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在对《三国演义》的讨论中，“正统观”问题总是研究者颇感兴趣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不仅要涉及政治和历史范畴，而且也要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范畴，对考察《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朝代兴替更迭频繁，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集团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并排斥其他封建集团和派别的争夺，都力图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便制造了种种借口和“理论”，把自己封建集团的政权说成是“天命”特权，依托于上帝天神的意志，使本集团的封建政权的“神圣”与“合法”得以维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又确定宗法制度的嫡派子孙的继承权，递相传授封建王朝的统治权，不许他人篡夺，以之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其他成员对皇位的争夺，维护一朝一姓嫡派子孙的一统天下。因此，便产生了所谓“正统”之说。梁启超在《论正统》中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为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把统治阶级所谓“正统”之论的本质说得可谓透彻明白。所谓“统”，是指体系；所谓“正”，是相对于“伪”，即是合法。“统一天下，一系相承谓之正统”，在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是特指中国古代封建政权延续的合法的政治体系。
《三国演义》以汉末三国晋初的历史为基础内容，从题材内容处理和创作艺术构思两方面看，都需恰当处理汉、蜀、魏、吴、晋几个封建政权的沿革及相互关系，并对这几个封建政权加以适当评价，这就必然表现出作者的统系观和正统观。
在总体统系格局不违史实的基础上，在对待各个封建政权的态度上，在情节的具体描写中，《三国演义》却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对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对汉末政治的腐败不满，对桓、灵二帝的昏暗加以暴露，指出汉分三国的“致乱之由”是在于桓、灵二帝。另一方面又对汉室气运的衰败流露出由衷的叹惋。作品描绘了汉末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图景：“桓帝禁锢善类，宠信宦官”，“灵帝即位”，“中涓自此愈横”（1回），而“十常侍”受庞专权，终于导致“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正是奸臣宦官得势，内阉外戚矛盾激化，忠直之士受到排挤，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终于造成汉室的倾危。这种分析和描写，应当说是客观的，对朝政腐败及奸佞肆虐的暴露也是明显的。但当汉室政权受到威胁，董卓“怀废立之意”时，作者便表现出对倾覆汉室的董卓的强烈不满，斥责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6回），而对杨尚书等人怒斥董卓则极加称扬。当汉献帝回至东都洛阳，时经战乱，东都已是“宫室烧尽，街市荒芜。”作者有感于此，哀叹“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又引后人之诗叹曰：“天子懦弱奸邪起，气色凋零盗贼狂。看到两京遭难处，铁人无泪也凄惶。”（14回）这种极具感情色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汉王朝政权衰败的哀伤叹惋。
《三国演义》也描写了汉末的黄巾起义。揭示了起义的原因是“朝政日非”所致。书中还反映了起义迅速发展的形势。但书中将农民起义者称为“贼”，而把镇压黄巾起义的封建阶级人物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称扬为“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与作者对汉王室的态度恰成比照，说明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倾向是维护汉王朝的正统地位的。
《三国演义》的重点是写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及演变过程，写汉末政治的腐败、汉室的衰微和黄巾起义的发生，而这些都不过是为曹操、刘备、孙权等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登场做好铺垫，为写三国鼎立的形成布置背景。因此，对曹操、刘备、孙权等三国代表人物的描写及对魏、蜀、吴三国关系的处理，则更可见《三国演义》的统系观和正统观。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曾对历史上的曹操的功业才德作了评论，认为：“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鉴申、商之法术，谈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嚣，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演义》描写曹操在讨董卓、剿黄巾、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平定统一北方的斗争中，南征北战，戎马生涯几十年，斗志顽强，气度恢阔，知人善任，表现了军事家的才能。官渡之战，以少胜多，更显示了他军事家的胆略。作者曾借郭嘉之口将他与袁绍相比，赞他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胜”，分析了他可以战胜袁绍的条件，对其功业战绩及识士用人等领袖人物素质加以赞美，可以说大体与史评略同，与历史上曹操大体相符。但对赤壁战后，当曹操位高权重，挟天子令诸侯，谋魏公魏王，僭越专权时，作者则态度有变，明显表现出抨击贬斥的意向，不仅称之为“国贼”、“反贼”，而且利用情节描写贬斥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为忠直之士所切齿痛恨。综观全书，作者立意是要将曹操描绘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故在描写他的功业将略之时，斥其僭越专权之为，而对其品德心胸尤多贬黜意向。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具体描写，如杀吕伯奢、梦中杀近侍、割发代首、血洗徐州、许攸问粮、枉杀粮官王辱、哭祭袁绍借刀杀弥衡、妒杀杨修、赤壁赋诗、大宴铜雀台等，用以突出表现曹操性格的奸诈、伪善、诡谲、狠毒、残暴的特点，表现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阴暗的心理，这就使历史上曹操性格中的“酷虐变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得以渲染发挥，而成为一个“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78回引《邺中歌》）的艺术形象的曹操。很明显，《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描写，与《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同中有异的，在基本史事上相同者多，而具体情节描写和虚构方面则相异者多，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对曹操贬抑憎恶的倾向。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对刘备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于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三国演义》描写刘备是以史评的美赞为基调更为渲染美化。极写刘备忠于汉室，重于义气，宽厚爱民，是圣主仁君的代表。全书以蜀汉为描写的重点，用将近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刘备集团的霸业。强调刘备乃是“皇叔”、“帝胄”，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己任，为统一大业奋斗不止；赞扬刘备集团的英雄人物间所表现的忠、义、仁、智、信等道德品质。对刘备以帝室之胄的名义发展势力、夺取政权加以肯定。把刘备集团写成正统与仁政合一的体现者，作为全书的正面肯定的封建集团，与书中贬抑的曹魏集团相对立。书中第60回写刘备与庞统对语，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所言不仅是与曹操在道德品质上的不同，更是政治态度与策略上的对立。但是，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及蜀汉倍加偏爱，极力赞美，为之争取正统地位，而在实际的描写中却仍然遵循着史事的约束，三国之中，蜀国始终处境艰难，蜀国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物也时有失误；刘备虽口称忠于汉室，却自己终于也在汉中称王，最终又未能摆脱被魏所灭的命运。《三国演义》体现了严肃的创作态度，对刘蜀集团的褒美并未改变历史的基本状貌。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评论孙权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史评对孙权德行政绩有褒有贬，《三国演义》对孙权也有褒有贬，但褒贬之中褒多贬少，主要展示了他的英雄性格。在作品描写的三国关系中，吴国基本上处于陪衬地位，与曹操、刘备相比较，孙权的性格未能充分展开，正面描写也较少。但他承继兄业，自擅江表，知人善任，也堪称三国时“人之杰矣”。孙权在决策联蜀拒魏时，既审慎又果断，对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吴使者赵咨使魏，对魏帝曹丕称说孙权乃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并言：“吴侯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品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赵咨所美之词似有过之，但所叙事迹确为真实。《三国演义》对东吴联蜀抗魏予以肯定，赤壁之战尤为明显；而对制造磨擦、为小利而失大局、破坏与蜀汉联盟的作法则加以批评。对孙权的游说动摇、目光短浅也有所描写。
总观《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封建集团，对曹操、刘备、孙权三个封建集团的代表人物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史事基本格局方面是依据历史、尊重史实的；而在形象刻画、细节描写中，则表现出拥刘贬曹的倾向，表现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态度，这种艺术描写的倾向是内含着以蜀汉为汉后正统的观点的。
《三国演义》尽管倾向于蜀汉为汉后的正统，但客观上还是描写了魏代汉，晋代魏的政权更迭，而且对汉、魏、晋几个封建政权的正统论加以描写，从而使人们得以从更宽阔的视角来考察当时的历史发展情况。《三国演义》一方面倾向于汉与蜀汉为正统，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由汉而魏、由魏而晋的政权更替统系，可见作者是重史甚于重统的。
在倾向蜀汉正统时，《三国演义》还注意从不同角度透视其正统论的实质。揭示刘备集团打着维护汉室正统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借此发展本集团的势力，以争取称雄争霸的主动。刘备集团的主要谋士诸葛亮深知这一斗争策略的重要。他一方面更三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为夺取政权，代汉自立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又经常标榜刘备乃帝胄皇叔，蜀汉当为正统，借以与群雄抗衡，争取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73回，诸葛亮引法正等人劝说刘备乘时即皇帝位，说：“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国贼。”刘备则答曰：“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诸葛亮于是深入谈开内情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忘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刘备仍表示不肯“僭居尊位”，遂暂定为“汉中王”。刘备的不敢称帝，本质上并非是“忠”于名存实亡的汉王朝，而是感到此时即皇帝位的时机还不成熟；他所谓“僭居尊位”之忌一则为“避嫌”，二则也是心虚。至于诸葛亮所说“应天顺人”也是借口，而乘时割据争雄是真，他从形势发展角度考虑，力劝刘备即帝位，根本动机是为了在与吴、魏的角逐中争取主动。果然，当形势进一步发展，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刘备有了即帝位的借口，这时诸葛亮再劝他“继统以延汉祀”，他便不再拒绝。虽然也作了痛哭终日的表演，但还是借口“畏天明命，又惧高、光之业，将坠于地”等，即皇帝位。（80回）在罗贯中的笔下，蜀汉集团的政治家虽然标榜正统，口称忠汉，但其实并不是一批忠于有名无实的汉王朝的迂腐的忠臣，而是一批乘时割据的枭雄。他们打着正统的旗号其实不过是斗争的策略而已，这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争取主动。
二
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本方法是“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把史家史著的素材与民间传说野史等素材捏合在一起，而以史实为基础依据。全书基本史事过程和总体历史变化格局，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在题材处理和具体情节、人物描写中，罗贯中不仅汲取了传说野史中相关的素材，而且，进行了大胆的艺术虚构，使《三国演义》虚实结合。清代史家章学诚评论《三国演义》的虚实结构，曾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论断（《丙辰劄记》），点明了《三国演义》艺术方法的基本特征。这种“七实三虚”的艺术方法，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创作《三国演义》最基本的艺术经验。
与“七实三虚”的艺术方法相联系，《三国演义》表现的拥刘贬曹的倾向和蜀汉正统的艺术处理，也体现了罗贯中的艺术经验。
在《三国演义》中，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与强调汉和蜀汉为正统，两者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正统观主要反映了史家史著的历史正统观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体现《三国演义》创作中罗贯中对三国政权真伪主次的历史观点。“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主要受来自民间的传说和野言稗史的影响，主要反映历代人民的思想愿望和审美意识，是罗贯中“采小说”的结果。把蜀汉正统与拥刘贬曹结合起来，体现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艺术构思的重要特点。
作为创作倾向的“拥刘贬曹”与作为史系评断的蜀汉正统论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着不同的形态。涉及历史发展及政权更替、政权相争，则有正统之争；展示政治仁暴、人物善恶，则多有“拥刘贬曹”描写。根本上说，“正统论”主要体现在《三国演义》中政治历史内容的范围内；“拥刘贬曹”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艺术虚构的部分内。“拥刘”，一方面包含着称扬刘备乃是“帝室之胄”，合当继汉统的蜀汉正统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称扬刘备具有雄才大略，重义气，行仁政，宽厚爱民，具有圣主仁君的品德。蜀汉集团主要人物信义友爱，体现了理想化的封建道德。作品把“拥刘”与正蜀相结合，对蜀刘集团所行仁政加以肯定。而“贬曹”，一方面是斥曹魏挟天子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不当继统：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暴露曹操的狡诈残忍、虚伪自私，具有奸雄的特征，是酷虐和暴政的代表。作品把“贬曹”与夷其非统相结合，对曹魏所行暴虐僭越加以否定。“拥刘贬曹”不仅是《三国演义》统系观念的反映，还是对政权性质、政治状况的一种评价倾向，是对人物功过品德的情感态度。因此，不能把“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与蜀汉的正统观分割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混同或等同起来。
《三国演义》的创作是将史家史著的写实笔法与文学家的艺术虚构笔法结合起来，这与史家史著的撰著手法明显不同，本质上属于文学创作。因此，《三国演义》中表现的蜀汉正统观与朱熹《通鉴纲目》等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观也相区别。史著的蜀汉正统观虽也含有褒贬之意，但主要是史家认定封建蜀汉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依据的是史实。而《三国演义》的蜀汉正统观，则是与艺术虚构、与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联系在一起的，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政权合法性之外，还有政治状况的良差、政治道德品质的完善等内容。《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实际上是罗贯中将元明时期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观念与民间传说野史中表现的拥刘贬曹的创作倾向相结合，并融入自己的历史观点和情感倾向而形成的艺术创作的重要构思，是罗贯中进行《三国演义》创作时处理创作素材，安排蜀、魏、吴三方政治势力主次格局地位的观点和方法。因之，《三国演义》中的蜀汉正统论虽与史家史著的蜀汉正统论有密切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是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