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理:对台湾武装抗日的几点甄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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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  

  

   中评社香港11月4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十月号发表专文《对台湾武装抗日的几点甄辨》,作者认为:“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篡改历史,将台湾武装抗日中的一些‘因素’强与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联系起来的做法完全是无视历史史实。”文章内容如下:

  

   1980年代以前,台湾的历史教育作为形塑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历史,所要形塑的国家意识当然也是“中国意识”。但1987年解严之后,这种情形却有了急遽的转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的加强。“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史研究成为新的显学。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历史系所,开始加强台湾史的研究,并纷纷将台湾史从原来的历史系所中分离出来,成立新的台湾史研究系所,台湾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但其中有一些专家学者,有意将“台湾主体意识”导向“台独意识”。他们打着经世致用的旗号,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据时期的历史”及“原住民的文化与族源”上。他们以“原住民文化与族源”的研究,试图摆脱中国情结上最大的负担——“唐山移民”的后裔身份,来达到塑造新的“台湾民族”的目的。而他们对于“日据时期历史”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将台湾一切美好的事物归因于“日据时代的经验”,刻意隐藏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记忆,企图以强调台湾现代化始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成就主要依赖于日本人当年的建设,藉以贬低清朝统治以及光复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达到脱离中国联系的台湾认同,及造成这种认同的历史记忆动向。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在台湾武装抗日运动的简释上也有所体现,即是将台湾抗日中寻求台湾民族自决及独立的因素与今天的“台独”联系起来,利用错误的“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以各种台湾史书籍及改革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逐渐将台湾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观上导向“台独意识”,以改变台湾人的历史认同与爱国之心,故我们必须以历史史实给予甄别与反驳。

  

   “台湾民主国”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原点

  

   “台湾民主国”,是1895年5月25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后台湾官民为自救而成立的所谓“共和国政体”。“台湾民主国”的方案,是台湾省内外的官绅共同酝酿而成的。台湾绅民由于历经一连串争取朝廷重视、地方大吏支持和列强援助、反对割台无果的情况下,开始筹划自主保台,酝酿以自立民主政体的形式,反抗日本的领有,根据万国公法之“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①之条,认为只要台湾“独立”成为“一国”,再向外国求援,或许可以避免被割让的命运。

  

   烟台换约以后,台湾绅民皆知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5月15日,丘逢甲率领台湾士绅与唐景崧等,集议于台北筹防局,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②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同时,台湾士绅又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及全台升官,表明独立的意图:“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③

  

   5月21日,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陈季同再申前议,于是自立民主之策乃定。遂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中朝。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为民主“总统”。

  

   24日,将宣言译成外国语并送至各国驻台领事馆,25日上午9时举行独立典礼,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唐景崧被推为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丘逢甲则为义勇军统领。“台湾民主国”将制定好的“黄虎旗”为“国旗”,将刻有“民主国宝印”为“国玺”,建年号为“永清”,台北为其首都。

  

   对于“台湾民主国”,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立场的学者,试着将“台湾民主国”视为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而将其放在台湾人民从十七世纪以来反抗异族统治的脉络下来解读。认为,“台湾民主国”和台湾历史上之前的政治运动相比,具有以下三大特点:在独立宣言中主张所有的国务都由公民公选出来的官吏来推动;明确地表达以台湾作为领土的建国运动;它是首次尝试亚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共和体制。④

  

   “台湾民主国”在事实上并非与今天西方的各民主国家相同。它是特殊环境、特别状况下的特别产物。史实充分说明,它的成立不过是中国及台湾官方上层领导阶级用来寻求国际支持、藉以吓阻日本攻台的权宜作法。其成立宣言中的“恭奉正朔,遥作屏籓”之语,明确表明其对中国的忠诚。故连台湾主体史观的创立者与推行者李筱峰都认为:“‘台湾民主国’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湾独立运动。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战败后,想以台湾作为和谈的筹码,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须在台湾制造抗日行动。”⑤

  

   故“台湾民主国”虽然短暂,但设计是属于清朝或中国之下。它并不具备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且“民主国”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组织,它设计当台湾归还中国的任务达成后,它就自行结束。

  

   从以上历史史实可以看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主要是迫于当时急迫形势的需要。“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并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作用。“台湾民主国”虽名义上为“国家”,但实质上其设计属于中国之下。它成立的本身,就是台湾人民对抗日本侵略斗争的步骤,其后的对日抗战,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原点及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引爆了第三波武装抗日

  

   1902年,总督府以诱惑、欺骗、强迫等手段,残酷杀害武装抗日首领及同志数千人后,台湾各地开始平静起来,但实际上各地反日义士摄于日本人的威权,反日情绪处于埋藏期,一旦有导火线,反抗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从1902年到1915年,台湾各地爆发了多起武装抗日活动,这也是台湾人武装抗日的第三期。此时期陆续有13起零星武装抗日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11件是1911年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特别是其中的4件明确要与大陆的辛亥革命相呼应。尽管这样,依然有别有用心的台湾研究者硬是将这些事件与所谓的“独立意识”联系起来,借普通民众对台湾史的不了解,来误导民众的历史观,以达到相关塑造台湾人民的主体意识的目的。他们竟然在维基网站上公然宣称在“这13起事件中宣称台湾与大清帝国友好的有4件,称王称帝、要自立台湾王朝的有6件,两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标的2件。由此数字可以发现,欲自立“台湾独立国家”或政权的比例,超过与大清帝国友好的部分。”⑥维基的观点体现台湾个别学者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这个时期几大武装反抗殖民统治者的起义的历史史实,足以辩驳台湾某些台独学者有意篡改历史的险恶用心。

  

   北埔事件是此时期第一次大的起事。当时正值佐久间总督加紧征讨山地,派遣一批批军队及警察队讨伐番人。当局拟召北埔管内之隘勇,援助大溪嵌,隘勇们不愿意前往,心存怨气。居住在北埔支厅月眉庄的蔡清琳,素仇恨日本人。他到处宣扬已经与祖国军队约定好,祖国大军将从旧港登陆,先攻占新竹,渐次扩展到全岛,最后光复台湾。隘勇们皆信以为真,表示愿意参加。蔡清琳采取同样的方法,劝诱山地同胞,山地同胞更是表示支持。

  

   林圯埔事件起源于林启桢事件。刘干借此事件招集庄民集会,藉神佛指示,宣传曰:“我前日在国姓爷庙,梦见三圣人对我指点,命我为明朝崇祯帝义子,驱逐日人,救民于水火,故你等须听我之命令指挥,共成大事,事成之日,得地得管,皆从所欲,如有不听命令者,余必处之死刑。”⑦1912年3月23日清晨,刘干指挥同党,袭击了距林圯埔约十里的顶林派出所,杀死日本人巡查饭田助一、川岛与川及巡查补陈霖仔。⑧

  

   土库事件是嘉义厅大埤头庄青年黄朝,平素非常关心祖国的各种事情。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台湾,给这个年轻人很大的鼓舞,他与忘年交黄老钳,为祖国革命情怀所感染,相互称为同志,讨论以何种手段获得同志,认为:祖国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二百余年帝业,定“中华民国”基础,我亦人也,岂不能驱逐日人,而为“台湾国国王”乎?林圯埔刘干只有十余人,犹能击杀警察,而使顶林派出所全灭,我若广集同志,又何愁革命大业不成。⑨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据台时期最后一次武装反抗事件。主要领导人为(闽)福建人余清芳。余清芳以西来庵庙作为筹划革命的基地。他对信徒传播,日本原本只有占领台湾二十年的运,现在已将要期满,届时中国大陆会调派军队相助,我们应该里应外合,迅速将日本人击退。⑩他还宣传日本暴政,唤起群众的民族意识,而且利用扶乩请神谕等方法,让信徒们相信台湾革命一定成功。总督府认为事态严重,派出台南步兵第2联队约一千人进行镇压。根据当地人盛传,死难者达3,200余人。?这场屠杀是1895年乙未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者,因此有不同的数据留传,最多者有谓屠杀30,000余人。不过根据考证,三千余人是一个较可信的数字。?9月22日余清芳余部也遭日本军警逮捕。

  

   从以上事件史实来看,无一不与中国相联系,他们或寄希望于祖国的帮助或受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根本没有今天的“台独意识”,他们即使有宣称“独立”也是希望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并将其作为回归中国的前提。

  

   日据台湾后期没有抗日活动的说法是错误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了四十二年。尽管如此,总督府马上于9月10日,根据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总督府又以禁止报纸汉文栏,广泛利用大众传媒手段,采用广播通讯、出版报纸杂志等方式,向台湾民众灌输日本“被迫战争”的思想,皇民化台湾人民,以图安定殖民地的民心。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深切关心,除了有些人内渡到大陆,参观抗战活动外,台湾岛内各种反抗的言论及行动也有很多。大量源文件证明,台湾同胞在“七七事变”爆发后,虽身处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仍在台湾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中国、预言日本必败的反抗言论及行动。

  

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现藏史料来看,这些文件是根据当时台湾宪兵队长、总督府警务局长、各州知事及厅长的通报编纂的,由台湾军方高级长官向日本陆军最高长官提供的情报数据,例如在1923年9月1日,台湾军司令部参谋长秦雅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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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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