手，萧红转而携手端木时，胡风对萧红是有看法的，或者说他的同情是在萧军这一边的。为此，他当面批评萧红的决定过于仓促，认为她应该冷静一段时间，这难免引起萧红的反感。正如胡风日后所说：“目前这情况，可使我迷惑不解了。我向她坦率地表示了我的意见，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这以后，我们就显得疏远了。”（《悼萧红》）鲁迅曾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现在看来，这话也适用于解释胡风和萧红的恩怨纠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萧红和胡风的文学观念存在明显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在看待和处理一些问题时，必然会有矛盾龃龉。萧红和胡风都是左翼作家——近年来，有人称萧红为自由主义作家，实属缺乏依据的张冠李戴——且都是鲁门一脉，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但是，倘若就两人自觉的文学意识和创作观念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不同。胡风长期投身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乃至日本的普罗文学实践，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情况，认同文学从属政治的大原则，主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居于主流的文学价值观。萧红自然也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但是独特的底层体验和细腻的女性视角，使她更多保持了“五四”以降文学的启蒙意识，即坚持从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关注民瘼，唤醒民意，改造民魂。正因为如此，当抗战救亡成为一个时代的中心任务时，胡风必然拥护“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必然主张作家以笔为旗乃至投笔从戎，必然强调文学以服务前线和鼓舞战斗为宗旨。而萧红也一定认为文学应有更为广泛多样的救亡方式与战争表达；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比直接参加战争更有意义。由此可见，在萧红和胡风之间，从作家应不应该上战场的争论，到战争中可不可以潜心创作的分歧，说到底都是观念不同造成的。而今天要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话题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自会有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