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镇南:闻一多和他的《七子之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4 次 更新时间:2015-11-21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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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镇南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时候,著名的爱国诗人闻一多和他的《七子之歌》,从时间的深谷中升腾而起,穿过了辽远的历史长廊,汇入了今天的时代激流中,再次牵动了中华儿女的目光,引发了广泛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共鸣。

一首几乎已被淡忘的诗歌,经由作曲家赋予优美婉转的旋律,经由一个澳门小女孩稚气清纯的歌喉,传遍了神州大地,这真是我们文学生活中的一个奇迹,也可以说是我们新诗史中最耐人寻味的现象。

《七子之歌》是青年闻一多在留美时期的诗作,写于1925年3月, 发表于五卅运动之后的7月, 成了这次爱国抗暴运动的一个有力的回响。《七子之歌》诗前有序,叙述了这首诗写作的缘起和立意:

邺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益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举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引者按:即法国之洛林地区, 曾割予德国,1919年收回)“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从这个序中,我们知道这首诗受《诗经•凯风》一诗启发而作。《凯风》叙写邶地有一个母亲,辛苦地养育了七个儿子。她的母爱,有如凯风之吹棘心(即有如南风吹拂小枣树的芽心);母亲如此“劬劳”,而七子却无以为报,“莫慰母心”,使得母亲不安其室,有远适之意。这引起了七子的自责,不安。这是一首抒写儿女眷念母亲,思报母恩的诗。闻一多从这首诗中得到触动,稍稍变动诗的旨趣,把悲悯七子不得养亲的情怀,廓而大之,升华为抒写“国疆崩丧”的民族的深哀。

《七子之歌》所写的七地,依次为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诗人运用谨严的格律体,为崩丧的七地各咏一章,每章七行,每章卒句都是“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样一声呼唤。这句诗运用了复沓的修辞手段,而全诗七章的卒句相同,又形成了一个大的复沓,使诗的韵律回旋起伏,变化和交替中又见出精严和齐整,真是一唱三叹,独饶深致。

《七子之歌》的首章写的便是澳门:“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虏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一诗章如今已化成了欢庆澳门回归的民族大合唱中最动人的华彩乐段了。拟人的手法,亲子的声口,三百年的梦思,“请叫儿的乳名”的吁请,把澳门人民久蓄的爱国恋母的情愫和回归祖国的宿愿,通过母亲和乳儿关系,尤其是借着真名姓的辨白和乳名的自呼自唤,平易而深婉地表达出来了。深深民族恨,浅浅家人语,读之诵之,至今令人鼻酸喉哽,低徊不已。

《七子之歌》其他六章,分别拟儿女的声口,诉说六处失地的哀痛。我们一章一章读下去,便能听到“身分虽微,地位险要”的香港在“哭泣号陶”着:“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唆着我的脂膏”;听到被“酷炎的夏日”(按:喻日人占据)晒得要死的台湾昂奋地告白着:“我胸中还氲氤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听到“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的威海卫在提醒着:“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听到自称“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的广州湾在抗议着:“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母亲,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听到弱小的幼女九龙“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在哀诉着:“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听到了旅顺、大连这对孪生的兄弟在悲叹着:“我们的命运——强邻脚下的烂泥,母亲呀,我们的昨日不堪回首,我们的今日更值得痛哭流涕,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闻一多的《七子之歌》,经新时代的彩笔重新书写,焕发出了新的光彩,竟成了中国新诗的世纪绝唱!好的爱国主义诗篇,真是可以当历史的教科书来读的。此即古已有之的“诗史”之谓乎!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热忱、最执着、最忠勇的爱国主义诗人。《七子之歌》出自他笔下,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他早年崇尚艺术唯美主义,留美之后,受到外人的轻蔑和歧视,忧及被侵略被欺凌的祖国的命运,思路与诗风开始转变,开始创作爱国思乡的诗。1923年3月,他在致闻家驷信中便说:“我近来的作风有些变更, 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深,沉劲,有些像沫若。你将来读《园内》时,便可见出。其实我的性格是界乎此二人之间。《忆菊》一诗可以作例。前半形容各种菊花,是秀丽,后半赞叹,是沉雄。现在春又来了,我的诗料又来了。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更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果然,这之后的两三年间,在闻一多的创作生涯中,出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诗篇的丰收期。《醒呀》《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洗衣曲》《回来了》,都是与《七子之歌》声同调、血同热的诗作。这些诗篇,可谓救亡图存,感应时代的新国风。

《七子之歌》甫一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位署名为“民治”的评论者写了《三首爱国诗》一文,综评闻一多的《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三诗,称它们另辟了新诗坛的前途,更新了新诗坛的生命,“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他称赞诗人“是得天独厚,能首先感着痛苦,首先热起情绪,首先擒得诗意……”

闻一多为什么能“首先感着痛苦,首先热起情绪,首先擒得诗意”呢?这和他不偏执于死的诗教而关注着活的现实的创作态度关系甚大。他原是一个在审美口味上,在创作实践上都崇尚纯美、纯诗的文学青年,天分极高而又多所自许,是那种“强占了危险的尖端”,(见闻一多《八教授颂》)的个性极强的人物。但是,祖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包围着他,刺激着他,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心系祖国,魂绕人民,直面现实,把握大时代的脉搏,投身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斗争,使他的唯美主义文艺观和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断受到冲击、汰涤。他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文艺启蒙与爱国救亡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他说:“谁能说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韧的?它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他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让自己追随时代前进。在《新诗的前途》一文中,他指出:“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汊里干死完事。”他断言:“没有理会时代,无疑将被时代忘掉。”“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正因为在创作思想上有这样明朗而坚定的认识,又加上他那天才的诗的艺术手腕,所以在创作实绩上便使他成功为朱自清所称许的在那一时期“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爱国诗人”。他的《七子之歌》等爱国主义诗篇,也终于抖落了历史的烟尘,而在今天的现实中发出洪钟大吕的音响。

座落在清华校园里的闻一多纪念碑上,镌刻着闻一多的一句话:“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每一次到清华去,总要在这个纪念碑前瞻仰一番,伫立良久,思索诗与诗人的命运,每一次都获得新的教益。在澳门回归的前夕,我又一次去了。当我静静地唔对闻一多的雕像时,《七子之歌》的旋律在心头蓦然响起,那一瞬间我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懂得了什么叫不朽,什么叫艺术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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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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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艺报》(京)1999年121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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