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至1970年，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的埃德加·斯诺(EdgarSnow)三次访华。而1970年10月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照片成为中美关系的经典瞬间。关于斯诺的三次访华，各类研究和记述层出不穷，但对于这一时期斯诺内心的焦虑乃至挫折感，学界和媒体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人们完整了解斯诺致力于宣传红色中国、搭建中美交流平台的坚定信念。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手稿文献，并以斯诺与《纽约时报》助理执行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之间的来往信件为基础，对他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十年内心灵上的中国情结和为中美关系复苏所作的不懈努力进行梳理，以求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丰富。

　　 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信件总共33封，始于1961年4月4日，止于1969年8月3日，国内外目前未见公开和系统引用。其中，斯诺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15封，斯诺写给全国广播公司的信件1封，索尔兹伯里致斯诺的信件17封。就发信地址而言，斯诺发自北京、伦敦、纽约和奥地利的信件各1封，其余12封均发自瑞士，也反映出在此期间，他由于不满美国国内反华氛围而在国外长居的情况。索尔兹伯里的信件都发自纽约。在来往信件的字里行间，斯诺难以掩饰面对中美关系暗淡现状和前景的沮丧心情，并表露了期待两国关系转暖和美国正确理解中国的急切心态。这也从微观层面揭示出他在1970年再次访华、为两国高层传递缓和信号的心理动机。

　　 令斯诺颇感失望的中美交流障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从1955年到1970年，总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问题。1956年8月6日，中国率先宣布允许美国记者入境，但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59年4月23日和1965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发表声明，改变之前的政策，允许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访问中国。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趋于强硬，要求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台湾问题，方可涉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斯诺本人虽在1970年之前，两次应邀访问中国，但因为两国在人员交流问题上展开的拉锯战，他无法推动更多人员的互访，倍感无奈。

　　 斯诺把自己的访华经历定义为个案，认为其他美国记者难以效仿。此举并非意在阻挠他人访华，而是旨在说明中国的对美政策还没有松动到允许记者自由访问的程度。从1960年6月起，斯诺在中国逗留5个月之久，直到11月方才返回暂住地瑞士。斯诺能够成行，这在很多渴望进入中国的美国记者看来，意味着中国已经放松限制。索尔兹伯里就是如此认为的。然而，在1961年4月4日发自瑞士的信件中，斯诺明确表示：“至于你想亲自访问中国的愿望，我的个人经历难以提供多少有益的启示”。他还解释说：中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对自己网开一面，主要因为他与中共“昔日的友谊”(AuldLangSyne)，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国共内战时期。与此相应，斯诺本人的身份也作了变通，他不再是拥有官方背景的记者，而是私自前往中国的作家。索尔兹伯里与中共之间没有经久不衰的友谊，当时还肩负着《纽约时报》助理执行编辑的官方头衔，想效仿斯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1964年10月，斯诺再次访问中国，索尔兹伯里也再次表现出想前往中国的浓厚兴趣。斯诺不得不重复前述观点。1964年12月13日，斯诺在北京的新朝饭店(音译，HsinChaoHotel)用中国邮政的电报纸，回复索尔兹伯里说，他在中国的身份是作家而非记者，其言语之间再度给索尔兹伯里以记者身份访华的愿望浇了冷水。

　　 不仅如此，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拒不让步，中国在人员交流方面的立场日趋强硬，斯诺为索尔兹伯里传话斡旋的可能性几近消失。就在上文所引的1961年4月4日的信中，斯诺还转述了周恩来关于中美人员交流的态度。周恩来曾告诉斯诺和英国摄影记者费利克斯·格林(FelixGreene)：在美国明确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之前，中国不会接纳美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官员向斯诺证实，已经收到索尔兹伯里的访华申请，但无法允诺成行。斯诺指出，索尔兹伯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中美“重大政策争论”的一部分，而双方都无意就具体事宜进行个案处理。到了1966年，斯诺发现，随着中美谈判陷入僵局，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告诉索尔兹伯里：如果说中国在允许美国记者访华问题上的立场有何变化的话，那只能是北京“更为固执地”坚持周恩来已经阐明的原则。

　　 虽然知晓斯诺特殊的个人身份和中国的政策禁令，索尔兹伯里依然希望突破障碍，亲眼目睹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红色中国。这种愿望极其强烈，以至于贯穿了索尔兹伯里在整个60年代写给斯诺的各封信件。在确信自己的官方身份在中美敌对现状下于事无补之后，索尔兹伯里试图另辟蹊径。但斯诺的回应都非常消极，反映出他对当时中美关系的悲观心态。例如，1963年10月25日，索尔兹伯里致信远在瑞士的斯诺，坦承自己“仍在弹奏中国琴弦，仍在寻找通向中国之门，仍在寻觅能够打开门锁的钥匙”，但毫无效果。他始终相信，如果他能前往中国，撰写第一手报道，必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告诉斯诺：《纽约时报》针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充满敌意。他还询问道：“如果让中国人注意到这一变化，是否会有任何帮助?”对此，斯诺在11月12日的回信中不以为然。他表示已经阅读索尔兹伯里随信寄来的《纽约时报》剪报，认为即便这些报道寄往中国，也无助于索尔兹伯里获得访华许可，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应该早已注意到这些报道，但其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特别是在英、法已经迫于中国压力而改变对台政策的背景下，更不会轻易让步。

　　 1968年12月，索尔兹伯里再度做出非同寻常之举：直接向周恩来拍发电报。电报是否发出，我们尚无法断定。但就索氏寄给斯诺的电报稿来看，希望周恩来网开一面的目的极其明显。电报旨在促使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并融入国际社会，总共提出6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询问道，“是否有可能在中美全面解决重大问题之前，开展文化或经济交流?”电报末尾更是直截了当地提请周恩来考虑，允许其本人访华，代为“阐述中国观点，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然而，鉴于中国的相关政策，斯诺的反应照样十分消极。他在12月16日的回信中写道：自己跟索尔兹伯里一样，并不清楚这封电报是否能说服中国政府，放松美国记者来华的限制;只能安慰地说，假设北京决定邀请美国知名记者，“我敢肯定，你的名字将首当其冲”。

　　 面对索尔兹伯里坚持不懈的访华咨询，时刻观察中美政策动向的斯诺深感力不从心。心情沮丧的斯诺只得建议索尔兹伯里另想办法，以绕开横亘在直接访华道路上的政策障碍。鉴于中苏之间的传统关系，斯诺首先想到，索尔兹伯里可以向苏联求助。他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中建议：“如果你认识苏联外交部或北京大使馆的某位人士，而此人能够为你(向中国政府)捎话，情形也许会有转机”。斯诺有此建议，应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在苏联应该拥有一定的人脉;其二，鉴于中苏双方在表面上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接触，他并不清楚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因此，斯诺认为，找苏联人传话，应该比较有效。从索尔兹伯里后来的情况来看，他没有采纳此条建议。

　　 同时，索尔兹伯里也在尝试通过访问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解甚至进入中国的目的。斯诺虽然并不看好此种策略，却仍然表示赞赏乃至鼓励。1965年，经过多年申请和努力，索尔兹伯里终于如愿以偿地抵达越南，发回大量第一手调查报道，揭露美国政府关于精确轰炸不会伤及平民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斯诺对其称赞有加，并且鼓励说：索尔兹伯里应该如同申请进入越南一样，坚持不懈地尝试访问中国，真实地刻画中国将“极有意义”。索尔兹伯里为此颇受鼓舞。1966年4月14日，他致信斯诺说，准备偕同妻子，开始长途旅行，访问香港和北越等地，尽量接近中国，希望自己的“坚持、耐心和宽容能够早晚收到成效”，以便进入中国。1967年1月19日，索尔兹伯里自越南返美后，在信中绘声绘色地向斯诺描述了越南之行的丰富成果，并期望“能够找到某条途径，将这一经验应用于中国”。

　　 但受制于中美两国的敌对政策，与中国高层友谊深厚的斯诺，也无法促成索尔兹伯里的中国之行。而且，因与中国过从甚密，斯诺还频遭美国主流社会的大肆指责。他在探究个人所处困境的根源时，自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早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中，斯诺就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主动结束对华贸易禁运，迫使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并开始签发访华护照，北京的政策有可能出现松动，记者访华之事便可迎刃而解。斯诺还对美国媒体的不友好举动耿耿于怀，视其为索尔兹伯里无缘中国的另一因素。以1960年的访华经历为基础，斯诺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OtherSideoftheRiver:RedChinaToday,1962)一书，畅谈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但《纽约时报》的评论却大肆批判了此书的观点。斯诺相信，北京方面自然对此已有了解，并将其等同于《纽约时报》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斯诺认为，他为索尔兹伯里传话的效果会因此大为削弱，“我现在几乎无法证明，任何《时报》人员能够公平对待中国”。更何况，斯诺对中国人对自己新著的看法茫然不知。1964年访华时，斯诺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美国主要报纸却拒绝刊登斯诺的访谈报告，或者“无耻而不讲道德地”随意删改。斯诺写道：正因为如此，自己居中斡旋的努力毁于一旦，“我已没有任何脸面继续传达诉求”，对于美国记者访问北京的愿望“已经无能为力”。斯诺当然知晓中美互设障碍的现状实乃多种因素交叉作用而成，但他尤其厌恶美国的台湾政策和美国报纸的反华立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内心的无奈和焦虑以及重视中国的程度。

　　 激怒斯诺的个人遭遇

　　 斯诺毕生都在为宣传红色中国而奔走。他撰写的著作和采访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是欧美了解中国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在“铁幕”和“竹幕”隔断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此。然而，虽然斯诺在欧洲拥有众多读者，却因为美国的对华敌视政策，而在祖国横遭批判，以至于无法完整向美国社会描述中国见闻。倍感受挫之余，斯诺甚至极为愤怒，更显示了其对中美加强相互了解的强烈期盼。

　　 一方面，斯诺的中国著作无法引起美国媒体的正面回应，令作者如鲠在喉。1962年，斯诺根据1960年的访华经历，在美国兰登书屋(RandomHouse)出版《大河彼岸》。因为拥有当时大多数西方作者无法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斯诺相信，该书必能引起美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有助于他们认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然而，事与愿违，《纽约时报》把书评任务交给了林迈可(MichaelLindsay)。林迈可生于英国，1938年1月到燕京大学任教，同年接触中共。自此以后到1945年，林迈可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并与中共领导人结下友谊。但在离开中共时，林迈可已经开始批判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了。也许正是看中其既熟悉中国的共产主义，又与中共保持距离的个人经历，《纽约时报》才选择让当时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任教的林迈可评论斯诺的新著。

1962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林迈可的长篇书评《登峰造极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月15日，书评再次在《时报》露面，篇幅略有缩减。林迈可指责该书“令人失望”，认为斯诺徒有如此有利的“背景和(与中共的)接触渠道”，著作却了无新意。评论声称，在《大河彼岸》中，斯诺故意回避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