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失踪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6 次 更新时间:2016-03-25 13:14:57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前不久,王元化先生送了我一本他作序的书,是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他再三对我说,这本书很值得一读,比起顾准,张中晓可以说一点也不逊色。我想起七年前的1989年初春,也是王先生向我郑重推荐顾准的遗稿,当时书稿刚刚打出清样,王先生正在为它作那篇侩炙人口的、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序。可惜的是,我那时心浮气躁,略略浏览了一遍就匆匆就还了。等到重新注意它,已经是人人谈顾准的时候了。这些年,王先生作序评定的几个思想界故人的遗著,比如顾准、杜亚泉等,都激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反响。这次的张中晓恐怕也不会例外,因为待我读完《无梦楼随笔》,不由得再一次佩服王元化先生的好眼力:张中晓,不愧为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张中晓故去将近30年了。经历过50年代反胡风运动的人,也许依稀还记得这个名字。当时的御批曾经颇有声色地提到过他:“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张中晓由此定了终生,至死都不得洗冤。从他生前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还是与别人的合影)看,当时年仅25岁的张中晓不过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文学青年而已。因为与胡风通过几封信,并在其中写了几句偏激的话,就此酿成终身的惨剧,被捕、开除公职、保外就医送回绍兴原籍,从此,饥饿、贫困、病魔和苦难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生活是异常地匮乏。每天的食粮只有3两定量,半饥不饱, 连牙刷毛巾也买不起,只能用破布条刷牙、旧布片洗脸。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惧的。对一个有着强烈精神关怀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恐惧的莫过于内心的那种孤独感,那种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慢慢吞噬着灵魂的孤独感。在十年的苦难岁月之中,张中晓除了要与饥饿、疾病抗争之外,还要与自己内心的孤独搏斗。他写道:“贝多芬曾说过:‘孤独、孤独、孤独……’”,“在孤独中,人的内心生长着兽性,在孤独中,人失掉了爱、温暖和友情;在孤独中,人经历了向兽的演变……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和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与毁灭。”  这是一种何等痛苦、何等沉重的感受!孤独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发疯,可以摧毁强者钢铁般的意志,可以令高尚的人自甘堕落。 为了与可怕的孤独作斗争, 孑然一身的张中晓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时事,保持自己的精神关怀和知识兴趣。没有钱订报纸,就每天来回坐6个小时的手摇船,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在县城的报栏前站立几个小时;没有资格听广播,就每天晚上将一根铁管子通到阴沟里,以便从邻居家的有线广播中听到新闻;生活是那样地艰难,连饭都吃不饱,竟然还饿着肚子省下钱去买书,几年之中积累了满满两箱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交流谈心,就将各式各样的废纸裁成一般大小,钉成本子,在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下读书的心得……

  

   应对非人的逆境和可怕的孤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张中晓以自己顽强的求知欲望和人格尊严,营造了这样的世界。正如与张中晓同时蒙冤的王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是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在无尽的苦难之中,外表羸弱的张中晓竟然战胜了逆境,超越了孤独,他读了康德、黑格尔、罗曼?罗兰、孔子、荀子、朱熹等一大批古今中外名著,记下了三大本读书笔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梦楼随笔》。

  

   与顾准那些写给弟弟的信一样,张中晓的读书笔记也不是为发表而作的。尽管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笔记也许以后会有用,恳求父亲将它们保存好(可怜的老父亲为此在“文革”中被禁闭吊打,受尽磨难),但当他在阴冷的寒夜、昏暗的灯光下苦苦思考、斟字酌句的时候,肯定是为了自己内心那份不泯的良知,那份对真理的执着信念。他坚信:“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在于〗坚持人类的良知。只有正直的人们,才不辜负正义的使命。”  一个书生,可以被剥夺公民的身份,以至求知的权利,却无法剥夺他内心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执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张中晓只身坚守的,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道德责任,对知识的、真理的责任。这责任对于他来说早已不是外在的义务,而是一种自觉的内在信仰,一种只能如此的生存方式。是的,张中晓只能如此活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探求,成为他生命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意义所在。命运愈是坎坷,生活愈是艰难,就愈加显得这意义的沉重。

  

   同样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先知,张中晓的理论风格与顾准是迥然异趣的。顾准的性格冷峻严肃,思考问题富于历史感和逻辑性,思想的跨度大,学理性强。而年轻的张中晓其个性更接近文学家,敏感、热烈而尖锐。他的那些读书笔记没有明晰的逻辑结构,只是一块块思想的碎片,一段段富于哲理的智者隽语。然而,只要我们有少许的耐心,将那些似乎是互不关联的只言片语连缀起来,仍然能辨析出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以我初步的阅读,发现反复缠绕着张中晓的,并引起他深入思索的,至少是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第二是关于人的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思考,第三是对中国政治和国民性的批判。暂且不论张中晓思考问题的深度,就单单提出这些问题本身而言,已经是那样地令人震撼。要知道,这些笔记都是写于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那个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还在熟读《联共(布)党史》,普遍地陷于教条主义而不自知。即使象顾准这样的思想先知,也是要到“文革”发生以后,才有最后的大彻大悟,从理想主义义无反顾地走向经验主义。而张中晓却早在50、60年代,在绍兴县城偏僻的一隅,在那个家徒四壁的陋居无梦楼,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之中,已经异常敏锐地意识到那些问题,那些我们后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付出了多少历史代价,才好不容易意识到的问题。张中晓这位思想界的奇才,竟然领先了时代整整30年!

  

   自五四以后,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就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回荡,到1949年以后更是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成为主宰中国知识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学者在大环境的作用下,自觉进行思想改造,以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规律、必然性和绝对真理等概念重新编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独居乡野的张中晓却孤军深入,以其敏锐的理论直觉,却开始了对黑格尔主义的反思。张中晓明白指出:“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的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的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当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历史规律的时候,张中晓却大胆地提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断然宣布“必然性可以休矣”,这不能不令后人惊叹不已!张中晓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来自于他对历史本相的独特观察。他发现:世界并不是历史规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只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对人的本位、尤其是个人本位的高度重视,成为张中晓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原始出发点。

  

   张中晓对黑格尔主义独断的绝对真理观也有清醒的反思。他感到:“过去认为只有一个真理,现在感到许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历史上有地位和成体系的大家,他们都代表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3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使张中晓对那个时代中司空见惯的狂热的盲从十分不屑。他认为,热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种成熟的虚骄自大之气。后者由于惰性和缺乏科学思考的能力,会把热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识作为知识的唯一方式,成为独断的哲学意见,并成为一种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张中晓的眼光是那样地深邃,头脑是那样地冷静,他在一派狂热的激情背后所洞见的只是一种无知的虚妄,而虚妄的学理渊源正来自黑格尔主义可怕的独断论。

  

   的确,在那个年代里,黑格尔主义借尸还魂,它的阴魂几乎无所不在, 很少有人能够冲破它的概念硬壳,脱颖而出。连张中晓都感到某种窒息,感到在黑格尔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逻辑思考都软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也僵化了,干枯了。老黑格尔布下的似乎是一个巫阵,只要你一思考,一进入逻辑演绎,就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张中晓不甘心,他一定要破一破这个巫阵。他发现,对付黑格尔概念硬壳的最好办法,也许是某种感性的语言,因为它还保持着生活的鲜艳性和生动性。如同尼采、鲁迅那样的道德格言,是一种“有一定的人生价值和思辨的形式”,  以这种方式写作,有可能挣脱黑格尔的概念巫阵,自由地放出灵感的火花。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张中晓要选择文感性色彩浓郁、却多少令人费解的杂感语体写作:除了因为环境恶劣,不得不遮人耳目之外,还不正是为了冲决内心世界的网罗?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当代中国思想史,可以说是从崇拜黑格尔到告别黑格尔的历史,李泽厚的告别黑格尔是在70年代后半期,顾准的告别要早一些,而张中晓的告别则更早,早得令人称奇,正所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前头更有早行人啊。

  

   张中晓的告别黑格尔,不仅得益于鲁迅、尼采式的杂感语体,更重要的是来自他内心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的左翼阵营中,曾经有一批经受过欧洲启蒙运动和俄国人道主义思想洗礼的自由知识分子。年轻的张中晓接受过他们的影响,无疑是那些精神传统的继承者。而1955年无端蒙受的不白之冤,更使得他对摧残个人自由和人的尊严有着切肤之痛。他深切地知道,失去了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2由个人的命运遭际触发,张中晓开始反省造成个人悲剧的整个社会背景。他象鲁迅一样,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中去搜寻非人化的因素。他从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发现,中国的古文化缺乏思维的自由和个人的反思,“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3他从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中觉察到; “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所有并应该享受一切财富的人。”4他更感到中国人的理论著作,读来如死气沉沉的命令,没有个性和人格的投入,“或者是抄袭,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宫廷语言的堆积”。5张中晓厌烦了这一非人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他深深地感到,离开了个人,侈谈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过是乌托邦的虚妄。

  

   且看他写下的两段话:“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6“道德的民主:建立在对于人性有获得个人自由的能力的信心上,同时,又伴随着尊敬的关怀别人,以及基于团结而不是基于胁迫的社会稳定性。”7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放在40年以前,不蒂是惊世骇俗之论!在那个年代里,姑且不说那些熟读《联共(布)党史》之辈全然不知“个人自由”为何物,就连早年笃信欧美个人主义的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连串洗澡、换脑和改造以后,一提起“个人自由”,也早已是心有余悸,惟恐避之不及。惟独张中晓,尽管头上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却仍然不改初衷,将“个人自由”时时刻刻镌刻心头,成为死不改悔的毕生信念!

  

   敢问苍茫大地,这样的思想先知和孤胆勇士,在50年代可曾有第二人?

  

当命运残酷地将张中晓抛到社会的底层,远离接锺而至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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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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