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俊:钱穆学术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6-03-30 09: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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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义俊  

  

一、兼治四部的通儒和《春秋》家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教授钱穆先生以人寿九十六告别了历史。这可能是本世纪中跨世纪出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代的最后一位学坛高人的去世。

   早在二十年代前后,钱先生就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和“旁观者”①的身份,参加了影响着本世纪的文化争论,从而开始了读书、教书、著书一体的八十年学术生涯。而自三、四十年代起,钱先生就享有“子学专家”、“考据学家”、“史学界权威学者”的盛名,是当代全凭着戞戞独造的学术业绩而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尤以治通史、学术思想文化史与朱子学而名驰中外,并被推尊为国学大师、儒学大师、史学大师与“新时代的新朱熹”。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钱先生的去世,很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钱先生是一个很典型的贞守儒家义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通儒,他学问浩瀚,思想丰富,才气磅礡,气象博大,是通儒之学。综观其一生治学,就进路言,由文而史,由考据而通识,由史通经,由古及今,由旧开新,乃会通古今新旧。若就学之内容言,则是兼治经史子集四部,于儒墨道释皆有深究。又视野广远,极重视学术的时代性,常比勘中外,择采新学,如本编所选《宋明理学总评骘》之借用近代西方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来诠释宋明儒的洗心工夫,《灵魂与心》之在与希腊哲学、基督教、欧陆理性主义、英岛经验主义的比较中诠释中国的不朽论。所治四部,按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门类划分,则范围广及史学及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宗教学、经济史、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本编所选之首编《四部概论》,即是以专论形式集中反映了钱先生兼治四部的学术概貌,而且由其对中国文化之视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为一整体的肯认性揭示,与阐发融会合一的精神上,展示了他从精神上理想上会通四部、会通人生与宇宙、会通人文、历史、教育与政治与宗教的学术思想努力。后学者在某一科或一部做出更大更新的贡献,当然并非不可能。但可以预言,随着现代学科日益精细化的发展,要想再找一个兼通四部的通儒型范,其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了。

   会通四部是钱先生学问的总貌。这在他,是自觉的取向,还自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会通论。他综合乾嘉学者戴震、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说与曾国藩所增添的经(国)济(世)一项,认为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始成其学问,学问须有体有用,必将此四项会通成一大体,始是有体有用的对大群人生有实用的真学问。而经国济世则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此原是汉儒通经致用的精神。故中国学问必推尊五经以为学问本源,以经学会通子、史、集三部。史通于经,史学的基本大道理同样不能离开此四项成分,文学亦然。更吸取孔子一以贯之的精神与顾亭林的会通观念,指认孔子志道知天之学即将物、事、人与己心性之德会通合一融凝成体而达于天,是一更大会通终极会通的不可骤企的境界。对此大会通终极会通,他还有一现代诠释,此即谓中国文化中早就存在的将格天、格物、格心、格史之学四者融凝合一的极大理想。而格天格物格心正是今天所需发展的科学任务,格物之学与格心之学相会通也就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会通,应是中国学术界此下努力向往的境界。钱先生兼治四部,兼擅义理、考据、辞章,运思持论亦不离现实人生社会与国家民众的关怀。此会通论是贯串钱先生一生学问的总体性的思想方法论和学术实践特征。它散见各处,而由本编《学问的三方面》与〈中国文化与科学〉及因篇幅所限未能选编的《本论语论孔学》(《学》),可窥其大体。

   钱先生的兼通四部之学是以心学与史学为两大主干或重点而展开的。此重点性展开,系出自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干之认识。他认为“心学与史学,乃为中国传统学术中两大主干。”(《中国文化与科学》)。这个两干观实是对儒学的概括,此仅由本编《孔子之史学与心学》一文即可透见。他更明言:“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人大原本。此二者一内一外。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此二者。”②

   凡通儒之学、真儒学,无不讲心性之学,无不以心性论为主干为重点为取向。钱先生认为人文界建基在心性,而心性之学在中国已臻甚深微妙的境界,自孔孟老庄隋唐佛学台贤禅三宗直到宋明程朱陆王,都以极高的智慧深入透视人类心性之精緻。中国的心性之学实具科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中心。这个观点,与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联署的《中国文化宣言》所强调的“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可谓词虽稍异而意趣却大同。钱先生还认为儒家本此心性学建立中国的道德精神,道家本此引发中国的艺术精神,而为中国文化结构的两大支柱,中国人生两大精神之所在。③

   史学当然也是钱先生毕生献身的学问,而其成就之卓著,以致在当代史学界足以成为与马列派、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传统派”史学的祭酒。传统史学决不是守旧史学,而是中国文化性格的史学,是孔子司马迁独立于官权系统之外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故能不断融新开新的会通史学、通儒之学。钱先生的史即此一脉相承的史学。他推崇史公治史的崇高目标,特别推崇孔子始以平民私著新史而成《春秋》,曾专著《孔子与春秋》长论(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本议》),阐释《春秋》真精神及其历史文化意义,后还特地埋藏入新亚书院农圃道新校舍地基下的铁函中,以与新亚理想共存长在。他的最主要代表作《国史大纲》,更是以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借事明义,即事即理,以精简而寓褒贬的笔法驰写四千年“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由是建奠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实是《春秋》传统的新发扬。④

   就是在史学以外的著作,同样继承着孔子“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的即事明理的《春秋》传统,以历史文化立言,就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中显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传统学术文化是钱先生迴向中建“新通史”“新学术”的源头活水。传统学术文化与一家之言,在钱先生的学问中,是一体互动,水乳交融,会通合一的。这也是钱学的总体性特征。

   而以历史文化立言的运思持论,用钱先生对孔子学问的总判识来说,叫做“历史传统文化学”(见本编《历史地理与文化》)。钱先生在台北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讲《中国史学名著》时,曾表示既反对追随美国学界讲社会学不再讲史学,也不赞成学者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认为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他主张心学与史学两途会通。此亦即内圣心性之学与外王治平之学会通。他称之为“通学”⑤。此所谓通学,亦即太史公会通天人古今成一家之言,亦即他所指称的孔子的历史传统文化学。

   综言之,钱先生之学,乃兼通四部而以心学与史学为重点为主展开的通学、通儒之学、历史传统文化学。而之所以对外界称他为史学家,他是不中意的⑥,原因盖亦在此。在当代中国,要找《儒林传》人物,是很难的。钱先生是通儒,则是能入《史》《汉》《儒林传》和《宋史•道学传》的人物。若按太史公例,亦可谓是当代新儒家中的《春秋》家。

  

   二、书生自修苦学名家八十年

   钱穆先生,字宾四。吴越武肃王钱鏐第三十四世孙。清光绪乙未初九(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1990年8月30日逝于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原名思,民元(1912)春,由长兄(名挚,字声一,物理学家钱伟长之父)改今名。以今名行。发表诗文尝偶署穆、钱宾四、梁隐、公沙、与忘、孤云、藏云。别署未学斋主。斋名:未学斋、思亲强学室、补读旧书楼、素书楼。自民元春中学肄业奉兄命执教乡校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燕京、北大、清华、北平师大、西南联大、齐鲁、华西、四川、云南、江南、河南、吉隆坡马来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曾主编《齐鲁学报》,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任中国文化大学博士班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兼第八至九届院士会议评议员、台北中国史学会理监事、中国哲学会会员等。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教读与学术生涯首尾八十年。

   这是钱先生自修苦学,孤寒拔起而卓然名家的八十年。他出生于清贫的诗礼之家,又少孤失学,18岁即为童蒙师。但自幼聪慧好学,稍长即刻苦自励,手不释卷⑦,常深夜倚枕,继烛私诵。少儿求学时代即广泛阅读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古籍,尤爱读韩柳欧王姚曾各家古文与人生教训书。先生一生深厚的学术根底和强烈的民族观念,均基于此,萌于此。执教后,“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宋明理学概述•序》)他一生外绝声华,无偏无党,不看风使舵,不曲学阿世,不趋时迎尚,“富贵白头皆作身外看”,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本色。因此,他的治学,具有独立性、严肃性,从而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创造性,此不关他的观点人之能否接受。

   这八十年书生生活,当以《国史大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此据钱先生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⑧。前大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执教中小学时期,著《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表现了崇儒主旨。至1930年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展示了独造的学术胆略,震惊北方学界,北上执教,乃转入后期。至1940年离开西南联大的该后期十年间,完成《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三部巨著,学术体系的基础、规模和骨架、基本学术思想及精神方向,至此大体奠定。期间还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顾颉刚《古史辨》与《禹贡》古史地理考辨工作。

   后大时期,又可分为三期。1940年至1949年为后第一期,学术体系的内容进一步充实,规模有新开展,又感于国难,评衡时事。于文化、理学、哲学、庄学及佛学皆有成。1949年与当代另一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联袂南下,“奔亡”⑨到香港,开始了此下学术大发展,直至去世。其中,居港为后第二期,与唐先生等一批富于理想、献身、担当精神的教授,筚路蓝缕,以知识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三者兼顾会通和合为体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创办新亚书院。并与另二位新儒家大师徐复观先生办《民主评论》、牟宗三先生在台主持人文友会,及王道所办香港《人生》杂志,联成一体,参与推动港台新儒学运动。其时所著《中国历史精神》和《历代政治得失》,被列为香港投考大学中文系的必读参考书。1965年1月,自写春联:“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表述了晚年决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向的心志。

   1967年迁台后,为后三期;虽登耄耋目疾日剧,但老而弥坚,精进不已,迭出佳篇,未尝一日息,亦未尝忘民族文化国家的前途。始撰于香港的《朱子新学案》出版。1977年,新亚书院为感念他创建新亚书院及学术上的卓越贡献,特设“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期间,谓:“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⑩;1990年9月26日发表遗著《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谓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作为最后的心声。钱先生一生以儒为宗旨为归宿,对中国文化抱坚强信念,于此朗然显现,为他八十年学术生涯,为这个当代通儒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生命与学问统一的三项原则及其两大面向:反“反传统”与阐扬传统

强烈的民族观念和充沛的历史文化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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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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