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尤以眼光独特为人称道。《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对“叛乱的敌人”即镇压太平军的各种武装(尤其是政府军之外的由士绅领导的团练、勇和地方军)的分析篇幅远远超过了对“叛乱”本身的分析，这一视角在太平天国运动史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从社会史角度反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地方军事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一研究充分体现了60年代美国中国学受年鉴学派影响而社会科学化的倾向。《叫魂》在对史料的选择、运用和解读上更让学者们发出“学问原来还可以这样做”的感慨。该书所涉部分档案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公布,但产生的仅是一些零星的民俗学研究成果,惟有孔飞力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这一清宫档案的不同寻常,运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路数,将史料的丰富意蕴以“说书人”的方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孔飞力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中讲求概念的精细分析,对易于混淆的概念必首先下力澄清。此外，孔飞力治学之严谨体现在他“慢工出细活”的著述风格上，他信奉急功近利出不了大学问。从博士论文（1964）到出版（1970）用时6年， 20年后才有《叫魂》问世,12年后出版《现代中国的起源》,这是典型的“十年磨一剑”！1970年第一本书，1990年第二本书就是《叫魂》，其间仅发了几篇论文，以及参加《剑桥中国史》编写。曾经有人怀疑哈佛是否引进对了人，因为他是接替费正清的位置的。《叫魂》一出，烟消云散。但我访问他时，他并没有过多地谈《叫魂》，反而对第一本书谈得更多，反问我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更多地关注那本书，没有书评。而其为了写最后的著作《中国海外移民史》，几乎追随移民的足迹至世界各地。而这在当下浮躁的中国学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撰写最后的著作《海外华人移民史》，足迹走遍至世界各地国内对他的了解主要是他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与制度史的研究，而对他近年来的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了解甚少。为了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到孔飞力先生在最后岁月的研究动向，以及体悟他做学问的方式，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对孔飞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孔飞力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缘由
孔飞力对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1、回应“中国的冲击”
中国移民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同样悠久，它包括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自15—16世纪起，东南沿海的海外移民进程大大加快了，到了17世纪后期，侨居东南亚的华人已有相当大的数量，在不少国家已经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华侨聚居区。足迹从东南亚扩展到各大洲，故有“有海水处就有华人”、“有人烟处就有华人”之说。至20世纪末，华人华侨的总数大约3200万，遍居于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国际移民中引人注目的人群。一是因为华侨华人经济越来越具有相当的实力，不仅在所在居住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50%到80%的商业和40%左右的对外贸易是由华人经营的。金融业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的一个强项，可动用的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左右，与阿拉伯人、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力量。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华人的经济势力占绝对的优势，例如，泰国华人占总人口不到11%，但华人资本却占泰国上市公司总量的81%，90%的工商业资本和半数以上的银行资产为华人拥有。二是华人在科技上也具有优势。李政道先生非常自豪地说：“目前，在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研究机构和著名学府中，成绩名列前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大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专业几乎覆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如物理学家丁肇中，建筑学家贝聿铭，生物学家于宽仁，光导纤维之父高锟等等，都以其骄人的成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三是绝大多数华人取得居住国的国籍后，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参与到住在国的政治生活中，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在泰国政府官员中，华人占70%。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中，华人占四分之一。
面对海外华人移民势力的日益增强，孔飞力很有见地地说：“‘西方的冲击’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常识，但‘中国的冲击’却少有论及。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人群体，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冲击’，又是别的什么呢？”孔飞力所谓的“中国的冲击”，是指华人在海外定居，发展甚至是主宰其他地区的经济的一种强大的能力。正是 “中国的冲击”，使孔飞力把研究领域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史、政治史拓展到海外华人移民史。
2、超越“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中国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以“中国对西方的反响”（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理论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一般简称为“冲击——回应”模式，其鼎盛时期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它的影响至今犹在。这个模式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的历史事件上，把很多可能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对西方做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与“冲击—回应”模式的基本理论假设相一致的，还有“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这几种模式遭到了年轻一辈学者的批判，形成了一股要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潮，即“中国中心观”。1984年，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对“中国中心观”的特点、内涵以及这股学术思潮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做了详尽的阐述，对传统的“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研究模式进行了深入批判。1989年，该书的中译本问世，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近年来“中国中心观”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却引起了一股批评和反思的思潮，因为“中国中心观”本身存在不少局限。有两本著作是最引人注目、最引起美国的历史学家怀疑“中国中心观”的解释力的，一是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二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两位学者坚持用双向和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其中国研究置于世界历史的宽阔背景之下，很难用“中国中心观”来称呼。柯文本人也对“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作了反思：“如果把中国置于东亚或亚洲地区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又或者关注中国境内的非汉人群体的行为和思想或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课题都质疑‘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日本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研究中国的朝贡制度，但他的分析与费正清和其他学者早期对“朝贡制度”的看法相去甚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东亚看成是一个有自己的霸权结构的、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组合而成的区域来理解。”
在这股反思“中国中心观”的浪潮中，除了上述将中国看成是世界历史中或亚洲区域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外，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也构成对“中国中心观”最直接的冲击，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方法去探讨海外华人移民过程，是不够的。近年来，研究中国海外移民的论著数量惊人，学者们尝试用一些新的概念工具去研究这些课题。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显然与这一学术发展趋势有关。例如，在Toward an Historical Ecology of Chinese Migration（2001），在这篇文章中，孔飞力提出了“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ology）一词来概括海外移民的过程。华人在爪哇、加州、利马，或是比勒陀利亚定居，不论是暂时还是永久的，即使中国的社会和历史陈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其实也会被整合到印尼、美洲、秘鲁和南非的历史中去。在孔飞力看来，这个过程很难用单一的民族或文化视角来掌握。事实上也是，对于海外华人移民史，单从中国内部去解释，肯定局限性不少，因为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当然，在某一个时空里，要贴近分析具体的问题，“中心化”又是必须的。比如，要研究美国的华人移民的问题，就要以美国为中心，如果分析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变化，仍以中国为中心，过分强调华人的中国文化特质，就不能解释有些问题。
3、延伸“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传统
纵观孔飞力的著作，可以发现，对人口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他“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例如，在分析太平天国以及其他晚清叛乱的起源时，孔飞力就非常重视人口因素的影响，断言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对于晚清人口的压力，孔飞力不是简单地从人口的数量上，而是同时从国内移民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十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在关于十九世纪初年魏源、龚自珍等知识分子关心保卫边疆的问题时，提出他们主张通过从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因民的办法来减轻中国内部的人口压力，同时又加强了今新疆地区的边疆防卫。在孔飞力看来，“人口剧增和人口大量内部迁移，是清代特有的问题。”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起因上，广西的客家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村社械斗，也是孔飞力着力分析的一个因素。
孔飞力在其出版时间更晚、但研究对象却是更早期的乾隆时期的“妖术大恐慌”的《叫魂》一书中，也同样让我们看到孔飞力对于移民问题的关注。十八世纪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盛世”，然而，1768年，离灾难性的1840年不过七十余年，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十二个省份，下至平民百姓的茅舍，上至皇帝的宫廷，却爆发一场名为“叫魂”的歇斯底里的大恐慌，孔飞力用他的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眼光描写了盛世背后的潜伏危机。对妖术的恐慌反映着社会的不安，人们对那些在生存竞争中被挤到社会边缘的陌生人——乞丐、僧道、流浪者，发泄着敌意、焦虑和恐慌。这种全社会的非理性的骚动与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移民浪潮有关。之所以形成移民浪潮，与人口增长有关，反过来，增长的人口往往需要通过新开发的地区使他们能生存下去。“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尤其是人口向着因征服时期的内战而人数锐减的四川地区迁徙。人口还移往处于长江与汉江流域的高地，移往满洲，移往很大程度上仍由土著居民居住的台湾，以及移往海外。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向下移动的特殊移民群——游方僧、乞丐，成为社会人口压力带来的生存危机给人们心理造成的紧张不安情绪的牺牲品。孔飞力还认为，十八世纪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关于“叫魂”的流言，便是伴随着人口的大量迁徙往来而迅速传播和扭曲的，中国的道路上充斥着各色的“旅行者”，所谓中国社会是一个静止社会的看法只不过是西方人的道听途说和臆想。
孔飞力在他的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中，对于移民问题的关注可见一斑，有关清代人口问题的论述，是他的主要观点的重要立论根据之一。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移民问题还不是他研究的主要目标，他往往是参照他人有关人口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自己直接去研究，而且，这些移民的范围绝大多数都指国内移民，绝少涉及海外移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孔飞力的历史观中，人口的流动因素是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人口的大量迁徙，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对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提出挑战、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移民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和文化传播问题、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等等，总之，在孔飞力分析的晚清社会的历次动乱中，无一不与移民的问题相关。1996年3月1日，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这是笔者目前所能了解到的孔飞力第一次公开他正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问题的一个场合。值此以后，孔飞力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二、孔飞力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近几年来，孔飞力据传正在致力撰写一本海外中国移民史的专著，书名叫Chinese Among Others: A History of Chinese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此外，还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开设海外中国移民史的课程。孔飞力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在第58届莫里逊人种学讲座上的演讲稿“祖国：对海外华人史的思考”（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The Fifty-eigh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另一篇是为纪念刘广京教授75岁诞辰而撰写的论文“中国：一所移民的学校”（China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 in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 Volume II Essays in English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虽然不多，但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
1、 对“祖国”概念的辨析
研究海外华人移民现象，人们经常会提到对 “祖国”概念的理解，但是，学术界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却往往不是十分确定。为此，孔飞力对“祖国”的概念首先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使用“祖国”概念时，要力戒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所谓的“种族本质论”，它以为作为一种“种族的”华人具备的特征是建构在海外华人的先天特性中的，不管他们身处何处、何时，或何种背景之下，都不会改变。这种先天的种族特征使海外华人具有文化的特殊性，他们似乎永远都不会融进他们移居的社会中去。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经常会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另一种倾向就是所谓“大中国”观，这种观念相当无知，密切的经济联系被他们夸大为一个“大中国”正在形成。但最实质的问题是这种观念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快的联想、暗示，最坏的就是种族主义者的“黄祸论”，它假设海外华人通过他们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将他们的祖国扩张到世界舞台上。一个主张“大中国”观的权威人士声称：“不拘小节的”，“狡猾的”、“不坦诚的”的华人企业家正忙于建设“大中国的世界新秩序”。孔飞力认为，这种“大中国”观的假设，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本身怀疑华人对国家的忠诚性的新兴国家中的华人华裔，更是如此。
在近现代世界，每当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不太景气，失业率较高，历史上的“黄祸论”往往会沉渣泛起，华人经济的成功，以及他们与祖国的天然联系，被借题发挥为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似乎中国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孔飞力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使用“祖国”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参照系的话，应当考虑“祖国”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变化，“祖国”这一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客观方面讲，“祖国”对海外移民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是移民在祖国获得的历史经验教会了移民在海外生存的有用技能，另一方面是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的中国革命和国家的现代化，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海外移民构成了威胁。从主观方面看，“祖国”又是心存于海外华人心中的各种主观想象。可以说，在“祖国”概念的主、客观两方面，孔飞力更加强调的是它的客观方面。孔飞力认为，在研究海外华人与祖国的关系时，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祖国（它的客观和主观含义）对于海外华人社会的结构和身份系统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第二，本地人（即非华人）对华人的态度如何受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兴起的影响，那些态度又如何影响到他们与当地华人的关系；第三，在海外华人中间，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如何回应华人对于维系他们的华族遗产的需求，但是，当这种文化遗产似乎与一个好战的、正在现代化的祖国自身相联系时，与中国文化遗产的联系又使得海外华人更易受到攻击。”
从孔飞力如此深入细致地辨析“祖国”这一被用得烂熟的概念，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师费正清、史华慈等人注重分析的学术传统，他本人也是一直注重对于历史学概念的精细分析。例如，他在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他就花了不少的篇幅对于“民兵”、“军事化”这些概念的澄清。
2、 对国内移民与海外移民关系的透视
在一般人的视野中，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似乎纯粹就是华人移民如何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但是，孔飞力却认为，要理解海外移民史，必须将中国漫长的国内移民史作为基本的背景，海外移民史只不过是整个移民进程的一个特例。这样，孔飞力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虑，海外移民史的根，依旧在中国。这是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立场。正因如此，孔飞力形象地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他所谓的“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中心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它们是向海外移民的“中转站”。在这些沿海城市里，过去的乡野村夫必须告别过去的乡村生活习惯，具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并学会谋生的技巧、与金钱打交道的知识，以及如何在他人掌握政治权力的环境中做生意的技能。移民们在“移民学校”里学会的另一类技能是如何通过购买保护和收买官员，在一个权力掌握在他人的环境中做生意。孔飞力认为，在帝国晚期，购买官方保护的手段有很多种，如公开向官员行贿，或捐纳做官的资格，等等。在近代东南亚的“阿里巴巴”体制中，中国官员这个保护者的角色被欧洲的殖民当权者替代。
华人在海外取得很大成就的现象，曾使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有天生的“经商才能”，孔飞力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大陆历史学界 “资本主义萌芽” 讨论，把农民（peasant）看作是一个“维持生计的农夫”的假定，是错误的。帝国晚期商业化已经相当发达，商业化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社会秩序中并且波及所有的社会阶层，经商观念和技能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一点在中国人生活的一些大仪式上显而易见。比如，在葬礼上为死者焚烧大量的纸币，就是为了连本带利地帮他还债，同时也让他的灵魂在轮回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前景。在孔飞力看来，所谓的农民家庭在中华帝国晚期已经有几个世纪与市场生产相联系了，它已经习惯于商业社会的一套运作方式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从社会底层上来的、贫困的普通人有时也取得了惊人成功的原因。
正因如此，孔飞力认为，海外移民在国内这所“移民学校”获得的是“历史资本”，而不是“文化资本”。孔飞力对“历史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区别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 “历史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的历史经验，而“文化资本”据称是一个古老的、永恒不变的中国文化。他反对把“历史资本”看成是某种一经形成似乎就永久不变的、镌刻在中国移民基因库上的特征。孔飞力宣称，他之所以偏好使用“历史资本”而非“文化资本”，是因为“历史资本”这个概念“考虑到了中国历史不断变动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就考虑所谓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听起来越像‘本质的中国性’，人们就越是喜爱。）”总之，孔飞力认为不能从所谓“中国性”的扩散来说明海外华人的商业成功，不能从“中国性”去谈论什么“中国的冲击”，一定要根据中华帝国晚期的实际情况去理解这种冲击。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的商业化、城市化，使得国内的移民具备了在海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这是后天获得的历史经验，而非先天具备的文化特质。孔飞力这样的观察视角的确比先入为主地从文化传统入手，或者从归纳中寻找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利事实，要高明得多。不过，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是比较强调移民的文化人格和国民性的作用的，新儒家在研究东亚经济腾飞时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把儒家伦理看作是海外华人的文化基因，显然，孔飞力以“历史资本”反“文化资本”，是有意与二者商榷的。
3、对海外移民精英的身份认证和泛华运动的新理解
孔飞力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中，历来十分注重研究绅士——社会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海外移民史问题上，他仍然关注社会精英这一群体的作用。当然，在海外华人社会这一特殊群体中，社会精英不再是拥有功名的文人绅士，而是来自各个方言集团和区域集团的华商。在 “天高皇帝远”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亚，这些社会精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领导地位，如何进行身份的认同，是孔飞力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孔飞力认为主要有两种方式，使海外华人精英获得其领袖地位的认同。一是，通过强调“祖国”意识来超越方言的、区域集团的界限。二是，通过捐款给慈善事业和教育。这种以金钱换取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方法在中国国内早已实行，在海外的海峡殖民地，华商们向社团捐献物资，或者平息帮派内的纷争，殖民当局就向他们颁发各种头衔。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政府也开始向东南亚的富商们出售官衔，以筹集赈灾善款，华商们纷纷热烈响应。从那时起，海峡殖民地的华商就可以从殖民地和中国政府当局同时获得身份的认证。海外华人社会精英追求身份认证的结果，就是泛华运动（pan-Chinese movement）的兴起。
孔飞力首先对泛华运动的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泛华运动和泛华意识的形成，首先是受到中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和改良运动的影响。清帝寻求拥护，改良派和革命党宣传他们的政治信仰，各种新的政治党派的争夺，甲戊战争之后中国人爱国热情的高涨，这些政治动员力量对殖民地华人产生了影响，激发了他们对祖国的热情。为中国筹集赈灾善款，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自然地过渡到为抵抗日本侵略提供资助。其次，在与欧洲经济的竞争中，由于华侨分割成不同的方言集团，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人的分离，他们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现实也刺激着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泛华运动，他们呼吁建立整个南洋的华商总会，摈弃福建人与广东人的界限，在精神层面上达成统一，强调无论从事不同职业、来自不同省份、处于不同职位，都属于华种，联合起来就可以与外族竞争，商业就会扫除障碍。在孔飞力看来，华人精英们之所以要坚定地捍卫华文教育，是因为他们将华文教育的存在看作是华人社会和他们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为次，华人精英们不遗余力倡导华文教育，兴办华文学校，南洋大学就是泛华运动的产物，南洋大学的命运，也体现了泛华运动的命运。
在历史上，无论是英国殖民当局还是他们的后继者，都反对并镇压过泛华文化运动。究其原因，孔飞力认为有三条。第一，泛华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为英国殖民当局不能容忍。“从殖民者的观点来看，这种不信任是很有根据的，因为新泛华运动的精英们和来自中国本身的反帝国主义的观念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第二，泛华运动的中国文化沙文主义，为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以为破坏了多元种族国家的平衡；第三，泛华运动具有的与中国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使英国殖民当局及其后继者怀疑其对住在国的忠诚，视为“中国威胁”。孔飞力通过以新加坡南洋大学为例，详细地分析了泛华运动的历史命运，表明了当地人（包括那些接受英国教育的华人华裔，如李光耀）对泛华运动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南洋大学的事件中，李光耀坚定地站在英国殖民者的传统上。……英国人把它看作是妨碍（英国人和马来人）攻击华人的‘文化一体性’和‘种族遗产’的一种具有政治煽动性阻力。英国人有见识的官员报道说‘建议背后的主要动机是政治和种族声望……’，而不是为了促进教育。而非华人的报道则是对中国威胁十分敏感，‘要迅速地抗议在马来亚建立小北京或小南京’。”
孔飞力深刻地总结了精英认证的泛华模式的双重后果。从积极方面讲，泛华模式造就了一些杰出的华人领袖，如陈嘉庚，使他们具有社团范围甚至地区范围的影响力。但从消极方面看，泛华运动又付出了痛苦的代价，“祖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而不是其他的社会和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出现，使得华人在新加坡这个被它领导人称为非华族而是多元种族国家里以及其他南洋国家中受到排挤，“华人过去那些如何在异族掌握政治权力的环境下取得成功的能力和经验，在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环境中失效了”。
在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中，海外移民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课题。融入住在国的社会中，加入国籍并被同化，是海外移民的自然选择。在东南亚，“华侨”一词似乎仍然具有敏感性，他们与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常常成为排华运动的口实。那些华人精英们，难道仅仅是为了领袖身份的认证，就使海外华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孔飞力力图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解释这一复杂的有关身份认同、民族感情、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的难题，他提出的精英身份认证这一概念，突破了过去的“爱国华侨”的固定形象，对泛华运动的实质，的确是一种新的理解。
三、几点看法
通过对孔飞力关于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的背景和主要成就的分析，使我们对这位美国中国学家的新的研究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他的海外移民史研究的特点和意义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孔飞力的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前所述，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是近年来美国中国学界反思和超越“中国中心观”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暴露了“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孔飞力进行海外移民史的研究，构筑多个移动的中心，如以中国为中心，分析中国国内的移民进程对海外移民的影响；以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为中心为学术平台，分析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状况，他们与移居国的冲突、融合，以及中国国内的历史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因此，解剖这一学术个案，是把握美国中国学界的这一新兴学术思潮重要的参照系。
第二，孔飞力的海外移民史研究体现了其自身学术研究的内在延续性与发展。笔者认为，孔飞力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除了受到社会历史背景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也是他一贯将人口大规模迁移问题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变量这一思路的自然延续。这是一个“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虽然海外移民活动的舞台在中国之外，但孔飞力始终将他们的“祖国”（homeland）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张力和参照系加以观照，中国并没有退出他的视线。这一研究立场的学术价值是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
第三，孔飞力的海外移民史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原则。善于提出概念并细致分析概念是孔飞力学术思想的重要特点。他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并不是进行几个国别史的研究，而是将之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研究海外华人的一些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他提出了如“历史资本”、“文化资本”、“中国的冲击”、“历史生态学”等概念。在方法论上，他采取了比较原则，将东南亚移民与北美移民的经验加以比较。采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长时段历史的方法，时间跨越四个世纪。他还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重视研究身份认同问题，打破单纯从经济、政治（革命）两方面将“海外华人史”等同于“海外华侨史”的常规。当然，由于环境的局限，孔飞力的一些观点，如认为现代中国是一个“好战的现代国家”，因此才使海外华人倍受排挤，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此外，根据孔飞力在哈佛大学开设海外华人移民史课程时所开列的63本参考书出版国别来看，孔飞力最重视的是中、美、日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与他其他著作中的引用情况是一致的。单就这些书籍的内容来看，所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如研究1900—1935年华人移民的网络与文化变迁，1905-1906年美国华人寻求公正、联合抵制美国人的歧视对待，1940—1965年间华裔美国人，华人移民的国籍问题，20世纪美国华人发展史，华侨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华工，东南亚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地位，东南亚华侨通史，南洋华侨史，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海外排华史，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海外华人成功录，晚清侨务与中外侨社，清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等等。由此可见，孔飞力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的吸收他人研究成果之上的，基础是扎实的，他的海外华人移民史专著将是一部体现年鉴学派总体史、长时段史特点，又体现美国中国学跨学科特征以及超越“中国中心观”新动向的又一力作。
孔飞力不愧为一位治学严谨，不断超越自我的学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