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峰等: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3 次 更新时间:2015-12-07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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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学峰   刘若楠   欧阳筱萌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这些学术争论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走向。为此,有必要尝试更新分析框架,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分析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安全等级视角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有关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困惑。

【关 键 词】单极体系/安全等级体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霸权/东亚秩序



1991年底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优势在近现代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美国实力优势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性,即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各个方面。换言之,在个别领域某些国家可能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实力,但美国在综合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却无人能及。①为此,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美国单极体系已初步浮现。②

突然出现的美国单极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议程。近二十多年来,就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学界先后围绕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展开了三波争论,并催生了一批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成果。不过,这些学术争论和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为此,本文尝试在深入理解相关学术争论③的基础上,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更新分析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思路,以推动学界深入思考新兴国家崛起背景下美国单极体系和国际(地区)秩序的发展趋势。

一、制衡能否重现?

美国是否会遭遇体系制衡是20世纪90年代单极体系研究的重点。面对突然出现的美国单极,坚信均势理论的学者断言,美国必然遭遇体系制衡,④国际体系也将回归均势。主张单极持久的学者则强调,正因为美国实力优势巨大才使得体系制衡难以重现。尽管冷战结束之初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必将遭遇体系制衡,⑤不过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巩固,认为体系制衡难以再现的学者逐渐增多,从而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争论。

(一)必将重现

沃尔兹坚定地认为,美国的单极地位必将遭遇体系制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均势理论。按照均势理论,国际体系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必然会遭遇其他国家的制衡。⑥在沃尔兹看来,这一规律并不会随着美国单极体系的出现而失效。⑦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必然会通过内部或外部制衡约束美国,促使国际体系权力对比恢复平衡。⑧

沃尔兹强调,即使美国自我克制,其他国家仍将担心美国未来会威胁其生存安全,原因在于单极体系下美国所遭遇的安全威胁下降,而其实力优势又难以受到有效制约,因而极易一意孤行,干涉别国甚至发动战争。⑨此外,沃尔兹认为,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也无法弱化其制衡动力,原因在于美国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的优势依然能够威胁这些国家的生存。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大力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导致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难以保证核大国的生存安全。⑩因此,即使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也仍然希望制衡美国,重塑为美国单极所打破的均势。(11)

与沃尔兹不同,莱恩不仅认为单极体系下体系大国具有制衡动机,同时强调其他大国制衡能力的增长必然促使单极回归均势。他认为,单极体系中的极国家在进行国际治理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仁治”而非高压政策,从而为其他大国的自我壮大提供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体系与霸权本质上不可兼容,而单极体系中一国独大的局面更为其他大国的实力崛起提供了动力。这些大国的崛起会迅速打破单极体系中的力量分配,削弱极国家的实力优势并最终重塑均势。因此,美国的单极体系说到底只不过是短暂的幻象而已。(12)

(二)难以重现

对于由均势理论衍生出的均势回归推论,沃尔福斯等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1999年,沃尔福斯发表论文强调,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单极体系并不看好,但它已然存在了十年而且并未遭遇制衡。(13)在他看来,美国未遭遇制衡主要源于其地缘特点和实力优势。

就地缘特点而言,美国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其他大国,从而能够避免强大邻国的制约,而其他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如中国)则会在未强大到与美国匹敌之前就率先遭遇邻国的平衡和制约。(14)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技术实力上的质量与规模优势,使得其他国家短期内难以具备与其抗衡的能力。(15)在沃尔福斯看来,除非这些国家完全不考虑制衡的成本和收益,否则绝不会将制衡作为其当前的战略选择。(16)刘丰也认为,在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慎重考虑制衡的风险与成本,否则会因制衡导致自身安全变得更加糟糕。(17)

欧文则从内政角度解释了美国未遭遇制衡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家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其统治精英与其他国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差别。冷战后制衡美国的同盟之所以难以形成,正是源于冷战后大部分国家的统治精英中鲜有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18)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精英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优势会对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构成任何威胁,而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更是与美国基本相同。因此,这些自由主义精英认为,将有限的资源用以恢复世界均势毫无意义。(19)

除了地缘特点、实力优势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外,一些学者还认为美国霸权的温和特点有助于弱化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动力。沃尔特就曾指出,美国实力确实强大,但并不会带来威胁,至少其构成的威胁不足以促成对抗同盟。(20)约菲也认为,虽然美国在硬实力上享有绝对优势,但其国际行为不同于传统强国。美国不但未侵占他国领土,也不会因领土和荣誉发动战争,因而其他国家不会结成安全同盟制衡美国。(21)

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美国霸权相对温和则源于其能够为他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马斯坦都诺强调,美国是全球安全的供给国,其他国家深受其益因而不愿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22)沃尔福斯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美国不但不会频繁挑战现状,反而会肩负起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当其他国家有意发动战争时,美国可通过其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调停、阻止甚至实施制裁,确保国际体系稳定,进而弱化其他国家的制衡动力。(23)

蒙泰罗新近的研究则强调,核威慑和美国恰当的战略选择能够弱化其他国家的制衡动力。蒙泰罗认为,随着核威慑的出现,有核国家无须借助武力对抗即可确保生存。因此,美国和一般大国都有充分的理由采取“防御”而非“进攻”战略。对于一般大国而言,只要拥有足够的核力量便可以确保美国不会轻易威胁其生存安全,而这些国家在确保生存安全后也不大可能再选择成本更高的手段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24)

对于美国而言,选择维持现状可以弱化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使得这些国家不再愿意挑战和制约美国。因此,蒙泰罗强调,在核时代的单极体系下,美国若能坚持防御性融合战略(defensive accommodation),就能够规避体系制衡,将单极体系延续下去。该战略的核心是在保持军事战略优势的前提下,不针对体系内崛起大国实施经济遏制,确保其经济发展空间,从而弱化这些国家将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制衡美国的动力。(25)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崛起的自助大国必定要提升军事能力以保护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自助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矛盾也可能威胁其核心利益,进而促使其发展军事能力。也就是说,仅仅依靠防御性融合战略无法有效弱化崛起国提升军事能力的动力。

(三)等级视角

总体而言,制衡能否重现争论的核心在于均势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沃尔兹等学者认为依然适用,只是无法预测体系制衡出现的具体时间。沃尔福斯等学者则认为不再适用,即美国单极体系下其他国家既无能力更无意愿制衡美国,所以体系制衡难以重现。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沃尔福斯等人的判断显然获得了更多支持。

但是,这些学者并未正确揭示其他国家缺乏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逻辑机制。对于美国的盟国而言,未采取制衡行动的真正根源其实在于其国家特性的变化。按照均势理论的假定,采取制衡行动最为关键的前提是国家自助以求安全。然而,二战结束以来,多数主要大国都成为美国的盟国。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由于长期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它们已经丧失了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只能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障才能有效应对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在安全领域这些国家已不再是均势理论假定的自助国家。(26)美国的同盟体系也随之转变为安全等级体系,其中美国是等级体系的主导国,向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同盟关系和驻军),主导体系的安全战略;盟国作为从属国则要分担安全等级体系的成本。

盟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使得美国能够在安全领域拥有支配性权威,可以合法干预盟国的安全战略。(27)例如,2009年9月,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上台后不久,即表示无意续签《新反恐特别法》,并希望就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出冲绳县重新谈判,结果招致美国的不满。(28)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鸠山政府仅执政9个月就不得不提前下台,而普天间基地问题则是鸠山下台的主要诱因。2011年9月,野田佳彦上台后对美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因普天间基地搬迁而出现裂痕的日美同盟关系。(29)

因此,对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中的从属国而言,制衡美国根本无从谈起。正如莱克所言,美国按照与从属国利益交换的“协议”对从属国发号施令,不会改变后者追随美国的立场。(30)北约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能够经受住苏联解体的冲击维持至今,正是源于上述变化。(31)拉美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担心美国,却未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感到不安,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32)

对于国际体系内的自助国家而言,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制衡美国不仅要与美国对抗,而且要承受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安全压力。一方面,美国可以更为有效地联合从属国制约其他自助国家。例如,2005年东亚峰会成立前夕,中国建议以“10+3”机制为基础建设东亚峰会,从而对美国的东亚战略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33)为此,美国利用从属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直接出面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倡议。(34)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权威推动从属国对抗自助国家。例如,为迫使韩国放弃对朝安抚政策,200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官员公开表示,韩国担任东北亚平衡手无法与美韩同盟共存。如果韩国有意结束同盟关系,悉听尊便。(35)因此,单极体系下,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自助国家制衡美国的成本和风险。

未来10-15年,美国的军事实力仍能够维持较为明显的优势,其安全等级体系也将持续存在。因此,国际体系层面针对美国的制衡仍难以出现。不过,由于地区体系相对于全球体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美国在地区层面遭遇的安全竞争可能会有所加剧。在东亚地区,随着自助大国中国的实力崛起,部分与中国存在安全矛盾的美国东亚从属国(如日本)会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强化其与中国的安全竞争,进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趋于升级。在东欧,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扩展会导致自助大国俄罗斯与美国及其从属国的安全对抗趋于强化。因此,如果美国不能有效管控其安全等级体系内挑战现状的从属国,美国将在地区层面遭遇自助国家更为强烈的制约,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也会更大。

二、如何制约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地位未遭遇体系制衡,并不意味着其实力优势未受到制约。“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单边主义应对恐怖主义的趋势愈加明显。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遭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不少国家的反对与抵制,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更是因此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裂痕。然而,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来看,这些反对和抵抗行为与均势理论所预期的制衡并不相同。为此,单极体系下如何制约美国的实力优势成为学者们新的争论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制衡—追随”两分法。(36)

(一)软制衡

2005年,佩普发表论文认为,一般大国其实已经开始对美国进行制衡,只不过并未依靠常用的军事手段,而是诉诸“软制衡”战略。所谓软制衡是指通过外交、经济、国际组织等途径阻挠和干预美国军事政策的实施。与“硬制衡”相比,软制衡并非是与霸权国家进行公开对抗。在佩普看来,“软制衡”是其他国家无力“硬制衡”美国时的最佳选择,也是“硬制衡”的准备阶段。只要美国单边主义持续,软制衡就会愈演愈烈。(37)

保罗也注意到了“软制衡”的现象。在他看来,“9•11”之前,体系内的一般大国并不认为美国单极体系对其生存和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此后美国对他国的武力干涉和单边主义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其实力优势的担忧。为此,一般大国一方面加强自身国防建设,与此同时开始尝试对美国进行“软制衡”,即借助国际机制和外交手段干扰或限制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38)不过,保罗认为,“软制衡”是一般大国无须实施“硬制衡”条件下的策略选择,并不是在为“硬制衡”做准备,这是其与佩普理论框架最大的不同。

软制衡理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较为激烈的学术争论。(39)相关批评和质疑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为挽救均势理论而做出的特设性假说会导致均势理论的退化。(40)其次,软制衡假设难以同其他替代性解释相区分,(41)其所描述的国家行为也难以和常规的外交摩擦区分开来。(42)若将国际社会中所有针对美国权力的非刚性制约措施都简单归类为软制衡,则更有失客观。(43)再次,根据学者们所给出的判断标准,很难判定冷战后一般大国对美国实施了软制衡。(44)此外,有学者提出,软制衡措施不但难以实施,实际效用也非常有限。(45)

尽管遭遇批评和质疑,软制衡理论还是推动了其他学者进一步思考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的方式。例如,贺凯提出了消极制衡(negative balancing)的分析框架,将软制衡视为非军事消极制衡的一部分。(46)贺凯认为,国家采取消极制衡与否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威胁程度。当面临的威胁程度高时,国家将采取军事积极制衡;当面临威胁程度一般时,则采取非军事积极制衡或军事消极制衡;当面临威胁程度低时,国家将采取非军事消极制衡。(47)贺凯的研究是软制衡争论的延续,力图更为准确地理解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的战略选择。(48)但消极制衡的框架并未有效解决制衡概念扩展的缺陷,同时带来了新的含混之处。例如,贺凯强调,判断制衡行为要符合的四个特征之一是以安全为目标。但在界定这一最为关键的特征时,作者的判断标准却较为模糊。(49)此外,消极制衡和积极制衡的主要区别在于制约或挑战的力度,其注重实力制约的战略属性并没有差异。因此,从知识贡献的角度而言,去合法化理论提供了不同于实力制约的规范思路。

(二)去合法化

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有关美国单极体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物质层面,特别是在如何有效制约美国这一问题上尤为突出。(50)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即去合法化)是制约美国实力优势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沃尔特认为,如果美国的实力优势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和行为体的认可,则其政策目标会更容易实现,主导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反之,其政策实施则会处处掣肘,主导地位也难以持久。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他国家或行为体可以通过削弱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来对其加以制约。(51)

在施韦勒和蒲晓宇看来,由于单极体系下制衡被视为改变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而非均势体系下的维持现状行为,因此其他国家制衡美国之前必须实施去合法化战略,削弱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以降低制衡的代价。(52)弱化美国合法性可从言辞和行动两个方面入手。从言辞上,其他国家要阐述对国际秩序设计的思考和梦想,明确描绘取代美国单极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53)从行动上,其他国家可采取制衡之外的抵抗,增加美国维持主导地位的成本。在两位学者看来,弱化美国合法性的言辞和行动会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54)

两位学者比较重要的发现在于,单极体系下的制衡会被视作修正主义行为,因此其他国家制衡美国之前必须削弱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不过,弱化美国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是对单极体系较为严峻的挑战,原因在于丧失合法性极易导致主导地位最终瓦解。(55)从这个意义上讲,去合法化带来的挑战并不亚于制衡战略。由此可见,在美国实力优势较为明显时,去合法化战略必须把握时机(如美国的重大政策失误)并控制力度,才能取得更为理想的效果。

费丽莫强调,在美国实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以通过社会性机制说服美国,使其明白权力只有在分散和受限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具体而言,这一战略包括三个环节,即以法律形式确定美国的权力范围;利用现行国际组织和制度监督和制约美国权力;促使美国认识到阳奉阴违的后果,以防止其暗中破坏国际规范。(56)不过,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单极体系下的众多国际制度和机构均曾依托美国实力优势而建立,其权责范围、偏好取向及运行机制必然也均由美国设计,因此很难想象这些国际制度能实质性地制约美国的权力优势。(57)

此外,遵从国际制度并非美国获得国际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向他国提供安全保护以及主导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都是其国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在美国不完全依赖国际制度获得国际合法性的情况下,利用制度约束其实力优势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再者,确立合法性并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是任何霸权国追求的战略目标。如果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规范框架内约束其实力优势,实际上是强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三)战略对冲

在讨论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时,上述两类学者都未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在试图制约美国的同时寻求与其战略合作的经验事实,而战略对冲理论则尝试对大国与美国既竞争又合作的情况进行理论整合。

特斯曼将战略对冲分为两个类型,其中A型是指防止短期内与主导国冲突并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而B型则指确保短期内主导国提供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收益并为未来丧失相关利益做好准备。(58)在特斯曼看来,同制衡战略相比,战略对冲谋求安全合作伙伴但不会组建新的军事同盟,谋求增强综合实力但不会展开军备竞赛。(59)同软制衡相比,战略对冲的制约更为间接,更强调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60)同日常外交摩擦相比,战略对冲具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即确保战略机会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战略威胁,其设计、落实、监督和资源投入均由政府最高决策层而非行政官僚负责。(61)

特斯曼认为,在单极体系主导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过程中,战略对冲是一般大国限制主导国行之有效的战略。一方面,单极体系下主导国(美国)实力优势明显,一般大国都不愿采取制衡战略,以免与主导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同时,由于没有国家制衡美国,一般大国也因此无法采取推诿(buck-passing)战略。(62)另一方面,长远来看主导国实力优势将逐步下降,一般大国的战略机会和空间都会相应增加,追随主导国的动力则随之弱化。换言之,战略对冲所具有的灵活性能够帮助一般大国克服体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即短期内规避与主导国对抗,同时为未来谋求战略优势做好准备。相比而言,制衡、推诿和追随三类战略都无法有效满足一般大国的上述战略需求。(63)

战略对冲确实是美国单极体系下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此前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大都集中于冷战后美国和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对冲,(64)而特斯曼等学者的努力则拓展了单极体系下制约美国方式的研究视野。不过,其研究框架和研究设计仍留下一些遗憾。例如,在B型战略对冲的界定中,有关公共物品的范围有些宽泛,集中在战略安全领域可能更为合适。再如,作者没有解释一般大国战略的非对冲行为。按照作者的案例分析,伊拉克战争之后法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战略对冲,但如何解释研究中并未明确涉及。事实上,如果一般大国没有采取战略对冲且未承受战略损失,将从根本上动摇其建立的解释框架。

(四)等级视角

总体而言,同均势体系下的制衡相比,上述制约方式的对抗性大都较弱,即更注重维持自身核心利益而非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更倾向于采取非军事手段而非发起军备竞赛或组建军事同盟。这实际上印证了美国单极体系下体系制衡难以再现的判断。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还曾系统批评过尝试制约美国单极主导地位的行为,认为从软制衡、合法性等角度约束和挑战美国单极难以撼动其稳固性和持久性。(65)

事实上,软制衡和去合法化等制约方式均反衬出了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固然与其超强的军事和经济能力有关,但更为坚实的基础则来自于其安全等级体系所赋予的支配性权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等级体系内部和外部国家制约美国的目标和逻辑机制并不相同,而这正是既有研究普遍忽视的关键之处。

对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的从属国而言,当其战略利益与美国发生冲突时,这些国家不会制约美国的实力优势,而是要求美国调整违背其与从属国共同认可规范的行为。例如,法德反对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非针对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源于美国不顾盟国利益的态度以及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战争的单边主义行为。邓恩就曾指出,尽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未违背所有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制度,但美国一意孤行确实忽略了盟国的权益。(66)

从制约方式来看,由于安全上依赖美国且认可与美国的权威关系,从属国除了通过言辞表达不满之外,通常采取躲避(distancing/hiding)和有限度借助体系外自助大国两种较为和缓的方式向美国施加影响。躲避战略是指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受威胁程度较低的国家不愿与受威胁程度较高的盟国进行战略协调。(67)在美国的从属国中,躲避战略集中表现为相关国家不愿为美国承担政策风险或成本。例如,2004年6月北约峰会通过计划拟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拒绝派遣教官参与训练。(68)再如,2012年6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在泰国的乌塔堡基地实施气候监测。由于担心该项目可能恶化与中国的关系,泰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69)

从属国还可以借助安全等级体系之外的大国制约美国。例如,在得知美国将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之后,法德两国与俄罗斯在巴黎举行外长级会谈,共同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并提出了替代性解决方案。(70)再如,2004年7月,在菲律宾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后不久,美国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其从“志愿联盟”中除名。此后不久,菲时任总统阿罗约宣布把对中国的工作访问升级为国事访问,并在随后的访问中与中国签订了《南海联合地震勘探协议》。阿罗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向美国“打中国牌”。(71)

躲避和借助自助大国往往可以结合起来使用。(72)菲律宾从伊拉克撤军并在战略上适当靠近中国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不过,为了维持美国的安全保护,从属国即使采取和缓方式制约美国也会十分谨慎,往往仅限于特定议题或地区且难以持续。例如,卢武铉执政时期韩美对朝政策的差异一度动摇了美韩同盟。不过,李明博执政后,美韩同盟合作迅速恢复而且还得以强化。(73)事实上,多数情况下从属国都会积极响应美国的战略需求,至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适度奉行战略对冲,以确保美国对其安全保护承诺的持久可靠。例如,2003年3月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国都提供了大力支持。即使相对弱小的泰国和菲律宾也因为配合美国而获得了其“重要非北约盟国”的积极评价。(74)

对于自助国家而言,虽然其制约美国的意愿更加突出,但是考虑到与美国及其安全等级体系在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合法性方面的巨大差距,这些国家往往不会直接制衡美国,而会在不损害与美国保持基本战略合作的前提下,谨慎实施一些可能产生软制衡效果的战略举措。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曾号召成员国不要保留外国军事基地,实际上这一表态针对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75)不过,在安全议题上自助国家会特别注意把握制约美国的力度,担心遭遇美国更为严厉的反制措施。例如,2003年,面对法国倡议在安理会否决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决议,中国表现得十分犹豫,就是担心美国不惩罚其盟国法国而仅仅针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76)

在非安全领域,自助国家因战略自主往往会在特定议题上更具制约美国的能力,而美国的从属国则往往会受限于美国的支配性权威。例如,2014年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积极响应。尽管美国对此十分不满,但也只能通过约束其从属国的方式加以抵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则直接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彻底放弃。(77)研究表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地区多边机制态度的反复正是受限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78)

自助国家也可以通过去合法化制约美国,但实施起来则较为困难。一方面,美国对此十分敏感,其原因在于合法性是权威关系维持的关键,(79)而等级内权威的建立就是主导—从属关系的合法性获得了认可。如果主导国美国的国际合法性遭到削弱,其安全等级体系也会随之衰落。(80)因此,美国对其他自助国家的去合法化行为不但非常敏感,而且也会采取比软制衡更为严厉的报复。另一方面,很难争取美国从属国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一旦美国国际合法性弱化,主导地位动摇,将直接削弱美国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能力。

因此,在美国安全等级体系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尽管自助国可能采取一些具有软制衡意味的战略,但是大多数自助国家不会长期、跨议题或跨地区通过软制衡或去合法化制约美国,从属国则更不会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战略对冲就成为自助国家较为可取的战略。战略对冲能够赋予其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在确保其能够维持与美国及其安全等级体系正常互动的情况下,根据安全矛盾的强弱采取适度的制约措施。不过,对于少数与美国安全矛盾关乎国家生存的自助国家而言,在采取战略对冲之前,往往需要借助不对称战略确保生存,包括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等。(81)

不难发现,引入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单极体系下不同类型的国家制约美国权力的策略选择和逻辑机制。不过,奥巴马担任总统后调整了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因反恐战略而引发的国际抵抗和制约逐步弱化。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实力优势有所缩小,战略上也呈现收缩态势。这些变化使得学者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美国实力优势转向美国单极体系下的国际秩序转型,而这正是新一轮争论的核心所在。

三、国际秩序走向何方?

克劳塞默曾指出,尽管美国拥有综合实力优势,但是经济实力才是决定单极体系能否持续最为关键的因素。(82)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大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使学者们开始思考美国单极之后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新一轮学术争论随之兴起并持续至今。(83)以伊肯伯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霸权秩序经过调整后依然可以延续。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可见的未来,即使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的实力优势,但其自由霸权秩序已难以延续,国际体系将走向多元复合秩序或重新迎来大国竞争。

(一)自由霸权秩序

伊肯伯里主张,当今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尽管这一秩序面临危机,但经过调整仍然能够延续下去。在他看来,自由霸权秩序是二战之后美国带领欧洲盟国确立的新型自由主义秩序,其核心特征是遵循等级逻辑,相对开放进步,更加尊重规则。随着冷战的和平结束,20世纪90年代美国自由霸权秩序的影响力达到巅峰。(84)

21世纪以来,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和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自由霸权秩序陷入危机。但是伊肯伯里强调,美国权威和自由霸权秩序的危机源于治理方式,而秩序的根本原则并未动摇。(85)国际社会对自由霸权秩序依然有着广泛的需求,其替代方案则尚未成型。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安全和经济相互依赖,既对自由霸权秩序形成了压力,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非西方国家受益于自由霸权秩序,因而不会予以彻底否定,而更希望在既有秩序框架内重新谈判,分享权威。(86)

在伊肯伯里看来,当前国际体系中的诸多特点均有利于美国与新兴国家协商分享权威。从延续方式来看,如今大国战争的消失使得自由霸权秩序很难遭到武力颠覆。从覆盖范围来看,自由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的增长及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为既有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基础。从秩序特性来看,自由主义秩序具有强大的融合能力,使新兴国家易于加入而难于脱离。中国和俄罗斯虽尚未完全融入自由霸权秩序,但依然能够从中获益。不过,伊肯伯里也承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主导能力确实有所弱化。(87)美国应有意识地放弃此前拥有的权利和特权,同时寻求塑造切实有效且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全球规则和机构。为此,美国要在更为广泛的民主国家联盟中分享权威,而经过重新协商的美国自由霸权秩序将会得以延续。(88)

对于伊肯伯里的分析判断,库普乾通过回顾西方兴起的历史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中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和对外扩张使全球连为一体,与此同时欧美借助实力优势确立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89)不过,随着新兴地区大国物质实力的增强,这些拥有自身社会文化基础的国家将会修正而非巩固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并尝试建立符合其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的替代性秩序。因此,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将面临严峻挑战。(90)

尽管西方的自由民主依然会缓慢扩散传播,但是未来国际秩序不大可能表现为西方秩序的进一步普世化,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兴国家的民主转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二是新兴国家的转型并不等于会遵循西方的理念和规则。即使新兴国家遵循西方规则,也会因国家利益分歧和争夺国际地位与西方国家产生矛盾。(91)为此,库普乾强调,西方国家要与非西方国家协商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92)换言之,新兴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是国际秩序的承受者,而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塑造者的角色,而这一趋势正是主张多元复合秩序学者关注的重点。

(二)多元复合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奈一直预测国际体系不同领域的实力结构将呈现出明显差异。从军事领域来看,单极体系仍将延续,美国依然拥有难以匹敌的军事优势。从经济领域来看,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将呈现多极局面。而从跨国关系来看,权力则呈分散状态。没有大国能单独应付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93)里奇和勒博新近的研究也做出了类似判断。他们认为,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衰弱,不同国际行为体将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影响力。具体而言,美国依然是安全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欧盟将通过倡导全球治理改革来扩展规范影响,中国则会在经贸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94)

在哈斯看来,当今世界已向无极化发展。全球性无极意味着世界不会为少数国家主宰,而是由多重因素和多重力量所共同操控。(95)无极与多极的本质差别在于权力的集中状态,即多极意味着多个国家联合主导国际体系,而无极则意味着国际体系的运行将受到众多权力中心的共同影响。这些权力中心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将通过多种对话方式和协调机制就国际问题展开商讨并协同治理。(96)在无极秩序下,美国仍会长期拥有实力优势,但由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逐渐分离,美国政策导向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会渐趋弱化。(97)

阿查亚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依然会发挥中心作用,但是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将走向多元复合秩序(multiplex world order)。这一秩序以政治和经济上的互联互通为基础,文化上更加多元,制度安排则依赖于多个行为体而非某一行为体的权力或目标。(98)多元复合秩序兴起的重要背景是多个新兴大国在不同地区同时崛起并能够实现持续互动,而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循。(99)与多极秩序相比,多元复合秩序更加强调体系内大国的相互依赖而非大国的实力分布。与此同时,多元复合秩序更加去中心化,多个大国共治的可能性更小,行为体更加多元,其选择空间也更大。(100)因此,阿查亚认为,自由霸权秩序的要素(如传统多边主义、依赖美国实力、西方领导、政府间主义和全球层次互动)将让位于更加包容的多元复合秩序模式。(101)

与上述学者从不同议题领域或行为体入手探讨未来国际秩序的多元属性不同,基辛格则从地区和文明视角展望了未来的多元秩序。他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秩序理念并不相同,而且各自的秩序观也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102)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体系并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世界秩序,至多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不过,因权力对比和合法性认知的变化,当下的西方秩序已经陷入危机。因此,基辛格主张,追求世界秩序必须超越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秩序观,抛弃由某个国家主导秩序的观念,转而包容多元文化,以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103)

对于美国单极之后的多元秩序能否带来稳定,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阿查亚对多元秩序下的国际稳定持乐观态度。哈斯则认为,短时间内众多国家享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能引发混乱和失序,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分散能够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104)不过,施韦勒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处于充满未知复杂性的混乱状态,与热力学中体系走向熵的过程十分相似。(105)多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规则制定集团和组织将会相互冲突竞争,国际规范新的特点就是没有规范。国际体系权力权威更加流散,进而整个体系由稳定转向失序并引发全球性的萧条与不满。(106)

而在苏长和看来,当前国际体系既可能退回到无序混乱之中,也可能迈向有序共生的发展道路。共生国际体系强调相互结合包容或共题间交融,即和谐化过程。(107)随着体系变革和多极力量的发展,当前国际体系中出现了较强的共生力量和意识,特别是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和环保运动为国际体系走向共生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108)未来的共生体系将呈现以下特点:各大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遵循费孝通规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谐共处;以包容化解国际体系权力转型期的风险;安全领域奉行结伴而非结盟;通过行政合作连接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109)

(三)重回大国竞争

秉承现实主义思路的学者同样认为,随着美国实力优势的相对弱化,美国的单极体系和自由霸权秩序将难以持续,大国竞争正在回归,(110)而参与竞争的大国数量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趋势与特征。

在莱恩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正加速蚕食美国的权力范围,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等国家的迅速崛起标志着国际体系正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演进。(111)阎学通则认为,金融危机后,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则在扩大。因此,大国综合实力结构正由美国单极体系向两极化发展,多极化的潜在可能性越来越小。(112)

尽管美国学者强调中美可形成两国集团合作参与全球治理,(113)但阎学通认为在单极转向两极的过渡阶段,中美无法回避战略竞争,而竞争的焦点则是东亚。2020年之前美国仍将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但目前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将由东亚取代。美国要保持在新世界中心的影响力,中国则要提高在所在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两国在东亚的矛盾难以避免,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远远超过两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114)

在周方银看来,中美在东亚展开竞争所依赖的优势各不相同。中国的优势在于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而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优势则依旧非常明显。因此,东亚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促使东亚国家对中美采取“两面下注”的对冲政策,即安全问题上东亚国家更倾向于依赖美国,而在经济上则主要依靠中国。展望未来较长时期的东亚,中国的经济优势与美国的军事安全优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东亚的中美二元格局也将长期存续下去。(115)

在两极化或二元格局持续的过程中,中美的战略选择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为了在大国竞争中赢得先机,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会遵循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采取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并逐步将美国的影响力排挤出东亚。20世纪初,崛起过程中的美国就采用这一战略迫使当时的主导国英国退出美洲。(116)阎学通则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肯定物质实力作用的同时,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大国竞争成败的核心因素。(117)如果中国能借鉴“仁、义、礼”三个古代概念,在国际冲突中更多地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具有更强的战略可靠性,那么中国更有可能成功实现民族崛起并塑造国际秩序。(118)

(四)等级视角

到目前为止,围绕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争论依然在延续。国际秩序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秩序的成型有赖于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并就相应行为规范达成默契。由于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仍处于显著变动之中,而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国际规则制定的竞争逐步展开,因此准确判断未来国际秩序尚需时日。

尽管还难以明确判断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未来10-15年美国依然拥有较大的实力优势并将继续在国际体系内发挥重要作用,其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也将维持稳定。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实力优势确实相对下降,从而为其他国家和行为体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留下了空间,特别是在这些国家或行为体影响力相对较大的特定地区和领域。

因此,上述三种国际秩序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因地区和领域不同而存有差异。例如,由于新兴大国经济融入既有秩序程度较深,因此国际经济秩序延续自由霸权特征的可能性较大。多元复合秩序则更适合于全球政治和环境领域的秩序建设,新兴大国相应治理理念和规范的影响力可能会逐步扩大;而大国竞争的逻辑将更集中地体现在战略安全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秩序的变迁可能主要体现在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其原因在于未来10-15年不大可能出现同美国一样具有全球安全影响的超级大国。从地区安全秩序来看,东亚安全秩序的走向则最为引人关注,其原因在于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是唯一能够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大国,而中国的战略影响力提升则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因此,东亚安全秩序发展趋势将对国际安全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19)

地区安全秩序是指安全复合体中主导的安全管理模式。(120)在当前的东亚安全秩序中,美国东亚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使中国难以组建自身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与此同时,中美结构性安全矛盾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东亚等级安全体系的一员。因此,自助大国中国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共存竞争,决定了东亚地区秩序既不可能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等级体系对抗的均势秩序,也不可能是二战后德国加入北约后欧洲形成的等级安全秩序。

在我们看来,东亚安全秩序呈现典型的局部等级秩序特征。局部等级秩序是指由单极大国的安全等级体系和自助国家共同构成的安全秩序,其与等级秩序的区别在于出现了能够挑战超级大国安全主导地位的自助大国。局部等级秩序与均势秩序的区别,则在于体系内有且仅有一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即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具有相当的实力和权威差距。此外,局部等级秩序也不同于单极秩序,其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拥有稳定的等级体系并在其中享有支配性权威。因此从结构、行为体和国际规范三个方面,局部等级秩序定义了一种不同于单极、等级和均势的国际安全秩序。

具体到东亚地区,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安全等级体系,同时东亚地区还包括中国、越南等自助国家。从实力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处在综合国力的上升期并且已初步具备了动摇美国主导地位的能力,但尚难以直接挑战美国安全等级体系,而2008年之后,美国虽实力有所下降,但尚未显著影响其东亚安全等级体系的延续。此外,东亚中小国家虽尝试通过地区机制塑造东亚地区秩序,(121)但由于实力相对弱小,这些中小国家更多的时候是地区秩序的承受者而非塑造者。即使地区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东盟,也由于自身分裂而难以成为地区规范的引领者。(122)因此未来10-15年,局部等级秩序仍将是东亚安全的核心特征。(123)

在局部等级秩序下,东亚地区稳定的核心挑战在于美国的东亚安全等级体系与中国如何协调利益诉求,(124)而战略对冲将是各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核心机制和战略选择。对于实力较弱的中小国家,战略对冲将表现为同时与处于战略竞争关系的大国开展政治安全合作,而不是完全追随一方、对抗另一方。(125)具体到美国的从属国,战略对冲意味着在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保持与中国深层次的政治安全协调和战略经济合作,不完全追随美国可能遏制中国的战略。

对于实力较强的自助大国而言,战略对冲则表现为在增强实力谋求战略优势的同时采取合作手段安抚战略对手,力图短期内防止与战略对手爆发冲突,同时为长期可能爆发的冲突或丧失既有利益做好准备。(126)例如,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适度提升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主动开展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安全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美国等级安全体系推动的安全协调机制(如六方会谈),同时广泛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即使倡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也会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而不会刻意排斥美国及其安全体系内的国家。

尽管战略对冲无法消除美国安全等级体系与自助国家的安全竞争,但可以确保东亚不再重现冷战时期欧洲两大安全体系的全面对抗,同时可以防止东亚国家之间因领土纠纷等安全矛盾爆发大规模冲突。因此,战略对冲是局部等级秩序下规避重大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而东亚安全秩序的相对稳定将为中美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全球经济合作和全球政治和环境领域的多元协商,进而为美国自由霸权秩序之后的全球稳定奠定基础。

四、结论

从苏联解体算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维持了23年,期间围绕其发展趋势的理论争论从未间断。从20世纪90年代的体系制衡是否重现,到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如何制约美国,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贯穿这些学术争论的主线则是既往的理论积累是否依然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从过去二十余年的国际关系实践来看,以近代至冷战欧洲均势体系为经验基础的理论已难以适用于美国单极体系,突出表现为体系制衡至今仍未出现,通过拓展制衡概念分析制约美国方式的变化广受质疑,冷战时期形成的自由霸权秩序框架则难以充分揭示国际秩序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时空维度和思想基础。(127)

为此,我们尝试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破解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的理论困惑。首先,等级视角有助于理解美国未遭遇制衡的根源。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大多自二战以来就接受美国的安全保护,使得这些国家只有依赖美国支持才能有效应对重大外部安全威胁。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已经不再是均势理论假定的自助国家。因此,美国未遭遇其盟国制衡的根源在于其盟国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数量庞大且实力较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自助大国的实力差距,结果导致其他国家更加难以针对美国采取制衡。

其次,等级视角有助于理解制约美国实力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安全等级体系内的国家而言,只能采取躲避和规范说服等策略,至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适度奉行战略对冲,以确保美国对其安全保护承诺的持久可靠。对于自助国家而言,可在非敏感领域对美国进行适当约束或与美国的盟国联合进行软制衡,但要防止这些国家率先与美国和解。去合法化战略能够直接削弱美国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的能力,但也容易招致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内国家的抵制。因此,自助国根据与美国安全矛盾的程度,采取战略对冲或不对称战略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再次,等级视角有助于准确理解国际秩序尤其是东亚秩序的发展趋势。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存在使得东亚安全秩序呈现出局部等级秩序的特征。局部等级秩序是指由超级大国的安全等级体系和自助国家共同构成的安全秩序。在局部等级秩序下,战略对冲将成为维护东亚稳定的核心机制和战略选择。而东亚安全秩序的相对稳定将为中国与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促进这些领域多元协商秩序的形成。

长远来看,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我们要深入理解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重要影响。其一,重点关注美国等级安全体系对不同地区安全秩序的影响,通过系统比较厘清共同之处和差异所在,进而发展出适合解释单极体系下地区安全秩序的创新理论,其中东亚安全秩序研究将是重中之重。一方面,崛起国中国与美国东亚安全体系的互动不但将决定国际体系新中心东亚地区的稳定,而且将会直接影响美国自由霸权秩序之后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东亚安全秩序的新特征有助于学者们利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创新国际关系理论。(128)其二,重点关注美国安全等级体系对美国主导地位合法性以及全球治理规范走向的影响,以便更加深入理解美国单极体系下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治理规范的发展方向和秩序走势。

注释:

①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William C. Wohlforth,“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at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 1.

②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 23-24.

③对此蒙泰罗新著的文献部分做出了重要努力。参见Nuno P. Monteir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81-86, 146-150。

④均势理论强调的制衡是指内部制衡(增强军备)和外部制衡(建立军事同盟)。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8。下文制衡均采取这一定义。

⑤Nuno P. Monteiro,“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2011/12, p. 10.

⑥Kenneth N. Waltz,“America as a Model for the World?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24, No. 4, 1991, p. 669.

⑦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⑧Kenneth N.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 76.

⑨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第54-56页。

⑩同上书,第59-61页。

(11)同上书,第53页。

(12)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 7;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2006, pp. 7-41.

(13)William C.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37.还可参见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ge of America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William C.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29-30.

(15)Ibid., pp. 30-31.

(16)威廉•沃尔福斯:《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第104页。

(17)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9-120页。

(18)约翰•欧文:《跨国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旁观者眼中的慈善》,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第242-249页。

(19)同上,第241-242页。

(20)Stephen M. 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88-91.

(21)约瑟夫•约菲:《对历史与理论的挑战:作为“最后超级大国”的美国》,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第177-179页。

(22)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 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p. 49-88.

(23)William C. Wohlforth,“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pp. 52-53.

(24)Nuno P. Monteir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p. 98.

(25)Nuno P. Monteiro, Theory of Unipolar Politics, p. 112.不过,蒙泰罗认为,尽管美国单极难以遭遇体系制衡,但是并不能带来和平稳定。在他看来,单极格局下,美国有能力抑制两类战争,即其他大国对美国发起的战争以及其他大国针对小国的战争,但却导致另外两类战争频次增加,即美国针对中小国家的战争以及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按照他的统计结果,单极格局发生战争的概率是两极格局和多极格局的四倍之多。Nuno P. Monteiro,“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pp. 18-20.

(26)参见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5-38页;Negel R. Thalakada, Unipolar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s Cold War Allianc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26, 70, 96, 111。

(27)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 Jack Donnelly,“Sovereign Inequalities and Hierarchy in Anarchy: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2, 2006, pp. 149-150.

(28)Aurelia George Mulgan,“What the New Hatoyama Government Mea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November 12,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1/12/what-the-new-hatoyama-government-means-forthe-us-japan-alliance/;Tobias Harris,“Gates Rules out Renegotiation of Okinawa Deal with Japan,”October 24,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0/24/gates-rules-out-renegotiation-of-okinawa-deal-with-japan.

(29)张勇:《日美关系中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27页。

(30)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1.

(31)Negel R. Thalakada, Unipolar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s Cold War Alliances, pp. 6, 15.

(32)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1.

(33)Jae Jeok Park,“The U. S. 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Pacific Review, Vol. 24, No. 2, 2011, pp. 137-158.

(34)Galia Press-Barnathan,“The Impact of Regional Dynamics on US Policy toward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4, No. 3, 2014, p. 379.

(35)Yoichi Funabashi, The Peninsula Question: 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Korean Nuclear Crisi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 255.

(36)主要大国对美国主导地位战略反应的主要类型,可参见G. John Ikenberry,“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July 23, 2003, http://purl.access.gpo.gov/GPO/LPS53806。

(37)Robert A.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10.

(38)T. V. Paul,“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57-59.

(39)相关综述还可参见杨少华:《评软制衡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40-45页。

(40)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8页。

(41)参见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9-80。

(42)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130-133.

(43)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pp. 76-80.

(44)Ibid.,pp. 126-130.戴颖和邢悦的实证性研究也显示,冷战后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并未体现出对美国的软制衡。参见戴颖、邢悦:《中国未在联合国对美国软制衡》,《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19-51页。

(45)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Waiting for Balancing”, pp. 126-130.

(46)积极制衡即一国通过军事或军事手段提升针对战略对手的权力资源。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66-169.

(47)Kai He,“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pp. 169-172.

(48)Ibid., p. 156.

(49)Ibid., pp. 161-163.

(50)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hy Being a Unipole Isn't All It's Cracked Up to Be”, in 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ipol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7-68.

(51)Stephen M. 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2005,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1025/stephen-m-walt/taming-american-power.在克拉克看来,合法性是界定霸权最为重要的标准。冷战后的美国并没有重获合法性,因而尽管其在硬实力方面优势巨大,也只能称其为领导国,而非霸权国。Ian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78-204.

(52)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5-47.

(53)Ibid., pp. 47-48.

(54)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pp. 48-49.作者认为这些增加美国战略代价的措施就是软制衡。

(55)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18-136页。

(56)Martha Finnemore,“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pp. 69-71.

(57)沃尔兹还认为,美国还可能歪曲或违反国际法。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第53页。

(58)参见Brock F. 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204-205;王栋课题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载《2012-2013战略纵横研究报告汇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第78-79页。

(59)Brock F. 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pp. 209-211.

(60)Ibid., pp. 208-209.

(61)Ibid., p. 209.

(62)Ibid., pp. 198-199.

(63)Ibid., pp. 202-203.

(64)Evan S. Medeiros,“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2006, pp. 145-167;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2007/2008, pp. 113-57; Jae Jeok Park,“The U. S. Led Alliances in the Asia-Pacific: Hedge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or an Undesirable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The Pacific Review, Vol. 24, No. 2, 2011, pp. 137-158.

(65)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66)Tim Dunne,“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 315.

(67)Randall L. 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6.

(68)《法德等国拒绝派教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20/content_2239728.htm.

(69)Euan Graham,“Southeast Asia in the US Rebalance: Perceptions from a Divided Reg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35, No. 3, December 2013, pp. 319-320.

(70)《法德俄三国反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声明全文》,http://news.china.com/zh_cn/focus/kxylk/kxylkggfy/11010324/20030306/11424464.html.

(71)查雯:《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的国内政治因素》,《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122页。

(72)Randall L. 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p. 16.

(73)TongFi Kim,“South Korea's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 eds.,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93.

(74)Amy L. Freedman,“Malaysia, Thailand and the ASEAN Middle Power Way”, 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 Neil, eds.,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p. 111;代帆、金是用:《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页。

(75)Thomas J. 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 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 99.

(76)2003年5月对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的访谈记录。

(77)Evelyn Goh, 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 Hierarchy, 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34-139.

(78)Yun Zhang,“Multilateral Means for Bilateral Ends: Japan, Regionalism, and China-Japan-US Trilateral Dynamism”, Pacific Review, Vol. 27, No. 1, 2014, pp. 5-25.

(79)David C. 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4, 2010, p. 597;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 Ian Clark,“How Hierarchical 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2009, pp. 464-480.

(80)John M. Hobson and J. C. 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68, 83-85.

(81)Stephen M. Walt,“Taming American Power”.

(82)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pp. 23-24;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National Interest, Vol. 70, No. 3, 2003, pp. 16-17.

(83)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有关国际秩序的争论,可参见George Sorensen,“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Millenniu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1, No. 4, 2006, pp. 343-364; George Sorensen, A Liberal World Order in Crisis: Choosing between Imposition and Restrai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1.

(84)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

(85)Ibid., p. 6.

(86)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 7.

(87)Ibid., p. 6.

(88)Ibid., pp. 9-10.伊肯伯里的最新论文甚至认为,即使美国霸权地位衰弱下去,也不意味着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瓦解,因为这一秩序并非仅由美国一国支撑。G. John Ikenberry,“The Logic of Order: Westphalia, Libe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Modern Era”, in G. John Ikenberry, Power,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05-106.

(89)Charles A. Kupchan,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7.

(90)Ibid., p. 7.

(91)Ibid., pp. 8-10.

(92)Ibid., p. 10.

(93)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3-335页。Joseph S. Nye, 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2010, pp. 2-12.

(94)Simon Reich and Richard Ned Lebow, Good-Bye Hegemony!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75-178.

(95)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2008, p. 44.

(96)Ibid., p. 45.

(97)Ibid.,p. 46. 2012年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提出,2030年美国单极霸权将不复存在,多极体系下权力将分散至联盟和关系网络。“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12-001, http://globaltrends2030.files.wordpress.com/2012/11/global-trends-2030-november2012.pdf.

(98)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14, p. 113.

(99)Ibid., p. 11.

(100)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 9.

(101)Ibid., p. 10.

(102)有关欧洲、伊斯兰、伊朗、俄罗斯、印度、中国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秩序观及其演变,参见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Chapters 1-8。

(103)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pp. 361-374.

(104)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pp. 47-48, 52.

(105)Randall L. Schweller, Maxwell's Demon and the Golden Apple: Global Disorder in the New Millenniu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9.

(106)Ibid., pp. 9, 26.

(107)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9、22页。共存逻辑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页。任晓认为,传统东亚秩序则是典型的共生体系,参见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

(108)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第11-12页。

(109)同上,第12-14页。

(110)Thomas Wrigh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polar Concer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7, No. 4, 2014, pp. 7-24.

(111)Christopher Layne,“This Time It's Real: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204, 212.

(112)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18页;阎学通:《历史的惯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113)C. 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2008, pp. 57-69;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h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114)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第10页。米尔斯海默也持类似观点,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Update Ver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Chapter 10。

(115)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0-17页。

(116)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Chapter 10.

(117)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

(118)同上,第127页。

(119)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第4-21页。

(120)Patrick M. Morgan,“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nd Regional Orde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2.

(121)Amitav Acharya,“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59, No. 4, July 2007, pp. 638-640.

(122)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 R. Smith,“Making Process, Not Progress: 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2007, pp. 151-159.

(123)孙学峰:《中国的钓鱼岛政策》,工作论文,2015年1月。

(124)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8, No. 3, 2008, pp. 369-372; Nick Bisley,“China's Rise and the Making of East Asia's Security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3, 2012, p. 34;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6-34页。

(125)Kuik Chen-Chwee,“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4, 2013, pp. 433-436.

(126)Brock F. 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 pp. 204-205.

(127)可参见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Randall Schweller, Maxwell's Demon and the Golden Apple, Chapters 2-7。

(128)参见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1-19页。事实上,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创新大都源于对地区安全秩序研究的突破。例如,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均源自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开创性研究,进攻性现实主义则主要源于美国崛起对美洲安全秩序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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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5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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