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14: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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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主编吴宓的积极参与

   《大公报》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中间曾短期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霖(政之)、张季鸾等接办。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7年12月5日,在清华执教的吴宓致函天津《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自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第二天,吴宓便接到张季鸾的复函,同意他的自荐。为此,吴宓特访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极力主张吴宓主编此副刊,并表示将帮助他。

   12月7日,张季鸾致函吴宓,约他到天津会晤。吴宓立即致信原东南大学毕业生,“学衡派”成员景昌极,拟约他来京协助编辑《文学副刊》。吴宓于9日到天津与张季鸾、胡霖相见,商谈编辑的具体事宜。由于景昌极以体弱多病为由不愿到北平,吴宓便决定改请在清华的“学衡派”成员张荫麟(素痴)、赵万里(斐云)、浦江清(榖永)、王庸(以中)协助自己(赵万里、浦江清、王庸3人均来自东南大学)。编辑部就设在清华大学校内。

   18、22日,吴宓分别拜访胡霖、张季鸾,就《文学副刊》的具体编务相商。并于12月20日,发出《文学副刊》的第1期稿子。

   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出版发行。以后每周一期,至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随后《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沈为实际的主编)主编的《文艺副刊》全面取代。《大公报》的这份著名副刊从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手中和平交给了拥护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实际参与者胡适的门生。

   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灶。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1](P5)

   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吴宓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文学副刊》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16日,“学衡派”成员赵万里、浦江清向吴宓建议,《大公报,文学副刊》可加入语体文(白话文)及新文学作品,并请清华教授朱自清(佩弦)为社员,加盟《文学副刊》。这意味着向新文学运动缴械投降。因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2](P196)

   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在19日访吴宓时表示考虑几日后答复。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他进清华教书也是胡适推荐的,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的著名作家。

   在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的聚会上,大家商议并决定《大公报•文学副刊》增人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新诗及小说)。不论团体和派别[2](P197)。这是吴宓主动向新文学运动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和认输。

   21日,朱自清在浦江清的陪同下拜访吴宓,并答应暂时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春假为止,先作实验。这样一来,《文学副刊》的编辑队伍中,吴、浦、赵、朱为清华的教师,张荫麟为清华历史系的学生。

   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第313期出版发行后,便停刊。吴宓不再编辑。《文学副刊》被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文学家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全面取代。关于《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一说:“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3](P180)钱穆所言是有根据的。据1934年1月5日胡适日记记录:

   今年《大公报》邀了我们担任“星期论文”,已宣布了。

   (一)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先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今晚写完。[4](P263-264)而胡适所写的内容同时也是针对《文学副刊》没有完全用白话文和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自胡适开始,1934年1月7日—1937年7月25日共有169篇,而胡适一人就有25篇,自然也是最多的。实际上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文章的大都是胡适的朋友,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星期论文”在北方也成了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样,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手中而兴,并由周刊出到每周四期(萧乾一度协助编辑)。由《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编辑间权力的转移,是在新文学的反对派吴宓(“学衡派”)和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之间由《大公报》老板主持下自由过渡的,没有引起波动。《文学副刊》坚持6年的保守倾向,被新文学家的阵地《文艺副刊》的新面目所取代。而《文艺副刊》是在先运行3个多月后,逐步取代《文学副刊》的。因此,吴宓把沈从文看作自己的敌人,并写进自己的讲义——“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5](P51)。

   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的6年间,在《大公报》上与《文学副刊》先后同时并存的副刊还有《小公园》、《医学周刊》、《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社会科学》、《读者论坛》、《儿童周刊》、《戏剧》、《世界思潮》、《科学周刊》、《妇女与家庭》、《图书副刊》、《军事周刊》以及1933年9月23日创办的《文艺副刊》等。在《学衡》后期,由于经费不足和稿源缺乏而导致脱(拖)期的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实际影响,超过了《学衡》。

   陈寅恪本人是支持吴宓主编此副刊的,所以他有诗文在《文学副刊》发表。而《文学副刊》的编辑浦江清本身又是他的助教。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曾为浦江清索书,希望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出版物的目录能通过浦江清在《文学副刊》上刊登[6](P44-45)。

     宗旨与体例

   1928年1月2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上,有吴宓执笔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7]。此文内容共有7项。其中所说的“不取专务描写社会黑暗及人类罪恶之作品”是针对新文学作家而言的。副刊的实际情况是新文学作家写实的与浪漫的作品都不登。没有长篇小说连载,也无白话散文,所谓文学创作只是些旧体诗词。

   关于作者“不署名”的问题。张荫麟在第38期写有《本副刊体例申言》(答朱希祖君),特就《文学副刊》的文章多不署名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中谈道:“本副刊文字常多不署名。此决非不负责任之意。乃缘本副刊体例如此。”其理由是:

   1.“西国大日报杂志文学评论之作,常多不署名。本副刊实仿效之。”

   2.“吾国普通人之习惯,尤注意作者及个人之关系,往往不就本篇细行阅看研究,而于人的关系妄为揣测,实属无当。故本副刊以为在今中国,惟有提倡不署名之批评,方可得近真理而免误会,此正区区负责任之愚诚也。”

   3.“本副刊体例始终如一。‘来稿’署真姓名或别号,一随其人之意。专篇‘书评’均署名。因此中不免有个人意见,须昭郑重也。‘通论’或撰或译,全不署名。其属于浮泛性质如‘某人百年纪念’者更不署名。”

   4.“无论署名之问题如何,本副刊编者,对于全体文字均负责任。”

   事实上,在副刊的文章中,前期不署名多是吴宓本人的,其他的作者如张荫麟只有少数文章不署名。后来他的学生都署名(笔名或别号)了。因此“不署名”一事开始只是主编吴宓和张荫麟两人的行为。欲盖弥彰,此事果如《本副刊体例申言》所说的成为“愚诚”了。由于发生张荫麟与朱希祖的论辩,之后,张荫麟的文章也署名了(署名“素痴”)。到了后来,吴宓的少数文章署名“吴宓”,更多的是署名“余生”。

   就是否署名问题,在《文学副刊》编辑内部也有分歧。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与吴先生争《文学》副刊署名不署名问题。先生成见甚深,全不采纳他人意见。视吾侪如雇工,以金钱叫人做不愿意做之文章,发违心之言论,不幸而为余在清华为吴先生所引荐,否则曷为帮他做文章耶。[1](P19)

   对于《文学副刊》内部的意见和分歧,吴宓个人在1928年9月20日的日记中说:

   下午1-3浦江清来,谈朱希祖攻诋《副刊》事。……盖《文学副刊》赞襄诸君,皆系文人书生。故(一)盛意气。(二)多感情。(三)轻视功利。(四)不顾实际需要及困难,往往议论多而成功少。一己成绩殊微而专好批评他人文章,干涉他人之思想言动。宓于诸君,又未可以寻常办事之手段及道理对付,而必维系其感情,缓和其性气,故只有自己每事吃亏,差可维持于不坠耳。[2](P132)

   1932年1月14日,吴宓在《文学副刊》第209期上写了《第五年之本副刊》,他说:“宗旨体例仍旧不改,内容材料尽力求精。”但他同时说,“决拟注重纯文学,批评创作兼取”。吴宓觉得言犹未尽,在《文学副刊》第210期又写了《第五年之本副刊编辑赘言》。他对副刊大量刊登介绍、悼念西洋作家的文章,作了如下解释:“本副刊常登西国文学家生殁、百年、二百年等纪念文,且多长篇。读者或以为疑,甚至讥为为外国人作起居注。此实未明吾人之用意。夫此类文章,欧美文学杂志中多有之,其间毫无国界。且古今东西文学本为一体,息息相关,为了解享受计,岂可严分町畦。抑本刊所登各纪念文,大都精心结撰,且皆由吾人自作,依照定期刊载,异乎寻取东西杂志中之成篇钞录摘译者。尤有进者,即本刊每篇纪念文,实皆今日中国文学上之一大问题。”

   他特别强调他译介外国文学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现实出发的。他举例说第34期的托尔斯泰纪念是讨论“革命与文学”、“第四阶级之文学”的问题。第40期马勒尔白纪念是讨论文言白话及我国文字文体解放革新的问题。第44期的戈斯密纪念是讨论文人生活与其著作的关系及文人有行无行的问题。第53期的苏德曼纪念是讨论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行事及道德价值问题。第55期的雷兴(拉辛)纪念是讨论艺术的类型及美的本质问题。第65期的弗列得力希雷格尔是讨论翻译的原理与方法及翻译西洋文学名篇的问题。每一期的纪念都有深切的用意和所论究的问题。

     朱自清的介入与《文学副刊》对新文学作家的反应

   《文学副刊》对新文学作家的著作的评介,比较多的是客观、公正的新书推介式的语言,少数是尖锐的批评。这与其“宗旨及体例”中所说的“评其书而不评其人”有关。

《文学副刊》评、介的新文化—新文学刊物有20种以上(注:这20种分别是:《莽原》(3期)、《语丝》(3、136期)、(一般》(7、14期)、《创造季刊》(7期)、《创造周报》(7期)、《创造月刊》(7期)、《文化批判》(7、11期)、《小说月报》(7、8期)、《北新》(8期)、《贡献》(9期)、《新月》(15、20、101、110、111、129期)、《北京文学》(29期)、《春潮月刊》(78期)、《商报文学周刊》(98期)、《骆驼草》(123期)、《新文艺》(135、158期)、《现代文学》(136期)、《现代学生》(152期)、《文艺杂志》(185期)、《优生月刊》(225期)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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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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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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