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喧嚣过后再说邓力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07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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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 (进入专栏)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新华社的消息在晚上将近12点发布后,先是自媒体成“头条”,接着纸媒体跟进报道,有点满城争说的喧嚣。用“喧嚣”这个词,是因为关于邓力群的叙说,不管是他的反对者还是拥趸者,都少了一点“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恬淡,多了“讨武曌檄文”般的辞严。

新华社的消息说,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官衔属于权力金字塔中的第三个层面,离最高决策圈还有点远,但他的影响力却数度深入决策圈。在我看来,原因有三个:

第一,邓力群对意识形态有话语权。从延安开始,邓力群即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1950年代前期,他给刘少奇当秘书;后期他是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秀才之一。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他成为类似于邓小平“智库”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随即成为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人之一,一直到1985年,基本上深得邓小平的信任。1982年至1985年,他任中宣部部长,直接掌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第二,邓力群主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着每天一份或数份绝密的“情况简报”——这种印刷不考究的材料,是与最高领导人对话或者影响最高决策圈的朝笏,其影响只有身处决策层的人才能意会。所以,从1985年后,最高领导层中与邓力群观点相悖的人,一直想解散这个研究室。1985年,总书记胡耀邦甚至都已经解散了,却被迫收回成命;直到两年后的1987年7月,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才达到目的。失去了这个研究室,邓力群也基本上失去了在中央高层的影响力。

第三,邓力群是一个遇事敢顶雷的人,这为他在中央高层赢得良好的口碑。1949年夏,邓力群在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与率军平定新疆的王震合作。当时,中央的政策是争取与少数民族合作,但王震却开展民族大改革。毛当着他的面责怪王震。他马上说:这事是我邓力群干的,自担罪名,保护王震,不惜丢了乌纱。这一段渊源,使他一直获得王震的支持,尤其是在1980年代,他时常为王震代言。

邓力群靠这种担当,也赢得了邓小平的赞誉。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研室的负责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有的人如胡乔木甚至主动出击批邓,但邓力群坚决顶住。《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替邓小平顶雷。

从理论认知层面来看,邓力群与中央高层陈云、李先念等走得更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意在为当年的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照。书出版后,他指示媒体持续宣传,并身体力行地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宣讲,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为题宣讲四次。此举,他招致了来自邓小平方面的责问,但也给陈云送上了投名状。此后,他时常为陈云代言;陈云也常常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邓力群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双峰政治”之间,一度非常活跃。党内高层有些人甚至认为,邓力群是块总书记的料;或许,邓力群也当仁不让,其行事、做派,在一些人眼里也有总书记的范!

但是,在邓小平看来,邓力群所坚持的“左”的观点让他的形象不好。彼时,尽管邓小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是主线,所以,由邓力群(以及胡乔木)所搅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风波,一旦危及改革开放,邓小平就要叫停——1981年因《苦恋》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因周扬的讲话而起的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因胡耀邦下台而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后两年因为那场风波而起的“反对和平演变”等等,邓小平或出面叫停,或敦促别人叫停。在这个过程中,邓力群与邓小平也渐行渐远。到1985年,邓力群基本上失去了对邓小平的影响力。但是,在这方面,邓力群展现了他倔强的一面,即使面对的是邓小平,他依然观点鲜明。

邓力群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争论,是1986年修改关于《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9月18日,邓小平与邓力群谈话中,有这样的对话: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说: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在1986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爱戴之。邓力群敢亮出自己的观点,展现了他敢于担当的一面。不过,这倒让人们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的例证。在党内,他慢慢获得了“左王”的名号。

邓力群与邓小平另一次争论,发生在1991年。其时,邓力群早已退出权力圈。

1991年,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随后,《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强调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认为“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而且“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随后,《真理的追求》、《求是》、《当代思潮》连续发表文章,大谈“姓资姓社”的问题;随后,在当年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揭不开面纱的“反和平演变训练班”在中央党校开班。

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明白人都知道,邓小平这样说,多半是针对以邓力群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观点。

这次争论,让邓力群成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左”营的标杆人物——“左王”的称号成了他的代名词。对此,邓力群心知肚明,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既然被称之“左”营的代表,当然会有拥趸者和反对者。所以,在他去世后,这两“者”之间的喧嚣,充满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传统,善待逝者。两“者”都不妨消消气,让他老人家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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