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21-04-18 00: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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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民国大学是生长民国新文学的重要土壤。北京大学对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呵护和推动、南开大学对早期话剧的培育和推动,以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史迹均非常清晰。原本是新文学作家的许多学者进入大学成为专业的文学教授,从创作转向文学研究,同时培养文学新人。这样,也就有了几代青年作家从大学里相继走出、传递新文学薪火的人文景观。

  

   一

  

   “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这一融合学术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是笔者长时段的一项学术关注。笔者试图还原历史语境,为见树木,必入森林,力求揭示其复杂的内在关联和理路,并感受细节的力量。

  

   晚清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路径的维新变法,对文化教育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这是汤因比文明论所展示的“冲击—回应”模式中的所谓主动建设性的大策略,是国家政治行为中重大的文化教育变革,完全有别于之前民间被动性接受传教士的传教办学模式。教育模式发生如此重大的变革,在直接改变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晋升方式的同时,也为其与世界交往开辟了新路。教育作为兴国立人、摆脱蒙昧的方式,逐步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人一家的皇权统治的瓦解也就为时不远了。六年过去了,一个近300年的王朝就此分崩离析。随着民国新建,大学体制的形成和初具规模,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形态,向国民“公学”的社会转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的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建设。小学与中学的建制,这里不讲。本文只是选择性地讨论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之间的有趣话题。“大学”这一外来的文化教育模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时间,需要有人来培育。因此,在政府的财政扶植和民间资本(私人财团和教会) 的资助外,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的三种力量,通常形成一股互动和互相牵制的合力,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

  

   从大学校长 (如蔡元培、罗家伦、竺可桢) 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是之态度和兼容并包之胸怀。而这四者也都是有相对应的存在指向。前两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两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结果。而思想之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在民国时期,却是教授们要努力争取的。耳熟能详的大学校长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宋儒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胸襟和志业,在民国大学的学术环境下,被现代西化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所取代。同时,传统大儒文史哲兼通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一元的文化取向,也被新的学术体制下精细的学科分类所人为地割裂成系科内的学术元素。《易经》中所说的智者能“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在科学发达的现代,更是成为玄学的邻舍。所以胡适说:科学就是拿证据来!要能证实,同时更要能证伪。这就是所谓的求是。胡适1922年8月26日在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交谈时特别强调:“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我们只认方法,不认家法。” [1]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分别代表了激进和保守——“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两种传统,其激进和保守,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各自在大学校园展示出来,也显示出其所支撑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同时造就了不同风格和类型的思想和学术观念。

  

   今天,人们都在强调学术规范和大学精神的坚守,有许多学者投入了较大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各个大学也都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校史,出版了相应的专题论著,特别是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可以学习、借鉴。“学统”是“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合称,并非一个周延的概念。这里我提出“民国大学的两大学统” [2]的命题,试图在大学学术史这一层面上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究。笔者依据大学兴起的历史轨迹和具体的事件,发掘背后的文化精神,把握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形成和发展流变的内在脉络,在学理上超越校史的写作模式,向大学学术史靠近。在对比中,展示民国两大学统的异同,从中发掘新的思想、学术资源和文学资源。

  

   二

  

   民国大学是生长民国新文学的重要土壤。北京大学对早期白话新诗创作的呵护和推动、南开大学对早期话剧的培育和推动,以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史迹均非常清晰。1928年以后,关注民国新文学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先后进入了清华大学、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胡适是背后最为重要的推手。新文学作家中的许多人进入大学成为专业的文学教授,从创作转向文学研究,同时培养文学新人。这样,也就有了几代青年作家从大学里相继走出、传递新文学薪火的人文景观。

  

   翻阅民国一批重要的新文学作家的全集,大多是创造、翻译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合力汇聚。他们的创作有国学、西学的双重支撑。许多作家同时也是大学教授。许多并不以文学名世的学者,他们的全集中也都包含有文言旧体诗文集。民国往矣,今我来者,当知差距所在。我们不可以和他们比西学,更无法和他们比国学了。也许有人狂妄自大,那就给当下文科教授和当红作家一本没有标点的 《左传》、 《汉书》,看看有几人能读得下去,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文字、音韵、训诂的解释。至少笔者本人对此有切实的卑怯。

  

   民国文学实际上由三个板块合构而成,这三者之间有时呈互相排斥状态,有时呈交叉叠加状态,有时呈各自独立封闭状态。以语言形式区分民国文学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呈现为:文言旧体文学(诗词曲文)、白话新体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话剧)、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当然,这并不是十分周延的划分法。特别是旧体诗词,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生活化的东西,是他们诗意生活的栖息方式。这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联,更是中国文学传统在他们血脉中的流动。许多早年写作白话新诗的作者,后来转向旧体诗词的创作。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时期,激烈地反对旧体文学的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叶圣陶都留下大量的旧体诗词。旧体诗词甚至成为他们晚年文学创作的主体。白话新诗的作者大都是年轻人,写诗的时间都不长,留下的诗作相对较少,而终身坚持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动辄就是有上千首诗词。若以诗人的数量和诗作的产量,文言旧体诗人诗作在整体上大于白话新体诗人诗作。写作白话新诗的年轻人原本可以很多,但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限制(主要是经济条件),相反,写作旧体诗词的诗人从晚清遗老遗少到民国新贵都有钱自己印刷,即便是没有出版,也有保存下来的条件和可能。

  

   文言旧体文学的作者众多,笔者这里仅以“义宁陈氏”家族和“章黄学派”为例。陈三立和他的五个儿子都是诗人: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陈衡恪 (《陈衡恪诗文集》)、陈隆恪(《同照阁诗集》)、陈寅恪(《陈寅恪诗集》)、陈方恪(《陈方恪诗词集》)都留下有旧体诗集,且诗作的数量很大;写作白话新文学作品的却只有陈登恪一人,后来也转向写作旧体诗词。“义宁陈氏”家族成员诗文的整理出版,成为笔者关注“义宁诗学”的重要依据。即便是多在大学执教研究学问的“章黄学派”成员,同时也都是诗人。“章黄学派”成员1920年代把持北京大学文史学科,1928年以后一部分势力开始转移到中央大学文 (汪东、黄侃)、史(朱希祖) 两系。章太炎、黄侃、汪东、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吴承仕等都留下有旧体诗词。仅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汪东的 《梦秋词》,就收录有1380余阕。以文学创作为主的周氏兄弟的白话新诗很少,文言旧体诗词居多。鲁迅 《野草》 中收录的唯一的一首白话新诗是 《我的失恋》。1929年11月出版的 《过去的生命》 是周作人唯一的一本白话新诗集。

  

   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有自己都市文化的土壤和特殊的读者群体,这与都市、口岸、市民、报刊、出版有直接的关联,同时将中国自宋以来老白话的传统与五四新白话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形成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兼容了文白两种语言的优势,争取、培育和控制了属于自己的读者群体。通俗小说家可以不屑文言旧体诗词曲作家的鄙视,不顾白话新体文学作家的反对,他们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苏州等一些中国的重要城市,依靠自由写作,生活得很好,如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他们甚至超越了新旧文学之争,更逃离了白话新体文学作家党同伐异和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1949年以后,这一文学的形式,被梁羽生、金庸、古龙等发扬光大。

  

   掌握批评和学术话语权的新文学作家的那些所谓“主 潮”、“主流”的命名,通常具有语言暴力和霸权性。1949年以前以胡适 (白话活、文言死的二分进化演进论)、周作人 (载道与言志互为消长的循环论) 为首,其弟子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废名等参与开创的以“新文学”来命名的民国时期的白话文学,把文言旧体文学和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有意排斥在外,或用批评的方式加以抹黑,以遮蔽的方式视而不见,甚至就以偏执的思维否定其存在。1949年以后,在新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把“新文学”改换成“现代文学”,“国语”改换成“现代汉语”,甚至连与“中华民国”相关联的历史存在都加一“伪”字。笔者在查阅南京大学的校史资料时,看到1978年以前许多教授留下的文字中,都是称自己原来工作的“中央大学”是 “伪中华民国”的“伪中央大学” (自然不是汪精卫政权时期南京“中央大学”),或参加过“伪国大”,任过“伪 职”,或见过“伪校长”、“伪总统”,只差说自己是“伪人”、“伪教授”了。因此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样的一代学人的教学研究,自然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不必去苛求前辈,但要有清醒的认识。1979年以前30年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大都是只研究那点儿被政治教条过滤了的白话新文学。而这30年来的对文白混搭的通俗小说研究 (以苏州大学为中心)和文言旧体文学研究,在整体实力上还无法动摇已形成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格局,尤其是业已形成的所谓新传统、新范式。100多种以“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命名的文学史,雷同者居多。也有一些“现代文学”的学界中人,条件所限,没有翻阅过一本原始的民国文学报刊,研究的对象只是一部删改后的白话新文学作家的全集或文集。

  

   当然,社会在进步,民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在逐步改变,但要有根本上的改观还需要时间。自身学识、学术环境和学术分工不同,学者的表现自然各不相同。但从其研究论著中可以看出其所处的生活状态和学术姿态。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就无法面对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这一复杂的问题。民国乃共和国之母,没有民国,何来共和国?连正视都不敢,如何能进入研究状态?

  

   三

  

体制变革给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带来的生机和活力通常是巨大的,是个体力量所无法抗拒的。笔者这里强调四个关键时刻和事件:1905年科举废止、1911—1912年皇权废除(辛亥革命与民国新生)、1920年1月24日 《教育部令第七号》 (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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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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