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这篇小文写于2009年10月份姥姥去世时，当时应允妈妈和姨妈们，要写一篇关于宋李两家家族史的文章，请她们帮我找一些资料。但因为无暇做采访一直没有完成，直到几年后妈妈患病离世都还只有架构，遗憾的是，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有很多上两辈人的东西已经无处询问了，原本想要撰写的“民族企业家”创业史的计划看来无法完成，只能改写成我个人对外祖母以及我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了。
秦晖老说，搞史学的人应该有点记录个人口述史的自觉性，因为每个个体化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时代变迁史。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就是“时代是共同的，但每个个体的体验是不同的”。既然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其文学、个性化的一面，我自信不会与流行的“姥姥文体”雷同。
我姥姥叫李彩绚，1906年生人，2009年去世，活了103岁。她的父亲李佩实是国内最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上世纪20年代就在河北南宫县城开有皮革厂和布庄，据说中国的第一块机织线毯就是他的工厂纺织出来的。用解放后的阶级成分标准说，是地主兼资本家;用稍微好听点的说法，是“民族资产阶级”。李家有两儿两女，我这老姥爷虽说得风气之先，也不免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两个儿子都送到国外留洋，打算让他们日后继承父业，以当时新兴的纺织业为发展方向。
姥姥就不像她的两个弟弟有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她是缠过小脚的，但没读旧式私塾，还是读的新式完小，后来还当过小学教员，一手毛笔字也写得不错，在那个年月也算是识文断字的“新女性”或“半新半旧女性”吧，可是她却一直在“旧家庭”里，而且似乎过得还不错。她没有去赶那“娜拉出走”的时髦，我也从未发现她对“旧家庭”有巴金小说所表现的那种不满。但另一方面，她对包括我父母那样的“娜拉”式晚辈也充满亲情，并没有试图干预他们，父母与她那样的长辈也没有什么矛盾，倒是我这个孙辈，与她有过一个磨合与理解的过程。
姥姥19岁嫁到冀县的宋家。用姥姥的话说，她的婆家是“土财主”，不像天津娘家那么洋气和开明。但是后来她也随夫到了天津。我姥爷叫宋子金，是北洋纺织学堂(姥姥这么说，但历史上好像没有这么个学校，应该是北洋工艺学堂纺织科吧)毕业的，后来就在岳父的企业工作，一直是天津纺织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他们的子女中我母亲是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弟弟三个妹妹。关于外祖父母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了。我曾经看到过妈妈给组织上写的一些详细的家庭材料和社会关系情况，对她的家庭和生长环境都有细致的交待。哥哥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不知道把这些文字和老照片放到哪里去了，被妈妈好一顿数落。我也挺后悔的，明知道这些文字和照片的宝贵，早点带到北京保存起来就好了。
“小刺儿头“与“大小姐”
我早期所受的教育是一个“混合体”，就像调色板上的色彩是一笔笔加上去的，这才形成了后来的价值观，但还是有时间段的划分的。一直到文革前半段，我都是很“革命”、很“左”的。我对姥姥的感情、理解和敬佩是随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加深的，而一开始却疙疙瘩瘩极不和谐，究其原因还是时代烙印加个人性格造成的。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经历过一个“盲从-狂热-碰壁-思索-还原个人”的过程。1960年上小学以前，我和哥哥在天津姥姥家里住过一段，我已经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了，只记得非常不喜欢跟着姥姥去看什么舅姥爷、姨姥姥之类的所谓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在那里居然有人(应该是过去的佣人)称呼她为“大小姐”，让我感觉很别扭。他们在一起叙旧，在我看来就是“怀念旧社会”，这和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有一次去红桥区荣茂里，姥姥指着那个街道说，“原来这整个胡同都是我们家的”。我一听就有抵触情绪，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只能以调皮捣蛋闹别扭来“抗议”，搞得姥姥很纳闷，平时挺温顺的一个小妮子咋就这么不听话呢?
到了姨姥姥家，正好赶上有人给她送“公私合营”以后的股息分红，我一听“资方人士”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人，想起当时看过的“三条石”阶级斗争教育展览，资本家个个都是面目狰狞的反动人物，就会剥削工人，我实在不愿意把他们与自己的长辈做联想，于是就待在院子里死也不肯进屋。
我们这些“50后”、又是在机关大院环境中成长的小孩，从小在“革命的”父母辈那里接受的话语系统与再上一辈老人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家庭我都不喜欢。但是家庭没法选择，用当时的话说，父母都是解放前就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我一直困惑于不知怎样把握“亲情”和“革命觉悟”之间的尺度，所以与姥姥的关系一直就有些“拧巴”，但是毕竟相处时间短，大人们可能还感觉不到什么。
我不知道1949年政权易手时，选择“正确站队”的父母是如何处理与“剥削阶级”家庭之间的关系的。后来阅读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其实他们的“两难”处境远比我难堪。与出生于天津“资产阶级”家庭的母亲相比，父亲出生于山东农家，论富裕，我的爷爷奶奶远不如他们在天津的亲家，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却比亲家更倒霉。
1960年大饥荒，爷爷和奶奶在山东老家过不下去了，跑来西安投靠当干部的大儿子，父亲向组织上汇报，得到允许留下了“地主家属”奶奶，送走了“地主分子”爷爷，没多久爷爷就在老家“病故”了，实际上是饿死的。父亲在日记里(他学生时代的日记抨击时政嬉笑怒骂内容生动，1950年代后的日记就是干巴巴的流水账了)没敢表现出半点愧疚，但是他背地里陪着奶奶落泪我是看见的，也能够感觉到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挣扎和无力，以及人性与政治之间的背离。
1965年我因为眼睛弱视，住在姥姥家时要定期去天津眼科医院治疗，于是就借读在河东区田庄小学五年级上学。这一年和姥姥有比较长时间的接触。我的“叛逆性”和“革命警惕性”进一步显露，与姥姥之间“叮咣”不断。那个时候的我在姥姥眼里，一定是一个难以管教的“刺儿头”孩子。
姥姥这种大户人家的人总要讲究一些老礼，嫌我举止不雅，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总是对我说，好习惯要从小养成，而我认为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旧道德旧礼仪，并不愿遵守，但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姥姥的训导还是对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的我就显得比前后阶段要洋派和文静。
1965年正是文革前夕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候上演的戏剧电影都是《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这种氛围下的我始终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与形势保持一致，甚至还有意识表现出“矫枉过正”的反叛。现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眼里姥姥的权威不如父母，想着脱离了父母的视线肆意妄为地造次一下也无妨。第二，潜意识里我有个口头上不愿承认的想法——从母亲带回来的内部资料上，我知道父亲在1964年“反修”问题上犯了“错误”，遭到轮番批判，我想以自己的“革命”来逃避被社会孤立和被歧视的命运。当然，这是后来才自觉到的，在十岁出头的那时，还只是无意识的表现。
因为姥爷的工作关系，他们住在天津国棉一厂一栋日式小洋楼里，生活虽不能说十分富足，但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有抽水马桶、沙发、弹簧软床以及皮大衣和一些首饰，这和我们从小生活在机关大院、什么都由公家统一配给、吃食堂上寄宿学校的环境显然很不一样。其实，按当时现金收入来说，姥姥家可能还不如我父母家，但是旧时的“大小姐”精打细算善于持家，无疑比我们过得经济而精致。
比如说，同样是吃虾，在我们家里嚼吧一通也就完了，可是姥姥把虾段清蒸、虾头油炸、虾皮做汤，炸过虾的虾油提鲜酱油，一虾能够几吃。买来一块肉，根据不同部位炒肉丝、剁馅、做肉皮冻，没有一点可浪费糟蹋的。同样烧出来的菜，在我们家不拘什么餐具，盛出来装到大搪瓷碗里能进肚子就行。而姥姥家有各种不同的餐具，有对应的一套细瓷鱼盘、汤盆、水果盘，连吃米饭的碗与吃面食的碗都不同，显得很讲究。对这种生活我是既享受又抵触。
姥姥家里有不少公私合营前记过账的老旧账本，通常只有一行记载而大半空白，纸张又极好。我不但把它送给同学们当草稿本，而且自己也毁坏了很多本。现在想想，这就是可贵的第一手经济史资料啊!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老辈创业发家的故事，现在看来那都是“第一代民族企业家”的精彩案例，可是我当时不喜欢听，还指着那些家具、衣物顶撞她说，“这些还不是靠剥削得来的”。我认为她是对当前“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并时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受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
父亲一直很尊重姥姥，每次写信都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岳母大人”或“先生”(对长辈的知识女性也称先生，这是我进大学后才熟悉的)，接到姥姥的“告状信”后父亲就来信批评我不尊敬老人，我立刻就用报纸上的语言、“阶级斗争”什么的来回应，搞得父亲很尴尬。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召回身边，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和现行政治之间的冲突。
回到家里，我们成了没人管的娃
回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文革前夕因为犯了“修正主义”错误，父母从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肃最贫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区。原来从西安的红色大院到天津的“资产阶级”环境我过不惯，但从十里洋场的天津卫一下回到黄土穷山，那反差就更大了。
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城乡、贫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变。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跟头咕噜，到了县里就更加粗放不羁。虽说父母的工资是全县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的现金远远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实还要除去给老人的，工资几处用，到我们手里也没多少。加上也“不会过日子”，仅从生活质量来讲，有时似乎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些农户家庭的孩子。当时父母经常不在家，我们一直就是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当自己的家”。
仅从早上带的干粮来看，我们也就拿食堂蒸的难吃的陈年玉米面发糕，同学们虽然拿的也都是杂粮食品，但大多是当年的新粮，不管是黄澄澄的玉米贴饼子，还是荞麦面的小花卷，实在不济，啃一个老玉米或者一个烤红薯，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扑鼻而来的五谷香气。一般早自习后，同学们会换着吃干粮，吃过我带的口粮以后，很多同学都说，“原来以为你们这些‘干部娃’比我们高级很多，现在看来真不咋地”。我因为在家里做饭，经常手上的面来不及洗就到学校而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革开始，因为父亲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乌帽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实父亲虽然就行政级别而言可能比当地县太爷还要高，但是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级现职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和哥哥在学校里的班长职务被撤销，成为了被革命队伍打入另册的“黑帮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但我的革命生涯也无法持续下去。从那之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原来那种盲目的信仰支柱一点点地垮塌下来，我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
文革派性正酣的时候，母亲去了县五七干校，父亲与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改造”，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学校，混迹于一帮高中生当中，热心于“文化革命”事业，有时回家吃个晚饭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作伴，我们住的老式民房显得格外阴森空荡，尤其是厨房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做饭，我们只好互相壮胆。有一次我去40里外的五七干校看妈妈，因为错过了晚饭时间，实在没有吃的东西，妈妈只好冲了一杯糖开水给我充饥。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我找不着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里面硬塞了一件妈妈的秋衣，搞得里长外短，五七干校的人看了都摇头说，有娘在家和没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做饭，让弟弟从房间里把热水瓶拿过来，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动水瓶而门槛又高，他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家里唯一一个八磅的热水瓶在门槛上“啪”的一声磕碎了，吓得他赶快缩在门槛上，那时一个热水瓶大概要5元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就没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顾不上体会弟弟的感受，训斥他说今天晚上不能吃饭。弟弟委屈的缩在门槛上汪着泪水不敢哭，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妈妈，还是邻居出来打圆场说，没烫着娃就算万幸了，娘不在娃已经够可怜的了，就别再埋怨了。
我一边打扫着内胆碎片一边心酸地想，没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该咋过。虽说我从小就过寄宿生活，但是城市和农村，集体寄宿生活和自己独立支撑家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家庭是最后一道防线
姥姥总是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她的几个子女中最需要的家庭。她知道我们家里“大人缺位”的消息后，马上扔下天津家里的一应事务，坐火车赶来甘肃。姥姥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立马就不一样了，虽说钱还是那些钱，房子也依然是高大阴森的老房子，但不知怎的家里显得格外豁亮，我们的胆子也大了，好像父母在与不在也无所谓了。姥姥的到来让家里显得生气勃勃，她把自己的存在感扩散在任何地方——姥姥做的饭原来就比妈妈做的要好吃很多倍，我就更没法相比了，弟弟也撒欢儿活泛了很多。我终于不用再当“杨排风”了。
姥姥是老派人，经历了北洋军阀、日本人统治、国共政权的转换，什么世面没见过，对任何政权都没有太大的期望，抱有一种小百姓看你楼起楼塌的无奈和超然，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早已超越度外。有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得吓人，我们一时间难辨真伪回来告诉老人，而她对那些耸人听闻的帽子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老人的思维既简单又朴素，她说，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浑浊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可能一生中看惯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对我们带来的种种传单和消息，她都只是淡然听听。表面上看，姥姥和父亲除了嘘寒问暖，在其他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只要父亲回家的日子，家里的伙食立马会上升两个等级，每顿都有不重样的可口饭菜。
在姥姥看来，男主人在外面奔波，家里的女主人就像一把大伞，是为所有人遮阳挡风雨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她说，很多人走上绝路自杀，不仅仅是因为遭到了批判，而是被家庭亲人抛弃。家庭就等于是打仗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总说，“外面的人说什么我管不了，进了我的门就得按我的老理来——亲情最大”。她平时很少对我们的所做作为有约束，但我记忆中有两件事她是发了脾气的。一次是母亲下班的时候突然暴雨如注，姥姥让我们去给妈妈送伞，我们相互推诿不想出门，说没准妈妈在哪里躲雨呢。老人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指责我们不懂事、不孝顺、不想着回馈父母，并说自己不怕小脚摔跤也要去送伞。不一会儿母亲浑身淋透了回来，好脾气的姥姥两天都不爱搭理我们。
还有一次，在天津当医生的大姨被下放到宁夏，经常要到乡下出诊，她的孩子萌萌没有人照看。姥姥决定接回天津自己喂养，暂时就在我们这里中转和适应一段时间。不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断奶离开了妈，小萌萌什么都不吃整晚哭闹不已，搞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睡不好觉，弟弟甚至气得对小萌萌大吼，“再哭就把你扔到城外喂狼去”。姥姥生气地说，“不许这样对待孩子”，“谁都有犯难的时候，亲人之间就理应相互帮助”。我们都对姥姥自己能否应付得了这么小的孩子表示怀疑，可她却还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尝试着用各样食物喂养小萌萌，不到一个星期，小萌萌已经可以吃米糊和蔬菜粥了。
有一回，吃了满脸米糊的小萌萌爬到门槛边，被邻居家的大黄狗用舌头不停地舔舐，我们看了吓一跳。十几天以后，小萌萌已经能够扶着墙壁挪腾着脚步传达姥姥的指令，对我父亲说：“夫，饭”，而姥姥的原话是“叫你姨夫吃饭”。后来我有了女儿之后，已经年近八旬的姥姥仍然自告奋勇要帮助我带孩子，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亲情最大”，“我不帮谁帮”的真正含义。
姥姥也读报、听广播，对政治形势很熟络，还时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她百岁的时候。2001年911事件爆发、阿富汗打仗以后，她还在电话里说，“拉登(她竟然还知道拉登)惹了美国佬，这场仗可有的打头了，不行了你们就到我们乡下来避避”。
近百岁的老人有点糊涂了，身在天津却以为是在早年的河北农村老家。但是她关心时事主要还是从常人生活的角度着眼。比如1969年后与苏联关系吃紧，有中苏要打仗的消息，她就预备一些类似“战备包”样的东西，好像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发生;1976年有地震的传闻，她就做了一些小包的炒面、炒黄豆、炒蚕豆、奶糖，放在不同角落或我们的衣服口袋里。姥姥好像每时每刻都在忙碌，她的口头禅，“有钱的时候想着没钱的时候”，以此类推，“晴天的时候想着下雨的时候”，“好过的时候想着犯难的时候”……一句话概括，“防患于未然”。她还举例说，你看松鼠一个夏天在忙什么，都在为冬天做储备。夏天是收藏的日子，夏天是晾晒的季节。她教会了我怎样生活。
跟着姥姥学过“松鼠的日子
在天津时，我觉得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和姥姥这个旧时的“大小姐”脱离“劳动人民”，来到甘肃真正到了“劳动人民”中间，才发现姥姥离寻常百姓家的生活要远远比我们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家庭”贴近得多。要是没有姥姥，离开了机关大院的我们过老百姓的日子还真不太行。
先说食物，我们每人28.5斤的定量是有欠缺的。所以每一季的时令蔬菜下来的时候，姥姥都在最便宜的时候大量购进，然后做西红柿酱、晾晒茄子干、豆角干、红薯干、做酸菜、淹咸鸡蛋，家里摆满了不同的瓶瓶罐罐，还在院子里养鸡养兔、种果树。这样使我们平时的饭菜丰富多样不说，整个冬季也能吃到反季节蔬菜。而且姥姥总能够像变魔术一般变出东西来，或是一块奶糖，或是一把花生，或是几粒虾仁，谁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她是从哪里搞来的，反正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她就能从什么布袋里摸出意想不到的食物。而且姥姥心里从来都是装着她七个子女家的日子，总是在她所有的子女之间互通有无，一旦一处的某些食品略有盈余，她就会以寄包裹的形式寄往另一家。
有一年陇西的杏子遇到丰年，便宜的扔到地下都没有人要。姥姥就铺得满院子晒杏干，晾到八成时收拢起来在布袋里寄往其他孙子、外孙家。那时候邮局是不允许邮寄食品的，姥姥寄包裹的窍门是，先在家里称好相同重量的可替换物，在邮局窗口检查完毕缝合包裹的时候，再偷梁换柱地在衣物中间裹进去一些食品。
再说穿的，那时我们每人每年只有1丈2尺的布票，而我们长身体的时候什么都费，不是裤子吊在脚踝上，就是衣服袖子肘部磨出大窟窿。因为布票要拿来做衣服，就没有做被子的布票了。上初中住校时，我一直盖着一床刚上幼儿园时用的不到1.5米长的被子，晚上一蹬腿，脚丫子就露在外面。
姥姥到来后，把我们所有的旧衣服全部翻腾出来，首先进行分类，把我们过去穿过的小衣服，寄给舅舅姨妈的孩子，把爸爸的衣物改给哥哥弟弟，妈妈过去的旗袍、呢子外套改给我穿，瘦小了的衣服拆边放褶，肥大的加搡捏褶。姥姥说，只要有裁剪的地方就可以缩小放大，在没有缝纫机的情况下，用倒钩针也能衲出平整的明线，在所有衣服的肩头和裤子的膝盖都加了夹层，然后再用染料染一染，就浑然一体了。仅旧裤子翻改一项就有很多花样，可以改背心，可以前后片换位缩小，总之都是为了充分延长使用寿命。
旧毛衣经过拆、洗、染、织几个工序，胳膊肘、领口这些易破损的地方的毛线加入一股新线，一件结实耐用的新毛衣就诞生了。最后实在没有利用价值的布条也不能扔，用生了虫子的面打了浆糊，糊成布板还可以做鞋底用。总之，在姥姥眼里没有可以废弃不用的东西。姥姥还劝说母亲买了一台蜜蜂牌的缝纫机，说这个投资绝对值得。不久后，连哥哥弟弟都能够在缝纫机上操作了。
另外姥姥还教会了我们很多生活小窍门，比如染过的衣物用盐水浸泡不易掉色，白球鞋刷过之后蒙上一层白纸晾晒就不会泛黄，诸如此类等等，并教我用锥子补鞋，大大提高了鞋子的使用寿命。
为了让我明白衣服的构造，姥姥就像庖丁解牛一样，还特地“解剖”了一件旧衣服告诉我衣服的组成过程，什么前后片、领窝、上腰、上袖的道理，以及衣服不平整从哪里寻找原因和一件服装可以放大缩小的地方。跟着姥姥解剖了衣服以后，不但使我形成看服装的“立体”感觉，而且动手能力也大大提高，不再面临“老虎吃苍蝇无处下爪”的困境。
插队以后，我自己的旧棉衣每年的拆洗缝制都可以独立完成，家里所有人的毛衣都由我来织，还经常动手自改服装。久而久之还衍生出一个“怪癖”，每当遇到烦心事，心神不宁的时候，我就要翻出一些旧衣物进行改造，其实衣服改成什么样倒是其次，从独自坐下来，拆、量、缝、熨的过程中，我的心一下子就能够沉下来，可以像旁观者一样把自己抽离出来，冷静而平和地看待问题，整理思绪、分析原因，奇怪的是每当衣服改完，我的心情就能够调整复位。对我来说，改衣服的过程就是“改心情”的过程。
跟着姥姥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什么叫过“松鼠的日子”，以至于到现在已经不需要靠“储备”过日子了，但我一到夏天看到大好的太阳而不像松鼠一样为冬季做准备，就觉得像辜负了阳光似的。我后来想，姥姥娘家是那么的“洋派”，但是穷人的日子，至少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不也是姥姥教会我们的吗?看来在民间，在平民百姓中，无论“中西”还是“贫富”的鸿沟都未必那么大。但是在衙门内外，在“官民”之间，即使是“腐败”不那么明显而“革命”氛围还很浓的当时，即使是我父亲那样资格较老但并未掌权的书生干部，即使是戴罪之身而非得意之时，即使离开了那个自成体系的“大院”，实际上离真正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远的。
我记得有人说过，“少年时代的体验将成为影响其终生的思维方式”。我不敢说姥姥对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持家过日子”来说，姥姥无疑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套用当时样板戏《红灯记》里的一句话，“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后来我去插队、工作、上学、成家、出国……，正是有姥姥的生活经验垫底，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能对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