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司空图“韵外之致”说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5: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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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诗人辈出,诗作格调十分丰富。刘勰的艺术理想——风骨,得到真正的建立。在唐代,诗论也十分发达,如王昌龄的“物境”、“情景”和“意境”理论,皎然的“取境”理论,陈子昂的呼唤“汉魏风骨”,李白的“清水出芙蓉”的艺术追求,杜甫的“转益多师”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学观点,白居易的“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儒家新观点,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文穷益工”说,等等,都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但从原创性的角度和影响而论,则司空图的“韵外之致”说,更具有理论的深度和现代意义。

   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发展,跟晚唐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李商隐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60),浙江东部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起义;第二年,875年黄巢大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前后经历十年之久,范围几达半个中国。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唐帝国的根基已动摇。加上朝廷内部宦官之争、藩镇之争日益恶化,唐帝国走向灭亡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在这一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中,知识分子的心理虽因政治态度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趋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觉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带有末世的悲哀感,虽然他们选择的道路有出仕与归隐的区别,但都是在无可奈何中挣扎。在诗歌创作中有的人呼喊民生疾苦,希望恢复儒家诗教;有的则追求淡薄情怀,希望能从诗歌的吟咏里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的避风港,保持心境的平静。皮日休、杜荀鹤等属于前者,他们的诗学主张是儒家的诗教:“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正乐府序》)但他们对已经成熟的儒家诗教并没有新的补充,所以他们的诗学对后代的影响很有限,倒是另一派诗学家,即热衷于淡泊情怀的人们,他们上承道家的传统,以及唐以来王昌龄、皎然的“意境”论的资料,着重总结王维、韦应物等诗人的山水田园诗歌创作经验,把道家系统的诗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代表人物是司空图。

   司空图(837-908),字圣表,河中虞乡人(今山西省永济县)。唐咸通年间中进士,曾任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他也很想在那混乱时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尽坎坷之后,一事无成,在黄巢起义风潮中,他返回家乡河中中条山王官谷,隐居于此,以诗酒自娱。在闻知唐帝国亡后绝食而死。他的诗学著作主要有《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和《诗品》等。《诗品》是不是司空图所作尚有存疑。本书所用资料主要是三种诗学书信,《诗品》的资料也有所涉及。司空图在中国诗学上的突出贡献是他提出并论述了他的“韵外之致”说(也可叫“味外之旨”说)。

     (一)“韵外之致”说的文化学术背景

   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不是偶然的,这里涉及到作品中言语与它所要表现的审美体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言不尽意”,在庄子那里,其困难是一般性的语言无法接近他所追寻的神秘的、飘渺的、“莫见其性”、“莫见其功”的“道”的话,那么,在诗人作家这里,“言不尽意”的尴尬困境,是关联到如何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体验问题。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难,并认为“非知之难,能之难”。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谈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现象。应该承认,从常理说,语言与体验之间存在着“鸿沟”。语言的确是一般性、概括性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

   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

   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助益。特别在运用它来指称和推理的时候,它的确是一种有力量的东西。但是,它的一般性和概括性,又使它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山”,它是对一切山的概括,当我们面对中国湖南西部天子山的某个在云雾中奇特的山峰的时候,“山”这个词,连同其他一些同样是一般性的词,就很难传神地、或精确地把它描写出来。若是用语言去表现诗人作家的审美体验,就更加困难了。卡西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的审美知觉比起我们的感官的知觉来更为多样化,并且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感官的知觉中,我们总是满足于认识我们周围事物中的一些共同不变的特征。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的丰富:它孕育着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普通知觉由于它的单一性有限性,与普通语言的单一性稳定性还勉强可以匹配的话,那么审美体验的丰富和无限性,是普通语言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的。审美体验是人的一种“高峰体验”,马斯洛说:“这种体验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敬畏精神,也可能是转眼即逝的极度强烈的幸福感,或甚至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欢乐至极的感觉。”(注:马斯洛:《谈谈高峰体验》,见《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诗人的体验也是高峰体验,当然也是无法言传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思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和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智者就深刻认识到了。例如,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提出了“赋家之心”说,他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万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知。”(注:载《西京杂记》卷二。)赋家,就是当时写赋的诗人,可以引申为一切作家。“赋家之心”,即诗人的审美体验,存在于心中,却不可知,实际上是说一般的意识无法把握的,因此一般的语言也传达不出来。司空图自己也提出“诗家之景”说,他引戴容州的话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注:司空图:《与极浦书》。)这里所说的“诗家之景”当然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诗人心中情景交融时的审美体验。司空图认为,如同阳光照射下的烟雾朦胧的美玉,那种感觉是恍惚迷离,是很难用普通语言捕捉的。中国古代诗人、作家认识到“言不尽意”的困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他们清醒认识到审美体验的多样性、朦胧性、流动性和复杂性,不容易捕捉;第二,他们清醒认识到一般语言的缺陷,必须想办法采取别样的语言策略,才有可能化解“言不尽意”的困境;第三,他们清醒认识到解决“言不尽意”的困境,不仅仅是追求风格的含蓄偏狭问题,而是追求诗的美质的全局性的胜利。

   为此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出了“文外之重旨”、“义主文外”的思路。但是并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这个语言表达与审美体验之间的鸿沟如何来填平呢?司空图在几百年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近而不浮,远而不尽”——“韵外之致”说的美学内涵

   在司空图之前,王昌龄的“意境”说,皎然的“取境”说,已都接触和论述到了诗歌创作中如何超越诗歌题材内容而追求更深远的意味问题,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司空图。

   司空图在那样一个“末世”,就此问题继续总结中国诗歌创作和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提出了“韵外之致”说。《与李生论诗书》中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

   《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也。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举哉?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这段话的意思是,论文很难,论诗更难。古今的比喻是很多的,而我以为先要能辨别诗的味道然后才可以论诗。长江、五岭以南,大多偏嗜酸咸口味的人。至于醋,不是不酸,可仅仅是酸而已;至于盐,不是不咸,仅仅是咸而已。中原的人用以调味、佐餐就不再用了,因为知道它们除酸味咸味之外,缺乏醇美之味。那些岭南的人,习惯了那种口味而不辨美与不美,这是当然的了。诗所包括的“六义”,讽谕、抑扬、蕴蓄、温雅这些风格都在其中了。然而它们都是直接自然的写出来,各以自己的“人格”而自树特点。前辈中有不少的人,也不特别擅长于此,何况水平还在他们以下的人呢!王维、韦应物的诗清淡深远、精巧细致,他们的作品自成一格,难道不能和风格遒劲挺拔的作品相比美吗?贾岛的作品确实有警句,但就全篇看,内容是比较空虚的,大概是靠雕琢艰涩的句子,才能显示其才能,这也是诗的体格不具备的缘故,何况水平在他之下的人呢?噫!形象真切,而不流于肤浅,意境深远,而含蓄不尽,然后才可以谈到文字以外的余韵了。司空图在这篇文章中以自己创作的诗句来说明他的“韵外之致”的论点,最后还说:

   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这意思是,只有诗的造诣很深的人,才能创作绝句,它千变万化,不知那种“神而自神”的境界,是容易的吗?现在您的诗,同时的人要想和您相比是困难的。如果要以整体的美为最好,就要知道“味外之旨”。在上述两段话中,司空图围绕着“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的核心命题,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为了说明司空图以什么样的语言策略解决这个问题,对上述所引的话,我想分成几点来加以读解。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司空图的“韵外之致”是什么意思,它的美学内涵是什么?

   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首先是把诗分为“韵内”与“韵外”两层。“韵内”是指诗的语言文字声韵及其所表达的意义,这是诗歌直接呈现给读者的实在的东西;“韵外”则是指诗的语言文字声韵及其表面意义之外所隐含的意味,这种意味是一种“虚空”,要靠读者“思而得之”、“品而得之”,它是一种深藏的意义,一种悠远感,一种弥散般的艺术空间。但“韵内”与“韵外”是有密切联系的,只有“韵内”有真美,“韵外”才可能有意味。

   “韵外之致”的美学内涵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诗的形象具体、生动、栩栩如生,似乎可能触摸到,这就是“近而不浮”;而于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中又有丰富的蕴含,所抒发的感情含而不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让读者愈读就愈有味,这就是“远而不尽”。在这里,司空图似乎提出了一个“悖论”式的论点,“近”的容易“浮”,“远”的则趋向“尽”,但他却认为诗人的创造就是要艺术地解决这个“悖论”,达到“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境地。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举了二十四联的诗的例子,来说明“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道理。当然这些诗句,良莠不齐,有的比较一般,有的确实很好,如“得于山中,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得于丧乱,有‘骅骝生故第,鹦鹉失佳人’。”“得于寂寥,有‘孤萤出荒地,落叶穿破屋’”等,的确是形象鲜明,意味无穷。司空图所推重的王维、韦应物的诗,这类“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诗句更多,如王维的句子: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终南别业》)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辋川闲居》)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汉江临汛》)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

   (《田园乐》)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从军行》)

这些诗句所表现的情景是不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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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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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200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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