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魔都文化的多重面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16-03-08 23: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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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致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了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风雅与世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同样也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籍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事实上,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启蒙思想,在沙龙和同人刊物之中传播,启蒙领袖们以精英自居,对待一般大众取居高临下态势,卑视大众的无知和愚味。而百科全书派走的是另一条大众启蒙的路线,面向一般读者,于是启蒙不仅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且也是一门世俗的生意,一门可以赢利赚钱的生意。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是,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在上海文化之中,不仅启蒙与生意无法分离,而且革命精神与名士派头也纠缠在一起。革命不仅是悲壮的志业,也有可能充满诗情画意、酒色才气。最能代表这种海派革命风度的,莫过于清末民初的南社。南社成员大都来自江浙江南小镇,其成员中有职业革命家、有鸳鸯蝴蝶派、有汉学大儒,有艺术家诗人,也有党魁政客。他们继承了明末东林党人的遗风,聚会成社,以革命为共同的关怀,出没于茶馆青楼,诗酒高会,纵论天下。革命意气与名士做派,交相辉映,很能体现出海派文化的意蕴。后来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人,也继承了南社的这一精神传统,不过显得更洋派,聚会的空间不再是茶馆青楼,而变成咖啡馆和舞厅。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上海所谓的自由派,与北京胡适为领袖的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文化与政治立场。而上海的自由派不同,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乃至其他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与宽容。对待西化与传统的态度,亦是如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无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互通的。正如前面所说,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相反地,所谓的海派文化多是以雅俗共赏著称,鸳鸯蝴蝶派有风雅的一面,精英的启蒙文化也走世俗路线。

   海派文化的这种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她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妓女集中的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新闻报》、《商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生活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在这里搞强学会,办《时务报》,掀起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的狂潮。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其文化内部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气质,一种是布尔乔亚文化,一种是波希米亚文化。所谓的布尔乔亚(bourgeois)文化,乃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与第二节讨论的新教伦理有关,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客观的收入,他们在道德上保守、严谨,遵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富于职业伦理精神,在文化上代表着主流价值和流行趣味,是一种“规矩人”的文化秩序。另一种是波希米亚(bohemia)文化,波希米亚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所谓的波希米亚人,指的是都市中的精神流浪者,他们通常生活在都市的边缘,性格另类,感觉敏锐,喜欢挑战现存的主流价值和社会秩序,是都市生活的反叛者和越轨者。在近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之中,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的气质同时存在,一方面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都市空间与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又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融合为上海都市特有的“小资”文化。

   近代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清末开始,传统的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绅商阶级,这就是上海最早的资产阶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培育了资产阶级的勤奋、冒险和投机的精神,也孕育了他们中庸、保守的中产阶级文化,这种文化符合市场的商业伦理,在商业上大胆,在伦理上保守。从上海开埠到五四年代初资产阶级被赎买消解,即便从绅商算起,满打满算,不过短短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也不过两代人。成功者,多暴发户。暴发户类型的资产阶级,可以有万贯家产,不一定有文化,即使有的话,也是物欲主义的暴发户文化。木心先生在《上海赋》中分析说:“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气勃勃的,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但上海所缺的是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故在诱胁之下,嗒然面颜尽失。”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化,但广大的中产阶级,却奠定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性格,有自己的精神脉络。这一脉络,被称为职员心态:忠于职守、精明能干,与时俱进,随机应变。这是市民社会的普世性意识形态,但在上海,又染有深刻的殖民文化心态。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市民社会,上海不仅有暴发户型的大资产阶级,有城市主流的职员阶层,更有广大的小市民。上海是小市民的汪洋大海。大资产阶级也好,中产阶级也好,小市民阶层也好,这三个阶层不仅经常性的上下流动,一夜咸鱼翻身和瞬间堕为平民的例子每天都在上海滩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社会阶层在精神上高度同质,都分享着市民社会之中布尔乔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资产阶级刚刚从市民阶级之中上升不久,往往带有浓郁的市侩气,而小市民阶层在精神上比附上流社会,也会在文化上附庸风雅。上下调和,于是一种职员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主流。这一主流文化在世俗之中,又竭力表现出风雅,成为上海特有的雅俗共赏的都市文化的社会基础。

青帮领袖杜月笙,在解放之前曾被市民社会认为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他从社会最底层浮起,带有小市民的聪明、伶俐、察言观色与审时度势。发迹以后开始从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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