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江涛:《呼兰河传》:小城的哀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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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江涛  



1942年1月22日,沦陷不久的香港,时局动荡,年仅31岁的萧红在一家红十字会医院里与世长辞,此前在炮火中辗转流离于多家医院,深受肺结核的折磨。《呼兰河传》完稿于香港,是公认的萧红最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经过战乱逃亡路上三年间断的写作,最终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岛日报》连载完毕。萧红是“五四的女儿”,在五四精神的濡染下成长,无论她的违抗父命拒绝包办婚姻,还是为了自由而忍饥挨饿的四处漂泊,都是“娜拉”式的女权主义的践行。从这部以故乡小城为背景的小说中,我们或可以窥得萧红的生平和心灵的底色。


一、荒凉的城


茅盾为《呼兰河传》作序,述及萧红的生平和写作,不离“寂寞”二字,现在看来“寂寞”这个词有些小布尔乔亚了点。《呼兰河传》流动的精神和情绪,其实用萧红在书中反复悲叹的“荒凉”来说,显得更为贴切些。作家开篇写呼兰这个小城的风物与风俗,皆是照着这个小城人的灵魂来勾勒:闭塞,贫穷,物质与精神的荒凉,不过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向着自然完全敞开,竟获得坦荡和天真的一面。

呼兰城里的人,比起《生死场》里严酷的生活来,毕竟拥有了自己的“文明”,这里有着心照不宣的世故,公众的节日,常见的悲欢。可是这是怎样一种文明啊,生活极为刻板单调,几个卖豆腐的、卖麻花的、卖粉条的,便是街上的点缀;生病受伤,先熬着,熬不住就去买二两红花擦擦,或买膏药贴上,“虽然是贴了半个月,手也还没有见好,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没有白花钱”,再不行就跳大神,总之没有正经的医疗;东二道街上一个大泥坑子,人畜皆害,却总也没有人建议把他填上,因为这泥坑子对当地居民也有两个大用处:一个是抬车抬马造成的热闹和消遣,二个是让居民们吃起瘟猪肉来,可以假装自己吃着的是淹死在泥坑里的猪肉,既便宜又宽慰自己;跳大神、盂兰节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节目固然热闹,但都是为了讨好或者贿赂鬼神的,给人的娱乐是不存在的。小城的人什么时候露出了生活的从容呢?就是每日傍晚出现的火烧云,给全城的老少染上了一层金,所有人都一时沐浴在温暖的霞光里。

这个偏远的小城,由外界风物至人物内心皆是荒凉,荒凉到没有痛苦,就连生死之义也是如此: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


二、小女孩的世界


小城的样貌既已勾画出来,作家突然的把“世情小说”的调子一转,跳出了童年的“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并以小姑娘的口吻讲她的外祖父,还有她家大院子里的人与事。 从此,这本给呼兰城作的传,便出现了两个口吻,一个是世情观察家的零度的口吻,一个是女孩天真热情的口吻。在小姑娘的口吻下娓娓道来大院诸物事,给这个故事暂时地盖上了一层女孩子的朴素情感和判断力的面纱。

《呼兰河传》的文体是很耐人寻味的,前面的风俗画笔致,是白描里带着讥讽的,到了三四章,小孩子的视野里慈爱的祖父和院子里的租户,都天然地带有朴素可爱的气质。作家对后园里的蜜蜂、蝴蝶、蜻蜓、蚂蚱、飞鸟、榆树、樱桃、狗尾草、倭瓜等自然物的描述,使后园仿佛脱离了小城荒凉的气质,进而置身一个世外桃源了。后园里的祖父总是笑吟吟的,闲适的,但是一返回正屋,他们就即刻回到了炎凉的现实。祖父和小女孩在后院赏弄瓜果花草的乐园时光,还有小女孩在家中堆满旧物的储藏室里的探险,是这本小说里最有暖意的章节了。小女孩视角的引入,转化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调,从此使之由消沉和冷漠转向开朗和天真。

可以想见,近代中国文学,多少深入人心的文字经过儿童的视角与口吻写出来的。鲁迅《故乡》里的少年,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英子,甚至远溯至古典文学的《红楼梦》,主人翁们不也是尚未嫁娶的孩子吗?也许,中国人的道德文章所安排的世道实在不堪,成年人的生活殊少趣味,一写就容易沦为炎凉苦涩的世情小说。呼兰城里的荒凉与冷漠,也不得不借助童年的欢乐来冲淡一下,不然一凉到底,整部小说必然要沉闷下去了。


三、看客们


童年梦幻曲的调子再一转,又进入了荒凉的现实,这里要看到萧红私淑于鲁迅的地方:看客的主题出现了。如果说,鲁迅的看客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登场的,那么萧红的看客则生活在平庸的日常里。小团圆媳妇之死的这一章讲述的是最令人悚然的故事,而萧红在这这个章节里倾注了大量露骨的细节描写,可谓针针见血。小团圆媳妇的婆家老胡家,是个典型的好人家,“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然而小团圆媳妇来了没几天就被婆婆打,挨打是没有理由的,仅仅是因为婆婆要给她个下马威。婆婆打了一只碗,丢了一支针,跌了一个筋斗,都是打小团圆媳妇的理由。婆婆有婆婆的“价值观”:

“有娘的,她不能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

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

这种零度写作充斥了小团圆媳妇的受难,故事里残忍与荒诞共存。小团圆媳妇被打得精神失常,这家人为保住这个媳妇又不惜重金为她延医看病,跳大神,抽贴算命,一直到倾家荡产,当然是毫无起色;写到婆婆要拿一大笔钱给媳妇抽贴时,用意识流的手法写这婆婆内心怎样挣扎,怎样心疼这钱可以买多少块豆腐,多少小猪,多少小鸡,计算的细致居然透出多少可爱来;最残忍且愚蠢的是“洗澡”,把小团圆媳妇放进滚烫的沸水里一连“洗”了三次,终于不久后把这个十二岁少女折磨至死了。

她的婆婆当然是这件惨案的罪魁,但是在婆婆施害的过程中,城里诸多看客也难辞其咎,他们对婆婆打媳妇这个观念的支持,他们对暴行的贪婪的欣赏,都是积毁的恶。可是没有一个声音说他们是错的,他们连罪责的意识也没有,以至于骗钱的云游道士为了吓唬婆婆说了句“虐待媳妇”,都让她错愕不已。这里的残忍是坦荡荡的,不需文明的虚饰的。于是,这个小城里的苦难虽多,却都被压缩进受苦者的身体里和内心里,因为外在的痛苦也被邻人当作欣赏的材料了。这便是呼兰河的悲哀处。


四、边缘人


小说的最后两章,刻画了两个边缘人——有二伯和冯歪嘴子。

有二伯是个阿Q式的小人物,无业无家,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抱着铺盖四处寄宿;穷苦至此,在这个小城里自然是不免成为他人的笑料。不过,这个有二伯是在小姑娘的口吻下介绍给读者的,所以可怜的单身汉也有他可爱的人情味:有二伯的性情是古怪的,喜欢和雀子和大黄狗谈天;有二伯爱偷东西,并且偷了东西也不讳言;有二伯满足于别人叫他“有二爷”,被人唤了乳名便要恼怒。有二伯在大街上是经常被人“有二爷”地叫着,似乎颇受敬重,但是有二伯的地位和生存真相在被父亲打了后显露出来了:

“有一回父亲打了有二伯,父亲三十多岁,有二伯快六十了。他站起来就被父亲打到下去,他再站起来,又被父亲打到下去,最后他起不来了,他躺在院子里边了,而他的鼻子也许是嘴还流了一些血。”

近六十岁的有二伯被三十多岁的父亲殴打,且没有还手的权利,作家只用了这年龄的差距就写出了他的屈辱。有二伯也有他的尊严的,但他维护尊严的方式却近乎喜剧。他挨打之后要寻死,不过,上吊也没真的上吊,投井也没真的投井,他只要人们看到自己的落泪难过也就可以了,虽然他的寻死不免又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

鲁迅写阿Q,犀利,愤怒,怒其不争;萧红写有二伯,温柔,哀伤,哀其不幸。

冯歪嘴子是个磨倌,勤劳,憨厚,心肠好,但是和有二伯一样穷到只能寄宿。冯歪嘴子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在小女孩的眼里,“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梆子,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了”。

但是,冯歪嘴子的生活从小炕上挂了一张布帘开始转变了,他“成家了”,还有了个儿子。他的女人王家大姑娘,向来因为她的才能相貌,是被所有人高看的,以为她必然可以攀高枝,所以突然跟了冯歪嘴子后居然又遭到这帮看客们的不齿。尽管如此,冯歪嘴子一家也挣扎着过上了让人羡慕的生活。我们也间接地明白王大姑娘为什么跟了冯歪嘴子,因为这个城里男人打女人简直是天经地义,可冯歪嘴子有爱心,知道对女人好,疼女人,这在呼兰河里是罕见的。不料,女人在生第二个孩子后就死了,这又勾起了看客们的兴奋,他们断定冯歪嘴子要完了,断定他一个人养不了两个小孩。然而,向来唯唯诺诺的冯歪嘴子出乎意料迸发出坚韧的毅力,把婴儿养活了,照样一天天地生活下去。

作家对冯歪嘴子一家的叙述,渐渐地摆脱了童年的视角,给我们看到冯歪嘴子作为一个贫穷的鳏夫,怎样地在艰苦生活里把孩子带大。在这充满希望的一章的结束,小说进入尾声。


五、非“集权式人物”


从《生死场》出版起,萧红的文学作品便在结构和形象上被当时批评家诟病,他们的批评在于小说结构上过于松散,人物形象模糊。对此,我赞同林贤治在他的萧红传记里为萧红所做的辩护。林贤治认为萧红所描绘的人物本来就是没有个人意志、形象模糊的,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他用了男性作家塑造的“集权式的人物”这个概念,区别了萧红女性意识独特的感性的、诗意的、抒情的文学。

五四时代的文学观是十九世纪的西方的舶来品。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们笔下的人物相信自己意志的力量 ,他们在世界上似乎都有着征服的使命,他们都是爱情的或事功的或精神的英雄。拉斯蒂涅,卡西莫多,安德烈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是溢出了生存斗争的形象,是极度文明化了的结晶,所以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为他们的征服和探险创设,一种线性的命运摆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就是“集权式”的形象。可是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呢?民众的愚昧造成了社会的一潭死水,我们在鲁迅小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反抗者搅动这潭死水是多么艰难。萧红描述的便是这死水——没有爱情,没有艺术,没有欲望,没有意志。

《呼兰河传》乃是萧红在漂泊中的思乡之作,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五四的女儿”萧红是为了摆脱父亲给他定下的包办婚姻,而从家乡逃出来的。家乡之于萧红是意味复杂的,它有作家的欢乐,也有她的苦难。当萧红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男人世界和动荡的国难中挣扎时,经济的压力和文学界的不公也时时催逼着,关于故乡的回忆就成为了她孤独中的慰藉。因此,《呼兰河传》有着鲜明的复调性,小城的愚昧压抑是灰暗的,女孩和爷爷则是活泼明亮的。想到萧红写作此书的历程,战火纷飞中从临汾到武汉,再到重庆,最后到香港的漂泊,回忆起沦陷的故乡来,这一层温暖的、欢乐的童年回忆则更有一番滋味矣。


六、小城的哀歌


《呼兰河传》是小说还是传记?作小说看,它确实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经典小说——故事缺少连贯的情节,散漫的结构几乎等同于回忆录散文,而且里面几乎没有虚构的人物;作传记看,它又有着小说技巧的诸般经营,有非常精到的对话和心理描写,而且,传记中作为至亲的父亲和母亲几乎没有刻画。那么,呼兰对萧红意味着什么呢?可以从《尾声》里看出: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文字写实到具体的年龄,萧红念兹在兹的是祖父的生与死,以至于祖父的年龄成为思乡的刻度,这足可证明这本书的私人属性。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呼兰河传》里点缀有许多出于第一人称的感叹语,这些疏朗而朴素的抒情极具真情实感,使得许多段落有抒情诗的感染力。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宜读成跌宕起伏的韵致,冷暖相间的腔调——深情的哀歌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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