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为何“出版无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6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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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 (进入专栏)  

1949年后,陈寅恪先生居广州,任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因其学术成就,当时,党内有些文人气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他,如陈毅、胡乔木、周扬等。陈寅恪为一纯粹学人,对于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攀缘之意,更无有求之举。即使是关于自己书稿的出版受阻,他也只不卑不亢地发问,只求知其然,知所以然。

陈寅恪谈自己的书稿出版事,是1962年初春胡乔木来访时。陈的弟子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记载:

(1962年)初春,陶铸同志陪同胡乔木同志到中大看先生,谈及旧稿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多年,但却迟迟不予出版。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笑答云:“出版有期,盖棺尚远”(蒋天枢编:《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59页)。

这里,陈寅恪所谈的“旧稿”是指那一部著作?蒋天枢没有说明。多数陈先生的研究者,均附会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书的确经历了磨难在陈“盖棺”后出版,但征诸史实,当时陈对胡所谈的“旧稿”,恐怕还不是《金》书。本文结合有关档案材料予以论述,并试图找出“旧稿”何所指的答案。

“旧稿”不可能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引《编年事辑》中的记载,多被陈的研究者所引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述后,并未确指为《金》书,而是泛指为“他的著述”(360页),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朱浩熙著《蒋天枢传》,则将“旧稿”确指为《金》书:

1956年,陈寅恪先生补订《元白诗笺证稿》的同时,也搜集部分昔年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蒋天枢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书稿后,于1956年8月专赴北京,将书稿亲自送交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编辑陈向平先生。……有关编辑提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伤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是,陈寅恪喧声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作出让步,谈不拢,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对这件事,陈寅恪先生颇有感触。1962年早春,昔日清华学子、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陪同下,驱车康乐园看望先生。见面时,谈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遭遇尴尬,陈先生半是气愤、半是伤感地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期!”胡乔木半是歉意、半是劝慰地回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远!”(朱浩熙:《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151—152页)

朱浩熙所云《金》书为1956年编就交付出版社事,源出陈正宏《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一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但增加了蒋专程到北京交送书稿的内容。陈正宏根据何在,不得而知。事实上,《金》书是在1963年才编就交付出版社的。其证据有二:

一是有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序言”为证。

《金》书序言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揆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陈浩熙也引述了陈这段文字,却视“一九六三年岁次揆卯”之语不见,坚指《编年事辑》1962年所言即为《金》书,实为不查。

二是新刊布的档案材料表明,《金》书的确是1963年编就交付出版社的。

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一文(载《文汇报》2007年6月3日8版),根据藏于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揭示出“上编所”与陈寅恪就《金》书的编辑出版商讨的过程:

1958年,“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陈9月6日复函欣然允诺:“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 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但其后,由于陈“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交稿一拖再拖,直至“1963 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上编所”责成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 月,两人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其后,“上编所”领导反复审读后,拟出意见,报上海市出版局,由他们决定是否出版,时为1966 年2月。

高克勤文没有说明“上编所”的审读意见,也不知这份意见也同时上报北京中华书局。

现根据北京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予以补充:1966年3月,中华书局领导内部传阅这份意见。意见中除了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外,还说:“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中华书局总编室编《情况反映》)

此时,“文革”欲来,山雨风满楼,这样的评价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也基本上判了《金》书的死刑。“文革”开始,稿件自然被搁置下来。

高克勤文材料丰富,所述《金》书从约稿到编辑过程甚祥,而其结论却无视所述过程,依然认定1962年初春陈、胡对话的书是《金》: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 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就是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

既然《金》书1963年3月才交稿,何来1962年陈“出版无日”的断言?作者显然失察。

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拟出版陈寅恪论文集

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1949年后,虽然先后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专著,但其散见报刊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曾结集出版,不免令学界遗憾。

1958年2月,在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倡导下,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齐燕铭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此后,中华书局出版业务有了转变,被确认为“古籍出版工作”的“据点”(《周扬同志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1958年2月9日)。其主要任务是:“经中宣部同意出版文、史、哲的古籍及文、史、哲方面个人的研究著作。”(《齐燕铭同志的讲话》,1958年2月9日)

中华书局的业务明确以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慢慢被纳入出版计划,有学者就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要求。这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中,有明显的脉络。

1959年,中华书局将汤用彤先生著《印度哲学史略》纳入出版规划。8月20日,汤一介在为汤用彤的书稿给中华书局“哲学组同志”的信中,特意提出了一个与汤用彤书出版事项无关建议:

另,我个人有个意见,是否可把陈寅恪先生散见各杂志的论文编辑成书,出版?

8月22日,“哲学组”负责人严健羽将此信转给“灿然同志、历史一组”,并在信中写道:

把陈寅恪先生的论文编成书事,请历史一组考虑。

此其后的档案材料看,“历史一组”似并未作考虑。

1960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先生来京公干,大约与中华书局的某人(也许就是与金灿然)见面,谈到了陈寅恪的情况,并提出了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的建议。金灿然致信齐燕铭请示:

燕铭同志: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以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象这样的书稿,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金灿然 22/8(1960)

同一天,齐燕铭在金灿然信上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齐燕铭 22/8。

在“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语下,齐燕铭下划线,批曰:“看内容再说”。

延宕了四个月,金灿然致信杨荣国: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写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敬礼

金灿然 12/12

杨荣国回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送来,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接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专此即复,并致

敬礼

杨荣国

21/12 1960

金灿然在信上批曰:

一,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大体排列一下)给我。着史一组办,希望新年前能办完。

二,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待历史一组查出陈寅恪的论文目录后,金灿然将目录送给齐燕铭,并附上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那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

6/1

这已经是1961年了。3月,齐燕铭在金的信后批示曰: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从上述往来信件看:

第一,关于出版陈的论文集,金灿然言曾向周扬请示过,周扬同意。从1962年周扬的一个讲话中能得到佐证:这一年1月8日,周扬在与广东社联等座谈中指出:

研究机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应该担负具体的任务,应该提出整理、研究资料的具体计划。如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就应该出版。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我们的遗产本来就不多,老艺人的艺术可以录音保留,老学者的学术著作也要保留,只要他们有一方面的成就,就要继承、不要抹煞(《周扬与广东社联座谈记录稿》,1962年1月8日)。

第二,出版陈寅恪论文集系杨荣国建议,中华书局主动约稿。从杨荣国信中“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一语来推断:杨荣国当向陈寅恪透露了北京中华书局要出其论文集的想法(陈寅恪整理中的论文,或许就是给“上编所”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如此,中宣部领导周扬同意,中华书局积极,陈寅恪没有理由拒绝,出版陈寅恪的论文集也成定局了。

1961年11月,在“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谈到“1962年我局将加强学术著作的编辑和发稿工作”计划时,在“个人研究成果方面”,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列入计划。

可是,此后,中华方面却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事,原因何在?中华书局所藏档案材料中没有答案。而高克勤文所提供“上编所”的档案材料或许可以解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北京中华书局的一个分支机构,既然他们已于陈寅恪签订了出版协议,北京方面放弃也顺理成章。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从北京方面提供的陈寅恪论文目录看来,尽管金灿然称之为“草目”,“不全”,但已经尽可能地搜罗了陈的重要论文。这份目录分“历史”、“文学”、“序跋”、“宗教及其它”四部分,囊括陈的论文69篇。而陈编定的《金》书仅收20篇,大多是文学论述。因此,即使有“上编所”的《金》书,中华书局还可把目录中《金》书已经收录的去掉,再出一本论文集的必要。可此后却无消息。

从这个角度讲,(1)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或许另外隐情;(2)从现有材料看,既然中华书局放弃陈的论文集,陈除了尚在编辑中的《金》书外,没有其它书稿放在出版社等候出版,那么,他与胡乔木所谈“出版无日”的话就无来由。

但,陈、胡二人谈话则有史料根据,不好率意质疑与否定。“出版无日”既然定有所指,是哪一本呢?

“出版无日”是指《论<再生缘>》

前引中华书局所藏档案,在讨论陈寅恪论文集的出版过程中,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一书,一直为北京方面所关注。

1954年,《论再生缘》定稿后,陈寅恪油印若干册,并交存学校数册。不料,港台学者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止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1960年消息传到大陆,引起了广东和北京方面关注。

中山大学领导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再生缘》,追查书稿如何流出境外,凡接触过书稿的人都在审查之列。这却难为了不知原委的陈寅恪。1956年8月间,章士钊经广州赴香港,专程来访,陈寅恪曾将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赠。夫人唐晓莹向校方反映,可能是章士钊带到香港。以章士钊的名位和声望,此事便不了了之。但香港友联出版社究竟如何得到《论再生缘》的稿本,还是一个谜。直到20年后,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谈到他于1958年秋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论再生缘》油印本,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这才揭开了谜底。

而在北京,由于杨荣国来京的介绍,也引起了金灿然的注意。在前引1960年8月22日金致齐燕铭的信中专门提到,“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

大约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得到了港版《论<再生缘>》。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郭沫若看了陈寅恪著《论<再生缘>》(王继权、童炜钢编:《郭沫若年谱》(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62页),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此书的兴趣。

自1961 年1 月至1962 年1 月,郭沫若反复通读4遍,得见三种版本,发表九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并成就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学术佳话。上述内容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述甚祥。

郭沫若何以对《再生缘》兴趣盎然?他自己的陈述是: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排印本,对“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再生缘》感到“高度的惊讶”,便“以补课的心情”来阅读,并想“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说,1961年郭沫若研究《再生缘》,“也有上面的背景”(陈明远:《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19页),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原因。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

这个使命是什么?虽然没有档案材料佐证,但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按照我们一一贯之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大陆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大陆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陈寅恪《论<再生缘>》既已在香港出版,并有余英时以此对大陆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非议,自然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杨荣国和中华书局(金灿然?)谈,金灿然要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汇报,并把找来的港版送郭沫若;而郭沫若则就此事和康生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酝酿后,由郭沫若以学者身份出面赞赏陈寅恪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纯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之况看,其精力很难达到。

从另一方面看,余英时在文章中认为,陈的这本书在大陆无法出版,在大陆方面看来,这是政治上的攻击。如果能出版陈的这部著作,实是对这种攻击最好的回答。杨荣国向中华书局谈这本书,金灿然派人找这本书,并送给郭沫若,当然是想看看能否出版这本书。

前引杨荣国1960年12月21日函可为上述推测佐证:函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所谈的实际上是两本书的出版:即“著作”和“渠之论文”(他的论文)。如果中华书局出版陈的论文集,想来并不需要“中央同意”,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陈的《论<再生缘>》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华书局的确直接与陈“进行商酌”。1961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陆键东:《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320页)。后来出于某种考虑,陈寅恪的书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前引的“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原也列入其中,但因其已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被勾掉了。

与此同时,郭沫若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编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的校样。也就是说,陈寅恪和郭沫若的书要同时出。因此,《论<再生缘>》就是陈寅恪惟一一本交付出版社等待出版的书。

然而,事情并未如人愿。两人的书都没有获得出版,而这同样是来自于中央领导的看法。

有论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却把陈寅恪书不能出版怪罪于康生的狭隘,认为康生要见陈寅恪,陈未见,康一气之下把陈的新著《论<再生缘>》“枪毙了”。虽然康生的确批过《再生缘》,但此说也碍难讲通: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郭沫若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

关于康生批过《再生缘》,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有回忆:

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事实上,不仅是康生,周恩来也为此表过态。据当年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回忆: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他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5期)。

由此看来,陈和郭的书无法出版,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朝鲜方面有意见”,与康生的狭隘无关。

居住岭南的陈寅恪感受到这一事实,却不知背后的真相,故而才有1962年初春与胡乔木的那段对话。盖彼时,胡乔木尚在休养中,也不解其堂澳,故才有“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许诺。

迁延至1964年冬,大概陈寅恪也明白了《论<再生缘>》的命运,只好为已经“写定之《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序中有云:“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以“吴井之藏”、“孙盛阳秋”之典,表达对此书不能出版的遗憾之情。而“点佛第之额粉,久已先干”一语,典出《杂宝藏语》,盖暗喻1962年胡乔木来访时作过“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承诺,有心无力,亦不能兑现;而自己所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竟成谶语,惟“怅望千秋泪湿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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