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即民主化　　

约170年，横跨三个世纪的中国最大最基本的一件事“用一个最有力的概括性的概念来说，是中国的现代化，亦即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发展。”现代化对中国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现代转向”实际上是中国百年来所选择的道路。中国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全球化，要停止或倒转现代化是无可能的。必须指出，现代化虽出现不少“病态”与恶果，但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新的机会与“善果”（货物）却也是真实的，更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

中国虽然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在原始动机上不无委曲，但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命定的”，也是应有的选择。现代化出现的现代文明的格局在本质上有异于前现代期的文明，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文明。今天我们没有奢侈问中国要不要一个现代的新文明，……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国家”，自成一天下。三千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虽然代有损革，但它的基本性格，特别是社会结构、生活型态与深层的意义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前现代期”的中国真正具有一个独特的文明模式。中国文明秩序的核心是其政治体系，在中国的文明秩序下，中国“王权”的理念是有“普世性”的，中国的文化价值亦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用作界划文明的尺度。中国的现代化，亦即中国传统文明的更新与发展，不止在寻找一个现代型国家的形式，也是在寻找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这是中国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可以说是把中国由一“文明体国家”变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起点。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变为成功的共和国，更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但在意识形态上，“民权”取代了“王权”，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说”作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

现代化；以及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或者说现代化乃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而其主要目标就是寻找和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以上文字乃是我对《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下称“建构”）一文的概括。

那么这个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到底是什么呢？金耀基先生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是我们不难从“建构”一文中得出肯定的答案，那就是民主——民主政治或者说是政治民主。如果我们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歪曲“建构”一文的本义，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给“民主”临门一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完成中国的民主政治或者说是政治民主，完成已经被无数次延长了的奋斗——中国的现代化。

可惜的是，以上只是我对“建构”一文所作的一面之辞的概括，所以它们很容易变成为我们的一厢情愿。

二、民权理论还是“天命说”？

我们知道，所谓的自由问题就是人对他人的强制的问题，民主与自由一样都是人的问题，只是民主主要对应的是专制（或者是极权）这些政治性问题而已，所以我们不妨把民主看成是一种人与人的博弈，他们类似足球运动，人类历史上的民主运动主要就是“民权”（理论）与“天命”（天道）的博弈，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替天行道”式的“枪杆子里面出天道”（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们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人生而平等还是相反？

如果只有我对“建构”一文所作的那种一面之辞的概括，我们无疑会认为金先生是一个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一路非常精彩地把球传到了对方的禁区，激动万分的我们期待一次最辉煌的射门。

可是，当我们再看他们对“建构”一文所作的概括提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变成了毛主席的好战士，在踢球的同时，他一路高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并在对方的禁区前，以最快的速度把球传给了对方，然后让对方把球踢回中场，甚至于让对方把球一脚踢飞，踢出界外。

事实上这种比临战逃脱更恶劣的“叛变”显然不是误传，而是源于一种最基本的无知，这种无知是那种我们不妨称之为“似是而非”的无知。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我认为针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作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连最基本的现代组织都未完成，就奢言实行共产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个人私利观，那才是颠倒历史。我们也看到对这后项运动作学理解说的著作，总不免包含着错用名词、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程序诸种办法，结果是与时代不合节，只能再度造成中国传统里‘金字塔倒砌’的结果。”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民主），它们对中国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民主（或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没有最基本的内涵，也没有起码的标准，而是可以随便定义，各行其是的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民主（或现代化）没有最基本的内涵，也没有起码的标准，那么说“今天我们没有奢侈问中国要不要一个现代的新文明”就不仅是一句废话，而且是一种谎言了。我们已经肯定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可是这些不能“任意或太多选择”的规定性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连这些不能“任意或太多选择”的规定性东西都不明白，我们又如何去寻找对它们的创造的空间，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以至于对它进行建设性的批判？

构成今天支配性的西方现代是启蒙运动。启蒙标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诚然有“普世”的意义，就民主而言，最大的误会或者说是误区就是认为民主只是针对平民百姓的东西，在民主这种人与人的博弈活动中，人们忘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挑战，忘记了“政府何由成？官吏何由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的常识理性。皇帝的后代都已不再是皇帝，何况是首长的后代呢？民主事实上是全社会共赢的东西，可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却把它误解为一种民间单赢的游戏。所以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死到临头呼唤宪法的悲剧。

我从不认为金耀基先生是一个故意混淆是非的无耻的御用文人，恰恰相反，至今我都认为金先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他只是做了一种错置了时空的表现，如果他在明确回答现代化（民主）是什么的前提之下来谈对它们的创造、批判，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他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在那样的前提下，我们并不难形成如下共识，即：

中国“化”为“现代”的道路，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但却绝不是没有创造的空间。中国或东亚的人（也包括一切非西方的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地调整并扩大现代化的“目标的视域”，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的现代模式之同时，不应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模式作为新文明的标准。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

三、是非与成败

1938年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就已经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化吗？”

中国的现代化，由清末至今，经历了整个20世纪。……今日，中国人的社会，包括大陆、台湾以及港澳都自觉地在现代化，不论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台湾、港澳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根本意义上，都是自觉地在推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一个组成。……现代化始源于西欧，现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现代化文明模式向世界扩散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标准”不期然而然是西方的“特殊主义的普世化”。

同样在推行现代化，与台湾、港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相比，大陆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如何？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失败！可以这样说，无失败就无是非。反之也一样，无是非就无失败。所谓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游戏，在毛主席之后的邓小平时代，近三十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慢慢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

失败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相对“好坏”，而是基于生活常识上的是非，人们并不否认历史以及生活本身是有是非可言的，所以，现代化是有标准，也是有是非的，而衡量这种标准与是非的东西就是成败。这种成败并不是可以见仁见智，因此是没完没了的理论，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不能说什么“唯一理性的”，“无可避免的道路”，“要停止或倒转现代化是无可能的”，“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是‘命定的’，也是应有的选择”以及“并没有任意或太多选择的余地”等等了。

今天，我们应该肯定地回答所谓的世界主流文明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了约170年的现代化运动，而现代化就是民主化，我们需要在寻找和建构这个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民主（政治民主或民主政制）的改革共识之下给“民主”临门一脚！

2006-2-26（初稿） 2006/4/27（修订）2006/5/17（再修订）

注：

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6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