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荣:海外张爱玲研究扫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 次 更新时间:2015-11-02 1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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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荣  

   自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二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尤其是1995年9月,她在美国辞世后, 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潮日益高涨,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读解,并在如何开拓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其中不乏独辟蹊径的真知灼见。

   第一阶段以旅美学者夏志清、台湾的水晶、林以亮(香港)等为代表,在文学史或专门论文评述中,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

   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她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趣卑俗的倾向。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悟,因为是开风气之先的,故在具体操作上是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的,但在论断的精辟和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笑,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

   第一阶段的研究,对于挖掘张氏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每每使人感到似乎游离于张氏的创作观之外。当然,比起大陆学术界对她的长久漠视,他们初步的系统研究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对港台地区张爱玲研究热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整体的研究水准还不算很高,视野还相对狭窄,在宏观把握的力度上还有待强化,评思的空间还有待全方位拓展。有许多还只是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夏志清因有着强烈的反共倾向,尚缺乏象迅雨那样纡徐从容,洞幽发微的学术态度,往往是各立山头、各说一辞。

   第二阶段85年以后,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文数量日丰,并有多部研究专著出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研究者已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转向内省、理智、成熟,在努力挖掘作品审美内核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起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观照体系,有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张氏小说创作中人物命运影响的细微处,指出她在《传奇》中心理描写技巧的纯熟运用,有的借用张氏《流言》中的零星见解,来深入分析其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营构,纷纷在开拓新的研究角度上着力。随着95年张爱玲的去世,大量纪念性文章纷纷出炉,对后人了解张氏真实人性的一面有着很大的帮助。

   这一阶段无论是在“量”与“质”,还是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少了些急功近利、浮躁风扬的断语,更多的是平心静气的细分缕析。

   不少研究者运用理性的目光,发现张爱玲极度关心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由此产生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有的还从隐叙法入手引出双重叙述视角的新概念以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而将读者的鉴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审美层次。

   还有的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心理分析视角,去解读张氏悲剧文化心理与意识产生的源泉,有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探讨她与中西文学的关系,有的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观照她创作的精神特征,有的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如香港陈炳良认为她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先驱,香港的郑树森,还联系赖雅与布莱希特,分析她的喜剧始终都以诙谐的对话和滑稽的情境,来剖析男女关系的社会基础,透视门第名利的世俗观念。

   旅美华裔学者司马新由研究《海上花列传》这部晚清小说及其叙事方式入手,得以和对该书有着极深研究的张爱玲交往,在其为海内外学者公认反映张爱玲生平最翔实的传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里,边叙边议地评价了张氏一生的文学成就,见解新颖独到,而深得夏志清的激赏。

   在日本学术界,张爱玲也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发表了一些专著,如池上贞子《张爱玲与〈传奇〉、中国和西洋的接点》、滨田麻矢《张爱玲——上海一九四○年代的都市小说家》等,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认为,张氏的作品揭露了传统家族制度中对女性的歧视,并启迪世人:新的自由恋爱也只是用女性与货币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从而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

   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旅日学者邵迎建所著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此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采用美国精神分析学者E. H. 爱理克逊(Erik.H. Erikson)的认同危机理论,借鉴李欧梵“浪漫的一代”之批评观共时性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精神史的研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张爱玲成长期的认同形成过程中,继而扩大到性别认同、民族认同的层面进行了考察。

   这一阶段,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对于她的散文《流言》,显然不如《传奇》那么热情,失之冷落,张氏对古典小说有着极深研究功夫,如《红楼梦魇》、英译《海上花列传》、《海上花注释》等,这方面关注者除了司马新外更为寥寥,有不少评述还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如邵迎建编的文学系谱,枝蔓杂芜、不够严谨,见解虽然新锐敏捷,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

   由于不少研究者的功力及视野不够全方位拓展,对于张氏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关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关于每篇小说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连篇累牍,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成就的漠然无视。

   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价的重任。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氏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她40年代的创作,对于其在海外所作相对忽视,这是不利于全面认识她的创作道路和成就的。至于比较研究,包括将她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的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流言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笔者以为,文学研究更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看到普遍的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观念在形成特定社会的主体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本身的性质。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会具有视野更为宽广的文化研究的本质,就张爱玲研究来说这点还做得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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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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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京)1999年06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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