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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理论研究指出，文化规范作为个体行为的有效影响因素具有长期延续的特点，不少实证研究也为历史上的制度安排能够影响当代的规范与偏好这一观点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文化演进又是迅速而突变的，经济学家该如何解释规范与信念何时是稳定延续的、何时又是易变可塑的呢？Nico Voigtländer和Hans-Joachim Voth 在2012年发表于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反闪族主义的历史根基为切入点，对文化差异的起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文化传播和延续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全面考察。
作者发现，反闪族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在欧洲大陆的延续跨越了近600年。以德国为例，1348-1350年黑死病时期发生过屠杀犹太裔居民的城镇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更高的反闪族倾向。那么，类似的极端行为如何会跨越600年，在同一地区得以重现呢？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反闪族主义在地区层面的延续性部分反映了流动性的缺乏。相对来说，城市在经济贸易层面的“开放”能够弱化反闪族主义的延续，而宗教和地理隔绝等因素则对于反闪族主义的延续性并无直接作用。
本文将1348-1350年黑死病时期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作为量化德意志中世纪反闪族行为的指标。犹太人在德国的定居始于罗马时期，有史可考的零星的地区性反犹太攻击起于11世纪，直到14世纪黑死病时期发展为广泛的区域性的反犹太屠杀和针对犹太居民的驱逐。作者以“Germania Judaica”中1238-1350年德国犹太人社区的历史记录为基础，得到325个截至1349年有明确记载犹太人定居和反犹太攻击的城镇样本。
1348-1350年大屠杀之后，犹太人在德国的重新“殖民”十分缓慢，而犹太人社区的密度也未能恢复到14世纪初期的水平。17世纪以后，随着商人阶层的当权犹太裔商旅和金融家再度得到德国城市的接纳，德国犹太裔人口逐渐增加，至19世纪达到高峰。而1871年德意志统一完成以后，反闪族主义再次兴起。纳粹当政（1933年）前，反闪族主义在德国已然得到更广的传播。本文从Alick(2008) 德语区犹太社区记录中找到前述325个城市1920-1930年间反闪族极端行为的相关信息，同时构建了容量为1428的含犹太社区的城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太行为的扩展样本。作者以下六个方面衡量20世纪的反闪族行为：（1）1920年代发生的反犹太屠杀；（2）1928年国会选举纳粹党（NSDAP）得票份额；（3）1924年国会选举德意志人民自由党（DVFP）得票份额；（4）1933-1944年遭到驱逐的犹太居民数；（5）1935-1938年纳粹报纸收到的反犹太读者来信；（6）截止1938年针对犹太教堂袭击的频率。
通过用“1933年各城镇犹太裔居民的比例”对“该城镇是否经历过1349年黑死病大屠杀”进行回归，作者得到犹太人的“重新殖民”行为并没有系统的规避中世纪存在反闪族传统的城市这一结论。同时，作者还发现以六种指标衡量的20世纪反闪族主义在经历过黑死病、大屠杀的城市显著的高于没有中世纪反犹太传统的城市。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以六个20世纪反闪族主义的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是否经历过1349年黑死病大屠杀”，并以1933年该城市的人口数、犹太裔居民比重和新教徒比重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基础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因素的条件下，经历过1349年黑死病大屠杀的城市在20世纪平均水平上，针对犹太居民的屠杀发生的频率更高，1928年选举中对纳粹党的支持度更高，其犹太裔居民遭到驱逐的概率更高，而市民向纳粹报纸写信以表达反犹太情绪更为积极，针对犹太教堂的袭击也更为频繁。此外，作者还用匹配估计（matching estimation，Geographic matching）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排除了基础回归的显著性结果来自于某种无法观测的地区性异质因素的影响的可能性。
进一步的，作者在扩展样本之下对六个20世纪反闪族主义衡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样本差异的27%，同时所有变量的正向因子表明基础回归中观察到的反闪族主义的延续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而并非20世纪反闪族行为与中世纪反闪族历史的偶然相符。以第一主成分为因变量的扩展回归显示，反闪族主义自中世纪至20世纪的延续在扩展样本之下仍然存在。
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影响反闪族主义延续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关于历史时期犹太人定居选择的回归显示，犹太居民更愿意在“开放”（汉森同盟成员，临近通航河流）和经济环境更为自由的城市居住，同时犹太裔居民在经济生活中地位更为突出的商业中心平均意义上经历了更频繁的反犹太屠杀。通过以上分析，作者并未观察到影响犹太人居住选择的相关政治经济因素与20世纪的反闪族主义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这再一次表明基础回归显示的反闪族主义延续具有稳健性，而并非对相同政治经济因素的反馈。而对于反闪族主义延续性的分析表明，“开放”本身并不能直接提高某一地区对犹太居民的容忍程度，而是通过与之相关的经济成熟和移民发生作用。1750年以后发展迅速的城市其反闪族传统的延续性较弱的回归结果证实了这一作用机制，同时工业化也有效的隔断了反闪族主义的延续。这一结果为孟德斯鸠“贸易滋生文明”的格言提供了实证支持。
总体而言，本文以德国的反闪族主义为切入点，首先证实了不依赖于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的文化长期延续的存在性，进而对文化延续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挖掘，发现贸易开放和工业化是隔断文化延续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理解文化的演化，以及文化差异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章来源】Nico Voigtländer, Hans-Joachim Voth,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3): 13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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