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君:法教义学的话语反思与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3 次 更新时间:2016-04-01 2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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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尚君  

   【摘要】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立地位,以学术独立攫取政治话语权,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然而,法教义学从现行体制下的制定法出发,以维护、辩护甚至信仰制定法逻辑的立场和方法论,试图复兴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权威。为了摆脱政治话语的纠缠,法教义学不惜牺牲对自身教义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从政治哲学角度观察,这不仅可能误解和忽略了政治体制的实质,同样会误解当前中国一些基本的政治和社会事实。政治体制作为一种程序、技术,并不必然具备促成权力意志向“善”的能力,也因此不能保证法教义学教义来源的血统“纯正性”。另外,法教义学在构建自身逻辑图景的过程中,虽然提升了法的独立性、科学性,但却不自觉地将“理论掌握群众”的批判武器轻飘飘地放弃了,法教义学对自身羽毛纯洁度的苛刻要求,可能使制定法恣意地突破社会所能容忍的事实底线。要知道,脱离“社会事实”对法自身所构成的信仰危机比忽略政治本质的危险更加危险。

   【关键词】教义法学/人民联合/社会事实/共同体

  

   近年来,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已经从欧陆殿堂走向中国学术,一跃而成为中国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热门词汇。宪法教义学、民法教义学和刑法教义学都产生了不少颇具分量的可喜成果,法教义学的研究立场甚至一度被认为“最能彰显法学家知识与能力之真正力量”①。可以预见,法教义学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法律职业化、技术化,促使中国法学从“政法法学”、“诠释法学”走向规范成熟的、高度自治的法律科学,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学”②。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急切呼唤“自己的法学”,且不论法教义学是不是这种法学,今天这个时代需要一种足以说明、解释和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走向健康良性发展轨道的法学理论,却是每个法学研究者心知肚明、孜孜以求的。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立地位,以学术独立攫取政治话语权,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同时,坚守制定法的强硬立场,也许能够形成法律权威的一般印象。所以,本文无意于否定法教义学的现实关怀、学术成就及其颇值称道的思维方式,而仅仅希望从“政治法”这一常读常新的独特学术立场出发,重新思考法教义学的教义来源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并由此初步反思法教义学的政治基础缺失。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追问法教义学在当前中国是否具备“政治法”话语意义上的可靠性?当前中国法律文本体系是否具备被教义化的基础和能力?要知道,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不面对基本的社会事实,强行教义化可能是一场官方立场与民间诉求继续走向分裂的“灾难”。

   关于“政治法”话语,众多法教义学论著中,仅张翔教授在其《宪法教义学初阶》(以下简称张文)中作出了专门论证。因此,文中不少商榷以他的论证为样本。他认为,在宪法走向司法保障之后,宪法学就成为为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提供规则和知识预备的法律科学,走向实证主义的技术化,真正成为法教义学。③而且,他认为这种宪法的司法化和教义化不会取消政治的功能空间,司法适用不会侵犯政治的“形成自由”。其谓为政治预留的功能空间表现为:教义(政治的“形成自由”)——司法判断(制定法教义适用)——新教义(政治的“形成自由”)。可以说,法教义学者并不关注法律教义的“质料因”(法律的产生及其始终存在着的东西)或“目的因”(法律的终极善),而是从“形式因”(法律的原型和表达本质的那些东西)角度思考政治法问题。更有甚者,冯军教授还不加反思地明确表达:

   在现代的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议会制民主体制下,完全不可能存在大体上违反自由、人类尊严和人道主义的法律,这种体制下的法律不可能是纯粹暴力的体现;相反,在民主的法治国家里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总是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要求,法律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大体上符合人类尊严和人道主义的要求。④

   这一判断显然有些轻率。如果从政治法角度审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恰好是:仅凭民主体制就能大体保证法律总是更多地体现了普遍的社会要求?法律是自由、公正、理性等人类最高价值的文字表达?或者说,议会民主体制下的现代政治就此可以保证法教义学教义来源上的“纯正血统”?同时,无社会根基的法律是否可能由于教义化而与社会事实之间原本就已极为疏远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当人们不信任任何权威的同时是否可能会养成同样不信任法律的社会事实?基于此,文章基本结构安排如下:一是简要梳理法教义学的基本教义,理清法教义学的抱负与诉求;二是对法教义学所信任的政治前提即民主体制及其政治本质进行政治法上的正本清源,由此提出法学者充分认识政治事实的必要性和可能进路;三是从政治法之“人民联合的内在秩序”出发,对“主权者/人民”、“力量/意志”的二重性进行解读,提出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所蕴含的政治事实属性,从而指出法教义学脱离“社会事实”的教义化诉求具有高度的政治风险,即“去人民化”而失去民主体制下最具实力的批判武器的危险,并提出面向事实本身是真正的政治;最后对全文作出总结。

  

一、法教义学的“政治法”教义

   根据法学历史发展轨迹,舒国滢区分了“法学内的法学”和“法学外的法学”。他认为,前者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它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或Rechtsdogmatik(“法律教义学”)。他们满足于体制内法律解释、评述和法的续造,极力在实在法平台上工作,追求法之安定性与一致性,“守护着经年相沿的行事方式和语言体系,不大情愿在法律之外寻求问题求解的视角,抵御来自正统法学之外的思想方式、概念和知识”⑤。后者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法学,它所关注的问题、运用的语言及知识追求与法学内的法学有所不同,其采取“外观的立场”而又企图深入法律之内在的根本问题(如“法律存在和效力的终极根据”)。法学外的这些学者常年垄断着对自然法的解释权,自然法学同时也成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或政治学家在学科围墙之外“干预”法学知识领地的通道,直到19世纪实证主义兴起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法律家的法哲学”取代了自然法学。⑥因此,哈特对于实践法律之法律人而非空想家或哲学家所提供的“法律是什么”的答案,比作是一道道光芒,使我们看到了许多隐藏在法律之中的东西,当然这道光芒又是如此的耀眼,以致我们对于其余的东西变得盲目。而且,“对比于在各类著作中永无止境的理论纷争,奇怪的是当他们被要求这么干时,大多数人都能轻而易举且很自信地列举出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例子”⑦。所以,法教义学者认为:

   与其脱离程序来奢谈价值,不如基于法之安定性来树立法之权威;与其天马行空地质疑制定法中的价值认定,不如恪守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定法体系所表征之形式的价值共识,作为一切具体共识和妥协的一种基础。⑧

   因此,法教义学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理论,自觉选择了目的论“下降”,试图在宪法文本最低共识基础上以法之安定性维护法之权威性。它在尊重制定法的基础上,以法学方法论为工具,以解决法律实务问题为己任,最终维系并不断重构统一法律秩序。⑨法教义学因而认为如下教义是首先应当恪守的,当然不尽如此。

   (一)如果我们需要法治,我们就需要法教义学

   拉兹在总结“法治而非人治”在西方法学论题中的地位与意义时认为,哈耶克其实为法治提供了最清晰的界定:除去所有技术性因素,法治意味着所有政府都要受到确定的和事先公布的规则的限制——规则足够的确定性可以是我们预见权威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使其强制力,从而根据这种认识来安排个人事务。⑩国际法学家大会在印度新德里达成的法治共识确立了法治基本理念,即“维护个人有尊严地生存”。而在我国,夏勇1999年“综采中西众说而损益”,提出了著名的“法治十诫”,即: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威权、司法公正,并认为人类尊严和自由是法治的核心价值。(11)如果说上述对于法治的理解还不得不勾连着伦理学和哲学所关照的人类尊严与自由,还不得不跨出法学领地之外的话,那么,法教义学则从制定法思维出发,认为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据法律规范裁判争议。张文认为,因为法律是一般性的规则,需要法律人将个案与规则联系起来,即在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案件之间需要进一步的裁判规则。而准备这种法律规则就是法教义学的任务。法教义学因而在为法律适用“减负”。根据这种理解,法治理论实际上被技术化为法解释学。许德风提出,仅有法律本身,若无法教义学,法律就无法施行。此种语境下的法教义学,体现在法律、判例及学说之中,具有“使用说明书”的功能,将抽象的法律条文变为可操作的体系性规范。(12)同时,担负着这一重大而艰巨的解释任务的群体不是别人,而是法学者。法学者为法律适用者们提供桥梁和模板,因此简化了法律工作,减轻了法律人的负担。张文认为,“已经建构好的、并且被普遍接受的教义学方案可以让法律人不必在任何案件中都重新去讨论问题。”他认为,法教义学具有维护法秩序的一致性、安定性,简化法律工作,保证法律知识和技艺的可传承,以及为实践中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引的功能。因此,以法治为目标的法学,就必然是教义性的。这成了法教义学在政治法方面的第一教义。

   (二)排除政治话语纠缠,舍逻辑别无他法

   在学术与政治纠缠不清的局面下,张文深切指出,“宪法学根本不足以成为一种冷静客观的学术力量,充满价值判断和政治恣意的国家法学也根本不能提供宪法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感。”让德国法学得以重新解释和体系性建构的关键人物拉班德,以规范文本为基础,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建构起了德意志国家法学体系。拉班德认为所有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因素,对于以具体法律素材为基础的教义学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它的目标就是将反复无常的政治偏见、缺乏专业性的业余研究、新闻评论式的通俗话语从法律科学中排除出去。后来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同持此论。他说,道德判断、政治偏见和社会学的结论都应该被排除在外,这些因素对法律制度的“科学”描述是不恰当的。(13)那么,排除了上述因素的法律科学需要什么来塑造自身呢?这就是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去形塑法律规范、阐释法律的真实内涵。因为,对实证法条款的考察(对被分析材料的全面认知和掌握),这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为完成这一任务,舍逻辑之外别无他法。

   (三)为政治设定限制,同时预留政治功能空间

这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教义。现代法治的原初目标就是为政治设定限制,法律通过厘定政治关系、规范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以及解决政治问题等为政治找到边界。托克维尔在比较英美法等国的法学家精神时这样说:“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14)在立宪主义原则下,民主政治秩序下的宪法具备三项功能:赋权功能(确定权力归属)、限权功能(防止权力滥用)和保权功能(保障权利实现)。(15)在为政治设定限制的同时,法教义学认为法律并未取消政治。张文认为,在当代法治和立宪主义原则下,政治活动必须被纳入宪法的控制,但是宪法对于政治而言只是一种“框架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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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京)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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