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使富人变穷。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写在前面
我是谁？将何去何从？在当今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处的位置在正在或未来的变革中是有利还是受损？我为什么会感到生存压力？我对我目前的生活感到舒适吗？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和寻找新的认同。例如，医疗改革之后，人们要考虑到存足钱看病；住房改革之后，人们考虑到要贷款供房；教育产业化之后，引发了高校生源比例的结构性变化，颇受非议；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举国欢庆；……这些，都是社会成员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认同指数的反映。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身安全感的安全系数和该社会中的成员对执政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指数。
所有问题的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我是谁？我有安全感吗？
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虽然宏观表面平静，但微观内部已翻腾。国人普遍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认同感之中。可以说，当今的社会变革，是解放以来仅次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以平和的姿态出现，但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谁能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来一次？
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突现的时候，就揭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认同危机。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新时期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石。茅先生在《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才有改革的开始。共产党才能够比较放心，允许大家来参与改革的讨论。如果讨论中反覆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讨论变成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下一步如何走的重要问题就被扔到了脑后。”茅先生明确指出，必需在扩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上推进中国所有改革和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和平变迁。事实上，随着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参见燕园评论于建嵘先生的《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以及本人的《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一个命题，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已经出现危机。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中指出，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执政党不加以重视，将会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从宏观角度以调查研究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作了真实严峻的剖析，下面我将从微观角度以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进行阐释：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
4、中产阶级的孵出；
5、结论。
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茅于轼先生说，中国每年处死超过一万人，“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恐怕大部分都属于社会的低层。”为此，茅先生建议少执行死刑，主张用毛泽东的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安全感的普遍溃乏，以及安全感引发的攻击性，容易引发一个社会的变革危机。王、胡、丁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为“放大型”社会事件，导致如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暴乱。
2、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所谓认同，就是指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认同感，外在表现为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相关。认同又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构成社会认同。例如我认同我自己是一介平民（自我认同），认同杨元庆是精英（社会认同）。认同有一种承认、归属之意。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普遍偏离，主要指中国各阶层的社会认同彼此偏离。例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普天同庆，是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族认同普遍一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骄傲。但除了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其它社会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执政认同，改革认同，同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财富认同等。改革并没有如改革之初有预记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带动下大家一起富裕，而是少数人得益，大多数受损（相对受损），因此使得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到质疑，即改革认同的偏离：在某一项改革中，高度认同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弱势群体则只有无奈跟随；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方面甚至还不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加之近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由此产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共产党执政认同的偏离：权力精英要求更加集权和建立新的权威，广大平民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执政党总是努力把国人的民族认同引向执政认同（如申奥、发射载人飞船等）。仇富心理的出现，近两年来独甚，每倒下一个富豪，国人都拍手称快（孙大午案除外，对孙大午案，出现相反的一边倒），即是对富人的财富认同的偏离：资本积累的原罪与掌握巨大资本的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赤贫阶层与下层平民对财富不公平占有的仇恨。中国已经出现执政认同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点，企图以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弥补，同时加强对国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控制（例如对自由结社和网上言论的控制），极力利用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建立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引导国民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于执政认同（例如反党就是叛国），极力混为一谈（例如爱国主义就是爱党）。相比而言，中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执政认同程度较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继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已经相对沉淀和明晰，即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局级以下官员、技术和文化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构成了12%的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处于中国社会下层，还有3%赤贫阶层。由于改革继续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中国社会的分层逐渐出现类似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上层精英不认同下层平民，下层平民也不认同上层精英。中国事实上与印度一样，成为极不平等的国家。
3、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在与传统相比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到天安门自焚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已经出现俄化和拉美化倾向，俄化即权力精英中的腐败集团逐步取代平民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拉美化即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然而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继南京拆迁自焚和安徽农民朱正亮天安门自焚之后，10月1日，湖北荆门又一农民企图在天安门前自焚未遂。越来越多的冲突事件表明，改革开放前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事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两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直接对立事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能再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平民阶层对精英集团是一种羡恨交织的复杂心态，精英集团对平民则是一种强排斥与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自今年国庆节以来，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远万里来天安门前上演自焚、跳水、纵火等惨剧，北京公安局称已逮捕16人，并称将对在天安门前闹事的人处于严惩。“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上求于天而天不应，下求于地而地不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前20年的改革，民众的机会相对而言公平；96年之后，特别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已越来越向精英集团倾斜，下层平民在政府决策中少有代言人，很难在政府决策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存在于下层平民的革命情结已经在下层平民的心里潜在，一有机会，规模化的暴民就会产生（近年来全国千人以上的暴动达几十起），由于缺乏组织性，大多被成功镇压。
4、中产阶级的孵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杠杆。理论上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约有12%的中产阶级，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此时，中产阶级的意义非常。有调查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者达40%，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居住在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加上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在调查中，对自己目前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呼唤，已经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呼吁了很久，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迟迟不肯壮大，一直在12%左右徘徊，现在，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级的是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最近，小资和白领这个群体迅速壮大，几乎每一个小资都发着中产梦，其中部分已初具实力。假使这些准中产的小资十年后进入中产阶级的阵营，也不过是给中产阶级的比例提高约2至5个百分点，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20年达17%，中产阶级的社会杠杆作用仍然有限。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然而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的大幅度提升之后，作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孵出的瓶井。高等教育改革已经使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农村生源占60%到70%，城市生源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已出现结构性变化，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城市生源扩大为50%至60%，呈继续扩大趋势。而且，由于城市生源的增多和农村贫困生源的增加，中国高校生源阶层分化明显，集团与派别林立，贫困生引发偷盗抢劫等治安性事件，富家子弟则引发逃课、打架斗殴等群发性事件，高校学风日下。与此同时，高校中贫困生与富家子弟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冲突时有发生。有高校教师呼吁，现在，随着高校生源结构的改变，在未来社会中，执政的将是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高校学子，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将会更加不知体谅下层民众的艰辛，那时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事实上，由于教育产业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中国下层上中层再向上层变迁的通道已经收窄或堵塞，中国下层向上层变迁的成本加大，中国上层对下层的强排斥已经钢化，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长的脚步放缓，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缓冲作用有限。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如果还不及时更正这一点，中国社会矛盾引发暴力革命的危机将增加。
5、结论。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解放以来继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已经相对稳定和明晰。社会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强排斥性钢化。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变窄，变迁成本加大。在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中国民众普遍感到失衡，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社会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执政党的执政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激化了改革开放不公所带来的种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敌我矛盾性质。潜在的革命已经在人们的心底产生。中国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能量聚集式的潜在革命危机，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发生的人们的心底，仇恨的种子正在萌芽，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即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众从未来经济改革中获利不多或者说甚至继续受损，中国民众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满情绪一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中国社会将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再见的历史事件，潜在的革命经已产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状态。
“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将来，那将是与他人共同的将来。”在资本积累的原罪面前，每一位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评价，何清涟的书《现代化的陷阱》将有100年的历史价值，我只有无奈地承认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