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6-02-29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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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核心提示:本文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俞可平在2015年9月22日由人民日报社指导,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人民论坛杂志社发起,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主办的“标准化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现在各种论坛、会议非常多,但话题雷同,大家讲的话差不多,所以每天非常头疼的事是谢绝各种邀请。我手机也不用,因为一开手机确实有很多的麻烦,但一看到今天会议的主题“标准化与国家治理”,我说要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标准化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但现在被严重地忽视了。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标准化跟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代化是我国长远的根本的目标,宪法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标准化跟现代化密不可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整体的社会进步,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人类的生产行为、交往行为和管理行为的标准化。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规范化、程序化和合理化,而所有这些都与标准化息息相关。没有标准化,就谈不上规范化,谈不上程序化,也谈不上合理化。

我的发言题目是《标准化与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与标准化密切相关。大家都在谈论国家治理体系,其实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体系,就是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这三个体系跟现代社会的机构有关。改革使我们的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机构的变化,社会机构分化,三个不同的部门有三个子系统,一是以政府组织为基础,国家系统、政府系统,我们讲的是政府职能,二是企业组织为基础,三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是民间社会系统。

离开标准化,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无从谈起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普遍看法,认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与标准化没有关系,谈到标准化就想到市场,谈到社会治理,好像跟标准化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流行的偏见。离开标准化,不仅市场治理无从谈起,就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无从谈起,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标准化为现代国家治理确立规范,从而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我曾在文章里面说过,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实现了。第一个标准就是制度化、规范化,基础是什么?没有标准化哪来谈制度化?其次,标准化为现代国家治理确定一个标的,从而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向何处去,要设定标准。再次,标准化为国家治理的合理化提供依据,因为国家治理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效益,而效益是建立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所以标准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最后,标准化为评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量化指标,从而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改革和改善。国家治理或者社会治理好不好,得有标准和评价的尺度。标准化为国家治理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从而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治理状况和治理水平可以进行相互的比较,同时也可以进行相互的学习和借鉴。

 我国标准化建设现状存在五大问题

作为政治学者,从实现社会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我国标准化建设现状,我认为有一些突出的问题,再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许多问题非常令人担忧。都有哪些问题?第一,全世界普遍缺乏标准化的意识,这个意识在我们整个公民当中是严重缺乏的,大家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公民教育体系标准化教育普遍不足,标准化知识普及远远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第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许多重要领域,还缺乏一些基本的标准,与市场治理相比,政府治理的标准化建设严重滞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就是确立一些标准,但我们现在在这方面是严重的缺乏。

第三,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许多行业标准缺乏科学化和合理性。我们也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里面建立一些评估标准,评估质量体系,但是许多的评估标准缺乏科学性,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部门推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标体系,有这么标准吗?我非常不理解这是怎么确立出来的?我认为这缺乏科学依据。

一些标准的治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一些标准的制定缺乏科学的程序,还有一些标准体系制定,被既得利益绑架,从而导致评估标准的不科学和片面性。当前一些大学的排名特别是幸福城市的排名,差距非常大,一方面是主观随意性,缺乏科学性,另一方面是利益导向,有一个利益的偏向,把指标体系往这个方向偏,这种评估体系每次发布,网民去评,都是否定性的。

第四,全社会的标准化体系存在严重的碎片化,同一个行业在不同地区的标准不同。

第五,许多标准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严重影响了标准化工作的公信力。标准化工作的公信力在社会上不高,跟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不高有关系,但跟专业制定标准本身的权威性缺乏公信力有关,这是标准体系本身的问题。好多的标准体系既没有操作性,执行力度又不够。

如何推进我国标准化建设?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我国的标准化建设:

首先是解决认识的问题,从建设现代化国家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度来提高对标准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决策者要带头认识,进一步认识,进一步普及标准化的知识,重视各个行业的标准化建设。

第二,进一步完善各个重要行业的标准化体系,特别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化体系建设。重要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行为,都应当有相应的标准可以遵循,从而提升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规范化和治理水平。

第三,提高标准行业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着力提高各类标准体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程度,克服标准化行业的利益倾向,增强行业标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我们制定这些标准的学者和专业人员,也有两个素质要提高,一是道德素质,责任意识,二是专业素质。

第四,要加大对违反行业标准的处罚力度,严格执行各类标准,充分发挥标准化的效益,让人民在遵循标准当中得到益处。

最后,加快标准化的法制化建设,完善标准化的专业立法,把标准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

标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要素,一个国家的标准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政府和市场应从建设现代化强国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标准化建设,谢谢大家。

贾康:供给侧改革要更多依靠科技和制度改革

2015年,中央最高决策层明确给出了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方针。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

如果做个简要分析,首先可以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这样的复杂问题。

其次,我们认为,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对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我们认为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党的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对矛盾凸显的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就是这样: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

问题导向下,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学研究的规律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配套地实质性推进改革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去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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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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