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在党内排除异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1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0 1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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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摘要:1956年初,金日成依次消灭了“南方派”,排挤了“延安派”和“苏联派”,而使以他本人为首的“游击队派”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塑造其个人英明领袖和国民父亲的形象,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提出“主体”思想,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诠释了共产主义。

   关键词:金日成 朝鲜劳动党 中朝关系 苏朝关系 “主体”思想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像北朝鲜这样的世袭家族统治体制已经极为罕见。人们自然希望了解这一现象的背景和原因,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金日成究竟是如何走上权力顶峰,在北朝鲜建立起不可动摇且能世代相传的统治地位。有关这个问题,开拓性的研究应属美籍韩裔学者徐大肃关于金日成的专著{1}。此外,韩国自19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回忆录,以及以口述史料和朝鲜公开出版物为主要依据的相关著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基本没有使用档案文献,很多说法和判断难以取信{2}。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解密,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重点在于从苏朝关系的角度进行阐释{3}。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存在两个明显的缺憾:一是近年来披露的一批重要俄国档案较少得到利用,特别是关于1956年9月中苏共同干预朝鲜事务的文件;二是较少涉及中国因素{4}。事实上,在1950年代对北朝鲜影响最大的国家,已从苏联转到了中国。

   笔者在写作中朝关系史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俄国和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仔细梳理,大体勾画出金日成自1949年开始亲政到1958年独掌党政军大权的历史过程{5}。本文主要论述金日成走向权力顶峰的第一步:在党内排除异己力量的过程。

   1948年底苏军全部撤出北朝鲜时,把权力交给了作为核心领导人的金日成,但苏军协助他组建的朝鲜劳动党(简称劳动党)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而成的{6}。这个党里主要有金日成领导的出身东北抗联部队的“游击队派”(满洲派),以朴宪永为核心的“南方派”(南朝鲜劳动党〔南劳党〕派),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的“延安派”,还有虽未形成派别但以许嘉谊(许哥而)为代表人物的苏籍朝鲜人(一般称“苏联派”或“莫斯科派”),而原来曾存在的国内其他派别(如“甲山派”等)在劳动党成立时基本上已销声匿迹。这几个主要派别的干部之间,背景差别甚大。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游击队派来自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延安派来自中国西北和华北,苏联派来自苏联中亚,而南方派则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出身:游击队派主要是农民,延安派大多是军人,苏联派主要是文职人员,南方派则以职业革命家较多。他们甚至连语言习惯也有所不同:延安派比较熟悉中文,苏联派更愿意讲俄文,游击队派和南方派虽都用朝鲜语,但也有南北之别。

   这样一些人集合在一起,又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人物,再加上朝鲜共产党派系斗争的传统,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拧成一股绳{7}。1950年9月,美军成功登陆仁川导致的军事失败,使得金日成的威信和影响力大为降低,其领导地位也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金要在党内和国内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就必须逐一消灭这些派别。

  

   一 朴宪永和南方派全军覆没

   在劳动党内真正具有能力可以向金日成领袖地位提出挑战的,只有朴宪永及其南劳党,但最缺少国外背景的也是这些人。朴在苏联接受教育,出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又在日本投降后最早重建朝鲜共产党,的确被莫斯科看重,甚至一度考虑让他成为核心人物。但是朝鲜南北分裂的局面导致朴的势力和影响大不如前,最后被迫逃往北方,只能寄人篱下,凭借其个人影响和威望,屈居劳动党第二把手。南方派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取代金日成在朝鲜的领导地位,金发动的韩战遭到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于金来说,朴是最危险的人物,但由于其没有后台,因此也是最容易对付的派别。于是,金在党内清除异己就先拿朴和南方派开刀了。

   从档案文献可以看出,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的分歧早就存在。如1949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金进攻南方的“瓮津半岛作战计划”。10月4日,苏联大使向朝鲜领导人传达莫斯科的旨意时,金勉强接受,无奈地说了一声“好吧”,而朴则讲得比较明确:“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在南方开展游击运动。”{8}又如翌年9月美国军队在仁川成功登陆后,中国明确向朝鲜和苏联表示,可以出兵援助朝鲜。在9月20日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是否邀请中国出兵时,金看到苏联大使还是像以前一样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知道斯大林当时还没有这种意愿,便发言说中国军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当时会议上所有人都随声附和,只有朴坚持应该立即请中国出兵{9}。

   金日成和朴宪永的分歧随着战事失利以及中国出兵后金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而加剧,并且逐步公开化。1951年7月两韩停战谈判开始以后,金愈来愈倾向于尽快停战,以便恢复北方的秩序和经济建设。在8月14日平壤庆祝朝鲜解放六周年的群众大会上,金反复谈到停战的必要性,在讲话中不断反问:“为什么不能同意他们〔美国人〕的建议呢?”、“为什么不能同意停战的建议呢?”{10}这话实际上就是冲着朴说的。朴和南劳党一派完全不能接受停战,因为他们的家乡和根基都在南方。在金讲演后一个月,9月15日,朴在接见来访的越南代表团时强调说:“朝鲜人民要继续英勇奋斗,一直到在我们土地上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部消灭并彻底驱逐出去。”1952年1月25日,朴又在平壤召开的全国农民积极份子大会上发表演说:“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独立都不能不进行流血战争,如果不对侵略者展开有系统的抵抗斗争,那就只能成为奴隶,走为侵略者服务的一条路了。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我们要不怕任何牺牲,从现在开始计划展开持久战。”{11}所谓“持久战”,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想法,而金心里是不愿意接受的。

   到1952年夏天,金日成要求停战的心情更加急迫,他甚至要求中国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不要在战俘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还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在停战问题上意见对立且相持不下的中朝双方代表,包括周恩来、彭德怀、高岗和金日成等人,并表明了支持毛泽东的看法{12}。金垂头丧气地回到平壤后,却听到朴宪永显然是支持苏联和中国立场的演说。在1952年11月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的报告中,朴号召朝鲜人民“要充分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今后要长期地激烈地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在讲述朝鲜抗日独立运动时,朴一再强调朝鲜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而对金的影响却只字未提,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13}。朴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而金那时连党员都不是。朴敢于如此公开地与金唱对台戏,一方面是根本没把金看在眼里,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希望依靠莫斯科和北京向金施加压力。面对如此明显的蔑视和挑战,金决心痛下杀手。

   1952年12月15日,金日成在劳动党第五次中央全会作报告,提出了与宗派主义残余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问题。报告不无所指地列举了一系列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加强党性,“对党无限忠诚”,并提高警惕,严密监视宗派份子,使他们在党内“寸步难行”{14}。在大造舆论的同时,金指使苏籍朝鲜干部朴昌玉秘密调查南劳党干部的宗派倾向和不满情绪,开始收集和制造朴宪永一派的罪证材料{15}。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一批南方派干部突然陆续被捕。7月30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第三天,根据朝鲜刑法第二十五条,以叛国罪对南劳党李承烨等十二人提起公诉。8月3日,最高裁判所开庭审理,6日审判结束。被控犯罪人的罪名有三项: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疯狂破坏和镇压南朝鲜民主人士和革命力量、试图以武力颠覆共和国政府。被判刑的还有文化宣传省副相赵一明、朝苏文化协会中央副委员长林和、京畿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朴胜源、劳动党中央联络部部长裴哲以及副部长尹淳达等。起诉书详细列举了犯罪“事实”,结果十人被判处死刑,二人被判处十二和十五年有期徒刑{16}。此外,8月5至9日,劳动党召开二届六中全会,宣布了以李为首的反党叛国间谍集团的罪状,并通过决议,撤销反党叛国份子、破坏暗害份子、宗派份子朴宪永、朱宁河、张时雨等七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权五稷的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开除出党;撤销具载洙等四人的中央委员职务{17}。至此,南劳党一派几乎被一网打尽。但金为了彻底铲除南方派的势力及其影响,还必须致朴于死地。

   李承烨是追随朴宪永的南劳党骨干,1949年9月南、北劳动党合并时,朴当选为中央副委员长,李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李晋升为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二书记{18}。“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集团事件”无疑是整肃朴的先声和铺垫,当时对于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立即行刑,就是为了罗织朴的罪名。不过,要彻底消灭像朴这样颇有名望的老一代革命家,并非易事。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期间在与毛泽东谈话时曾问道,关于朴叛变的证据并不充分,如何处理为好。毛回答说,朴是个文人,不像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杀了很多人,如果将来证明他不是反革命,可以恢复名誉;如果确实是反革命,关起来就是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杀掉”。后来苏联得知此事,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朝鲜的顾问向金提出建议,不要杀朴{19}。但过了两年多,朴还是在1955年12月3日被起诉,罪名与李等人完全一样。12月15日上午对朴进行审判,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死刑。朴拒绝了为其指定的律师,在审判中也承认了所有强加的罪名,只是对发动政变一事坚持并不知情,但愿意为其属下的行为负责{20}。

   在劳动党内的几个派别中,南方派是最抱团的,朴宪永的凝聚力也比较强,尤其是在占领南朝鲜的几个月里,势力大有增长。李承烨就是重组南劳党的总负责人,并兼任汉城市市长,还在那里创建了政治学院,培养干部和游击队指挥员,甚至招募武装力量。因此,很多韩国学者认为指控他们的罪名大都是无中生有,但组织推翻金日成的行动很可能是存在的,尽管起诉书中叙述的详细计划令人难以置信{21}。不过,南方派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派的支持,金反而利用了苏籍朝鲜人来对付朴。南方派的覆灭为金扫除了通向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但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批准朴的死刑判决被推迟执行了{22}--原因很简单,金还需要用他的证词来扳倒其他派系的领导人。

  

   二 延安派和苏联派受到排挤

   延安派的情况最有意思。他们当中有很多非常出众的干部,资历深、能力强。金枓奉、崔昌益、韩斌、李相朝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武亭、朴一禹、金雄、方虎山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事干部。但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实力却显得十分薄弱,他们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各行其是。如延安派主要干部回国后,金枓奉重建朝鲜独立同盟时,武亭和崔昌益都没有参加,而是加入了北朝鲜共产党。后来延安派组建新民党,崔昌益转过来任副委员长,而作为第三书记的武亭仍留在共产党北方分局{23}。

   金枓奉是延安派的第一号人物,早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后弃政从学,1942年被中共请到延安,当了朝鲜独立同盟主席。但此人没有政治抱负,为人小心谨慎,与世无争。毛泽东和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议论起来,都认为他是个“好人”,“有学问”,“政治上很稳当”。他回国后曾想到中国走一走,但金日成不同意,就没有成行{24}。金枓奉充其量算是延安派的一个精神领袖,在政治上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金日成对他也不在意。对金日成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其他军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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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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