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济学理念的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0 次 更新时间:2016-03-21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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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主持人(史晋川教授):今天我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在此召开一个学术论坛,经济学原理论坛。

《经济学原理》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新出的一本著作,张维迎教授是在国内本科硕士毕业之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又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九十年代初中期回国任教。张维迎教授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张维迎教授第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是1983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题名为“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第二个很有影响观点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张维迎教授首先系统提出和论证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些观点和思路都为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九十年代初中期从英国牛津回国之后,他着力中国企业的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又对我们国家改革的实践和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论文,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近年来张维迎教授致力于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尽管他自己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受过系统地主流经济学的训练和熏陶,但是他的思维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限制。目睹中国三十年改革实践以及自身多年研究的心得,张维迎教授发现不少主流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完全脱节,甚至完全相反。因此,近年以来,张维迎教授开始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这些反思的成果在最近这几年他的很多文章和著作里都有体现,而《经济学原理》则是他最近一系列反思结果结晶。所以,我想这本著作的出版会引起我们国内经济学界更多的人来关心,对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形式是这样,首先请张维迎教授用四十分钟时间,简单介绍《经济学原理》一书背景和核心思想。然后由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和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张旭昆教授,还有我本人,对张维迎教授的关于经济学的反思和经济学理念变革做一个评论。第三个内容是请在座各位老师、同学和企业家朋友提出你们关于经济学理念的思考,与张维迎教授、周黎安教授、张旭昆教授做一个现场交流和互动。整个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下面热烈掌声欢迎张维迎教授报告。


张维迎:谢谢史晋川教授,我自己非常的荣幸,今天在这个场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重镇之一浙江大学,和几位教授、和在座的老师同学交流自己的一些想法。史教授刚才提到我刚出的这本教科书,也就是《经济学原理》,是我在北大给本科生讲课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本书里,就像我在前言里讲的,我试图对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做一些突破,特别我想指出几点:

第一点,在传统经济教科书里面是完全没有企业家的,在这个教科书里面,我试图把企业家理论融合在市场理论当中。

第二个方面,传统的经济学里面讲的大量所谓的市场失灵,可能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市场失灵。在这本教科书中我试图来纠正市场失灵理论的一些误区,或者简单的说,其实市场没有失灵。

第三个方面,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纳入这本教科书中。在传统的经济学里面,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变种,没有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而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是理解宏观经济波动非常重要的理论,而且它要比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更为正确。

另外一点,我也确实希望这本书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一本经济教科书,能够恢复一些经济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我们经济学充满了技术性的图、公式,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学总体应该具有人文精神。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经济学家也非常的自豪,因为大量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也受到经济学的影响,像法律经济学,政治学领域也大量的运用经济学的模型。经济学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以理性人为核心的分析范式,这种范式非常有力,对我们分析好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和非经济问题都非常有说服力。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确实存在好多的问题。当然对传统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历来就存在。我想特别指出两类批评,这两类批评我都不认同。

第一类批评,认为传统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传统经济学是在一系列非常严格的、不现实的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知道“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改进它,也就是没有任何可能让某些人变好而不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坏。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传统的经济学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它美化了市场,而是它丑化了市场。它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设立了一整套的假设。人们容易由此推论,如果现实中这些假设不满足的话,市场一定就会失灵。在我看来市场不需要这些假设,这些假设只是经济学家需要的,或者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的。由于使用了这些假设,所以给批评市场的人提供一种口实,因为这些假设不满足,所以市场不像你们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有效。

第二个批评,特别是在中国现在比较时兴一点,说主流经济学只适合解释西方,不适合解释中国,因为中国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的体制转轨,甚至史晋川教授刚才提到的我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似乎都不能从主流经济学当中得到解释。。这个我们可以叫科学的相对主义,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不对的。如果说主流经济学有问题的话,不是因为它不能解释中国才有问题,而是因为它也不能解释西方。如果仅仅是由于不能解释中国才有问题,看来中国可能跟人类其他社会都不一样,中国人的人性、我们的行为方式跟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一个好的理论、正确的理论,它是有普世性的,它可以解释西方,也可以解释中国。从这种批评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中国要创立自己的经济学派,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反思经济学,我其实在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我去牛津之前,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自己也组织了六七个人的读书班,每周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典教材,一本一本读,而且我不仅自己读,还要给别人讲,所以到1984年的时候,特别微观经济理论方面,我觉得我钻研的还是比较深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在1984年,我可以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也就是如何通过逐步的放开价格,来完成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转变。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当然主要是主流正统的经济学。这几年我在反思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有这样几个原因给大家分享,是什么引起我的思考的。

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即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性的大争论。这个争论当中有两派意见,一派是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反计划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计划经济没有办法解决计算问题,所以它是不可行的。另一派以兰格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支持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计算问题,所以是可行的。兰格发表他的论文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在这个争论当中,兰格打败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之后经济学界不再讨论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问题,一大批的经济学家,包括像熊彼特、萨缪尔逊这样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不是不可行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这个争论的影响。

回过头来看,兰格怎么证明计划经济可行的?他用的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按照完全竞争模型,我们假定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这样的话即使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是通过价格试错的办法,最后是能够发现均衡价格,制定出和市场经济完全一样的资源分配方案。

但过了六十多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全世界的计划经济都几乎证明是失败的,由此东欧转变,苏联转变,中国也开始市场化的改革。这个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但是很遗憾,我们经济学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拥护市场化的改革,拥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没有进行真正的理论反思。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实验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一段时间内,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计划经济下,好多的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也包括我们中国。我们的主流经济学,或者说新古典模型,给计划经济提供一种理论支持,但我们经济学家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它。新古典模型既可以证明市场是有效的,同时也可以证明计划经济本身有效的,这个理论范式没有办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作出区分。

这么大的一件事,人类付出这么代价的事情,我们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反过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反思经济学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人家资源配置靠什么?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市场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靠人发现的,发现这种市场的人,创造这种市场的人,都是企业家。所以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企业家,可以说不能成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并不是像我们教科书讲的仅仅靠价格的自由调节来实现,价格本身是人制定的,谁来制定这个价格?也是企业家。但是在我们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或者说我们主流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的位置,你翻遍经济学教科书的索引里面,也找不到“企业家”这三个字。这一点非常遗憾。

为什么经济学里面没有企业家这个东西,其实与我们的假设有关。我刚才讲到,我们假定偏好给定、资源给定、技术给定,而且我们假定未来没有不确定性,我们假定所有人同样的理性、同样的聪明,自然不需要企业家。我们经济学的假设已经把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力量全给假设掉了。如果我们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去交流一下,他们可能在这点上比我们看的更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从最早开始,像萨伊就非常重视企业家,后来像熊彼特也非常重视企业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把企业家作为市场的核心。但是在正统的、主流的市场经济理论当中,没有企业家的角色。我本人也是很幸运,我在1984年,其实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双轨制价格改革,另一篇讲的是企业家,标题叫《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发表在1984年9月的《读书》杂志上。我可以说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关注企业家在市场当中的作用,很早就出版一本专门关于企业家的专著,书名叫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与盛斌合作)。我后来一直找不到企业家在正统经济学里面怎么定位,我牛津大学博士论文的标题就是《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我试图寻找这样一个答案。

第三个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是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主流经济学的目的是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但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呢?不是市场的有效性,而是市场可能失灵。这个市场失灵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叫垄断,第二个叫外部性,第三个叫信息不对称。这三个市场失灵理论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市场失灵的纠正靠什么呢?就要靠政府干预。我现在和中国的政府官员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他们好多人对经济学都非常熟悉的,或者他们受过比较好的教科书的经济学训练。好比你问说,你们为什么要限制市场准入,为什么要实行这么多的行业标准。他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信息对称,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就会出现逆向选择,需要政府提供一个鉴别的标准。还有像反垄断等等,政府官员都会给我们讲一大堆理由,这些理由是完完全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教给他的。

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经济学家讲这些市场失灵理论跟我们现实观察可能很不一样。以垄断为例子,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垄断,少数的企业有了市场的力量,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怎么办?由政府反垄断。但我们观察一下,哪一个国家真正的垄断最厉害?那一定是政府在对产业有很多的干预的国家,特别对金融管制非常多的国家,那是垄断最厉害的。

再进一步思考,什么叫垄断?经济学首先定义完全竞争。完全竞争是什么意思?完全竞争是说每一个行业有无穷的企业,每个企业都很小,所有企业都生产一样的产品,没有任何差异,定一样的价格。这就是所谓的完全竞争。我打一个比方,经济学家怎么进行完全竞争?就是所有的教授写一样的文章,讲完全一样的课,收完全一样的费。

如果我们问一下现实中的企业家,什么叫作竞争?他会告诉我们说,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跟别人做的不一样,这才叫真正的竞争,你生产一个东西,我比你生产的质量更好,或者成本更低,或者跟你的产品有所不同,这才是真正的竞争。而按我们经济学的标准,这就变成垄断了,因为它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了。这就是需要政府去纠正它,政府干预它。经济学在竞争与垄断的概念,本身定义就是错误的。我们还用一种市场集中度指标,比如这个行业当中某个企业销售量占行业比重的多少来判断垄断程度,按照这个标准的话,美国的制造行业比中国的垄断程度高多了,但我们想一下是那样吗?显然不是,决定有没有竞争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产品是不是一样、价格是不是一样,而是有没有自由准入,如果真正有自由准入的话,就不能叫作垄断。

我们再看一下反垄断政策针对的都是哪些企业,基本都是最成功的企业,无论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是这样。如果你找美国这一百年来最成功的企业的话,你就去政府司法部查看反垄断调查名单,凡是被美国政府司法部起诉过的那些公司,全是最优秀的企业,包括IBM、包括微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中国,假如你说我们要找三家企业,作为最大的垄断者,要反的话,你会找到谁?我想你不会找到中石油,不会找到中移动,也不会找到工商银行,你会找到谁?一定找阿里巴巴、腾讯,或者百度,一定是这些公司。在两年前我和中国移动的一个副总在夏季达沃斯论断上有一个小的对话,一谈到垄断问题,他马上说我们不是垄断,腾讯的才叫垄断。他的定义,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标准,没有错。腾讯的市场份额在相关市场当中,如果我们适当定义的话,一定比中国移动的份额要大,因为他说我们电信业毕竟有三家,他只有一家,大家都用微信,腾讯几乎是拥有百分之百微信市场。另一方面,我们看中国的出版社业,有六百家出版社,中国出版社竞争应该很激烈,事实是那样吗?可能不是那样。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政府放开出版社,谁都可以进入出版的话,中国还剩下多少家出版社?我想不会是六百家,也可能几十家,甚至几家。所以说传统的垄断理论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标准,使得我们不能够看清真正的市场什么叫竞争、什么叫垄断。这使我觉得我们要重新修正关于垄断的概念。

另一个是外部性的问题,按照传统经济学,如果存在外部性,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我们叫正的外部性,不好的叫负的外部性,个人最优决策将不会导致帕累托最优,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就不成立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也应该政府干预,包括管制、征税,或者补贴,来修正这个外部性。但我们仔细想一下,人类生活中有哪一件事情没有外部性?其实所有的行为都有外部性,比如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我穿的漂亮一点你可能感觉舒服一点,我穿的比较邋遢一点,你看到难受一点。或者,如果我穿的太漂亮的话,你可能有妒嫉之心,这也是外部性。再比如我办一个企业,生产一个更好的东西,打败了我的竞争者。福特汽车打败了马车制造业,那是不是外部性?也是外部性。所以如果说外部性成为政府干预的理由的话,可以说政府干预应该无处不在,正像刚才讲的,如果传统经济定义垄断就应该政府干预的话,政府的干预也应该是无处不在。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区分了所谓金钱外部性和实质外部性。所谓金钱外部性,就像我刚才讲的福特的汽车把马车制造商打垮了,这叫金钱外部性。大家说这个不应该进行补偿,为什么不应该进行补偿?因为这个在市场价格当中已经包含进去了。另一类,比如说你生产钢铁造成环境污染,这个叫实质外部性,这个应该进行补偿,因为这个你在核算的时候没有算进去。我认为这些区分没有本质上的意义。有好多所谓的实质外部性,是不是应该政府限制?我觉得也值得怀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发表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你特别不高兴,听了一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外部性?这显然不是金钱外部性,按照传统经济学这叫实质外部性。那是不是应该限制我发言的权力呢?

所以外部性问题,我认为核心是一个产权问题,权利问题,谁有权、谁没有权。如果你侵害别人的权利,无论是金钱还是实质的,你都应该承担责任。如果你没有侵害别人的权利,无论金钱的还是实质外部性,你都不应该承担责任。我有言论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我发表一个观点,你喜欢听不需要补偿我,你不喜欢听我也不需要补偿你。如果我们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哪些情况政府真正要干预,哪些不应该干预,就比较明确。最简单规则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为侵害到别人的权利,这属于财产权问题,政府司法就应该干预,任何一个行为没侵害别人的权利,政府就不应该干预。

我们前面提到非对称信息导致的市场失灵,这种市场失灵理论出现比较晚,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出现的。我自己本身一直对非对称信息充满了兴趣,我的好多书、文章都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包括刚才讲到我的博士论文解释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也是用非对称信息作为基本的理由。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所谓“劣胜优汰”。但我们看一下现实市场当中,其实不是这样。哪个地方是好的卖不出去,而坏的反倒卖出去?真正完善的市场当中,一定是不好的东西不好卖,好东西总是好卖的。

为什么经济学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假定市场都是给定的,分工这些都是给定的,其实分工的发展,专业化的深化,这才是市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市场当中非对称信息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市场的本质就是非对称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专业化分工才需要市场,而且才能够推动人类更好的合作。专业化分工为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因为我们每个人只需要了解一部分专业知识,只需要熟悉自己这个行业的东西,其他的都不需要知道。如果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就需要政府干预的话,市场压根就不会存在。

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太狭义,我们忘了市场本身也是一双隐型的眼睛。什么叫隐型的眼睛?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你干了坏事,市场会记住,你一定受到惩罚;你干了好事,积累好的名声,你的市场就不断的做大,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才是现实的市场。如果经济学家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然后大谈市场失灵,我觉得这个是不得要领,可以说是错误的。

横跨世界来看,哪一个国家,逆向选择问题最严重?一定是政府干预最多的那个国家,而不是干预少的国家。

我想举一个经济学本身的例子,刚好我今天早上从微信上读了一篇文章,讲野生经济学家,所谓野生经济学家和我们在座的不一样,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但是他在讨论经济问题,而且还在媒体上,他的书比我们在座的各位写的要卖的好得多,你可能卖几千本,他可能卖几十万本。为什么野生经济学家会有市场呢?你可以用我们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因为消费者,也就是读者,不知道谁是好的经济学家,谁是不好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愿意按平均的质量付费。这样好的经济学家觉得划不来,就不参与这样的讨论,反倒不好的经济学家有市场。这听起来也对,也确实可以反映一些现实问题。但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哪个国家野生的经济学家地位最高?就是政府对经济学干预多的那个国家,而不是干预少的国家。假如言论是自由的,出版是自由的话,大量的野生经济学家,或者我们叫低质量经济学家,他就会被淘汰。恰恰是我们对经济学市场本身的限制,或者学术市场本身的限制,导致好多“劣胜优汰”。

所以我们这三个方面的例子就证明一点,传统的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是有问题的。

第四个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我们如果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比如以中国为例,我们发现产业政策没有成功的,最新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的,像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拥护产业政策?其实与我们经济学理论忽略企业家精神有关。假如我们假定这个世界是确定的,未来是完全可预测的。如果未来完全可预测的话,当然政府掌握的信息更多,它统计数据一大堆,它可以判断什么是未来的核心产业、战略产业,应该支持,什么不是,应该限制,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经济学这些假设,恰恰假设掉了企业家的功能。如果现实的世界,市场信息分散,未来不确定,那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新技术、所有的创新都是不可预测的,需要不同的人去试,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试。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

一是思科公司,斯坦佛大学毕业的夫妇俩创办了思科公司,最后缺钱了,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投,最后第73家愿意投,后来思科就变成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

另一个是马化腾。我认识一位搞风险投资的人,他告诉我说,我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煽自己俩耳光。为什么?当时他跟我要50万美元,我不看好他,楞是没给他,后悔死了。马化腾找资金找不到,最后谁给了他?南非的一个投资公司给了他,腾讯公司的最大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这个投资公司。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新的技术是不可预测的,市场当中那么多聪明的人都会好多判断失误,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分散化的评估人做这些事。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认同的人愿意给他钱,也可以让他赌,他赌成功了,这个产业就起来了,经济就发展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产业政策的话,首先你要假定政府官员比企业家聪明。我想在座的也不会同意这一点,在预测未来方面,政府官员并不比企业家聪明。如果政府官员比企业家聪明,我们完全不需要企业家了,我们搞计划经济就可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哈耶克、米塞斯他们批评计划经济不可行。

另外就是,我们组织一些专家去评估哪些项目可行,哪些项目不可行。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那些专家得有一个标准吧,最后要有投票吧。像思科公司的情况,相当于73个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只有一票拥护,另外72家都反对,那肯定拿不到钱。马化腾也拿不到钱。我们能不能组织企业家来评比呢?也有问题,因为成功的企业家是过去的成功,不等于未来的成功。我们设想一下,如果1990年美国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就不会有今天,因为那时候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如果2000年中国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企业家张瑞敏和柳传志任主席,那中国的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什么?一定是计算机和电视机,而不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这些新的产业。

我们现在消费的好多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三十年前没人想到,甚至二十年前都没人想到,同样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什么是好的技术、什么是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只能交给市场。如果我们不能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容易被误导,认为政府有能力,政府也有钱,我们就会制定一个发展的优先顺序的产业政策,然后未来就可以变成一个创新之国。

第五点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就是2009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比较被动,尤其主张市场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说你们要放开市场,要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就导致了这个危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2009年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不是市场放松了,而是美联储的政策,过低的利率导致的这样一种虚假的繁荣、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甚至消费泡沫,最后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点恰恰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解释的。回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只有两个人预测到了,一个是米塞斯,一个是哈耶克。同样2009年的金融危机也在这之前有几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预测到了,一个叫劳伦斯•怀特,他当时任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专门报道了一次,怎么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预测到金融危机。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对金融危机原因提供正确解释的话,我们可能就走向反市场的政策导向,这也恰恰是2009年之后,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出现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说很有必要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来纠正这样一些误导。

第六个或者说最后一个促使我反思经济学的原因是,经济学假定说人都是利益驱动的,而且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都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角度做出解释。我们在分析经济改革时认为,改革一定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既得利益一定反对改革,非既得利益一定支持改革。我一开始对这样一个假设发生怀疑是因为,我一直在迷惑,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按照经济学家的假设,有没有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家生产什么样的理论与现实没关系,不论你怎么说,人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因为人家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总是采取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经济学家毫无用处的。但我仔细想,其实不是这样,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思想、理念的支配。有时候是屁股决定脑袋,有时候是脑袋指挥屁股。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人不是出身于贫农、工人家庭,主要是出身于大资本家、地主、军阀、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这些人在旧社会是既得利益,为什么领导革命呢?因为他们的理念变了。同样在今天,阻碍我们改革的不一定是既得利益,而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邓小平要发起改革,不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而是他有一个完全跟他的前任不一样的理念。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利益不重要,更正确地讲,一个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驱动你行为的利益是什么,是你脑子里理解的那个利益(perceived interest),它依赖你有什么样的理念。最简单,如果你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把资本家打倒,工人阶级可能就翻身做主人了,你就可能会这样去行为。事实最后证明可能不一定是你的利益所在。今天大量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为什么?我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认为现有这个制度对他们最好,虽然事实证明不是那样。在现有这个制度下,官员有特权,可能接受好多的贿赂,但最后可能坐牢了,即使不坐牢也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他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的话,就应该推动改变这个体制,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权利受到约束,这样每个人犯错误的可能性就小了,他的命运就会好多了。

以上这几个方面促使我这几年思考、反思我们的经济学,也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我刚才已经提到许多经济学的结论来自一些假设,我不反对假设,而且我认为最有用的假设不一定是现实的假设。比如科斯假定交易成本为零,来证明市场的自由谈判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假设。但是我反对这样一些不合理的假设,也就是把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排除掉的假设。比如说我们假定每人都同样的聪明,所以就没有企业家的作用。我们假定技术是给定的,市场只能是给定技术和产品下进行配置资源,而市场真正给我们带来什么?是带来新的技术、带来新的产品。所以我反对的是这一类的假设。由于这些假设导致我刚才讲的,我们教科书当中,或者主流经济学当中,给我们好多不恰当的结论,然后我们证明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变成反市场的理论。

这里我要特别说两句关于完全竞争模型。现在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之中,完全竞争模型被理解为理想的市场状态,我认为它不能是理想的状态。一般而言,理想的状态是你达不到,但是你非常希望达到。我们想一下,完全竞争是我们企图达到的一个目标吗?我们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企业生产同样的东西,然后每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吗?我想我们不希望这样,这样的市场连我们的信任都解决不了。假如现在市场有一万家牛奶企业,每家占万分之一的份额,我们敢跟谁买牛奶?我们谁都不敢买了。只有当这个市场有少数的企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信任它,因为它犯错误、它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到它,我们记住它,我们很容易把它的名声传播。比如现在麦当劳,任何一个店卖了欺骗我们的产品,比如过去的汉堡包,我登报一下全世界都知道了。麦当劳有几百万员工,假如麦当劳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企业的话,某一个人骗你了,你告诉别人,谁能记得住?谁都记不住,所以这个市场不可能真正的有效。所以完全竞争模型不是我们的理想模型。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经济学究竟在研究什么。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就是财富是怎么创造的。亚当•斯密对市场的理解就是,市场使得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给别人带来价值,这就是看不见手的含义。但到了新古典时代,经济学研究什么?资源如何配置。我认为资源的配置对经济学来讲,或者对整个社会来讲,只是一个方面,非常的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市场不是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资源下怎么把资源配置地更有效,而是怎么创造新的技术,怎么改变人的偏好,怎么创造新的资源。人类过去两百多年发展,最大的成就是说原来没有的资源现在有了,原来没有的产品现在有了,原来没有的技术现在有了,原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现在很喜欢它。这才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

我个人倾向认为,我们经济学真正应该转向研究什么?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或者说理性人如何更好地合作。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是它最大限度促进了人类的合作。在传统社会里面有合作,但那种合作只是熟人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可以使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我们今天消费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而99.999%的合作者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合作,这就是市场的价值所在。所以说经济学不能只被理解成资源配置的理论,我认为应该把它转变成人类合作的理论。只有如此,过去好多忽略的东西,包括企业家精神,包括信任、组织、法律、社会规范,甚至道德这些东西,才能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

我还想讲一点,在我看来,目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是有关市场的最正确的理论,因为它抓住了市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企业家精神。市场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它也抓住了市场这个人类合作体制如何促进技术的变化,就是熊彼特讲的“创造性的破坏”,而其他的经济学,特别是我们主流经济学,都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新的教科书,也希望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学经济学的学生,能够关心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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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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