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文超: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8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22:24

进入专题: 魏晋时期   研究综述  

凌文超  


引论。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唯物史观指导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经验, 展望新时代魏晋南北朝史学科的发展, 成为本年度的重要议题。陈长琦《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近年来,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朝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稳步推进, 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科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科之内, 还可进一步细分为魏晋史、十六国北朝史、南朝史 (或六朝史) 三大领域。虽然这些领域相互关联, 但是, 整体史 (将魏晋南北朝视作一个整体) 研究成果及学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议题并不太多见, 反而各领域之内涌现出不少集中讨论的课题。也有不少学者重视从长时段开展专题研究, 通论性成果逐渐增多。以简牍、纸文书、碑刻文献为代表的新史料以及旧史料的新阐释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也是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引领学科发展的同时, 六朝史研究会、北朝研究会、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等纷纷成立, 这两年组织了多场学术会议, 如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河北邯郸, 2017年) 、“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江苏南京, 2017年) 、中国大同·北魏文化国际论坛 (山西大同, 2018年) 、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甘肃武威, 2018年)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美国中国中古史研究会先后组织召开了第17、18回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大会 (日本东京, 2017、2018年) 和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 Annual Meeting (加拿大多伦多, 2017年) 。由中青年学者组织的“中古史联谊会”“中古史前沿论坛”, 各类学术研讨会、专题工作坊、讲座、研讨班层出不穷, 不但丰富了学术活动, 活跃了研究氛围, 而且推陈出新, 为学科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专业刊物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38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2018年) 、《北朝研究》第8、9辑 (科学出版社, 2017年、2018年)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 (中西书局, 2018年)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3—5辑 (商务印书馆, 2017—2018年) , 以及论文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等, 成为本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园地。特色专栏如《许昌学院学报》“魏晋史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等, 日益受到同仁的关注和支持。2018年以来, 《许昌学院学报》新开设“学术与人生”栏目, 对周一良、何兹全、田余庆、王仲荦等前辈大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治学方法与风格进行总结, 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精彩纷呈, 我们尝试着从史籍和新史料的整理出版、整体史、魏晋史、十六国北朝史、南朝史、考古资料、长时段和专题研究方面勾勒研究概况和热点。在有限的篇幅内简要地论述和例举两年来研究的新进展, 沧海遗珠在所难免, 敬请谅解。


史籍和新史料的整理出版。中华书局点校本“一志八书二史”开始推出修订本。《魏书》 (何德章, 2017年) 增加了“三朝本”为通校本, 《南齐书》 (景蜀慧, 2017年) 将底本更换为“三朝本”, 《宋书》 (丁福林, 2018年) 、《隋书》 (吴玉贵、孟彦弘, 2018年) 均以百衲本为底本, 并都通校、参校多本, 在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 广泛参考和采纳古今研究成果, 为学界提供了渊源有自、校勘精良而方便可用的本子。原点校本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 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中华本”, 仍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史籍的辑校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 (中华书局, 2017年) 辑录了三百余种汉魏六朝杂传。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 (中华书局, 2018年) 、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 (附南雍州记) 》 (中华书局, 2018年) 是研究区域史的重要资料。韦宾《六朝画论笺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 对汉魏六朝的画史、画论进行了整理。孟刚、邹逸麟编著《晋书地理志汇释》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全面系统地汇集了古今相关研究成果。


随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伍) (陸) 》 (文物出版社, 2017—2018年) 的出版, 走马楼吴简的刊布接近尾声。齐运通、赵力光主编《北朝墓志百品》 (中华书局, 2018年) 精选墓志, 原大影印, 颇便利用。


整体史研究。精细化研究是当前的主流, 但整体史研究以及中心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楼劲《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诸多发展周期》、陈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孙英刚《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与信仰的再造》 (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9月14日第14版) 分别就相关研究的基本特点与新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近年来, 中外学界开始重视通史新编, 2017年出版了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 (勉诚出版) 。随着研究的积累, 我们期待早日出现一部能全面反映数十年来研究进展的通史著作。


专题研究和专门史论述是本领域整体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张旭华《中古时期清浊官制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为理解门阀政治提供了新视角。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讨论了丧礼与社会各层面的互动关系。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就史论展开了系统分析。冈部毅史《魏晋南北朝官人身分制研究》 (汲古书院, 2017年) 对位阶秩序进行了论证。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刻画了不少战役的细节。堀内淳一《北朝社会における南朝文化の受容:外交使节と亡命者の影响》 (东方书店, 2018年) 、池田恭哉《南北朝时代の士大夫と社会》 (研文出版, 2018年) 论述了南北朝政治、文化的交流和贵族士大夫的相关问题。杨泓、李力《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新世界出版社, 2018年) 注意吸收文物考古领域中的成果。这两年还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如谷川道雄《谷川道雄中国史论集 (上) 》 (汲古书院, 2017年)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张旭华《制度、经济与中原历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文集》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 (三联书店, 2018年) 。论文方面, 阎步克《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 认为, 北方“部族武力的体制化”通过强化专制集权和激活官僚体制影响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态与方向。又如陶新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让官让爵》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胡阿祥《与诸生谈魏晋南北朝之家族文化》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韩吉绍《魏晋南朝衡制发微》 (《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目前整体史研究在成果数量上并不占优势, 也缺乏中心议题。整合当前各领域的研究进展, 形成突破性的发展方向, 应当是带动整体史研究的取径之一。


魏晋史研究。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的开端, 以及汉晋社会转型之下的魏晋史研究, 过去是本领域研究的龙头方向, 近年来却在沉潜考索中追求重大突破。不过, 日益精深的研究仍然在很多方面推进了研究方法和传统认识, “魏晋禅代”这类重要论题又引发新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景蜀慧《魏晋文史寻微》 (中华书局, 2018年) 是近年来文史互证的代表作。张金龙《“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文史哲》2017年第4期) 指出《通典》相关记载未能真实反映魏晋制度。严耀中《关于魏晋玄学属性的再辨析》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认为不能把玄学简单地称作“新道家”。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文史哲》2018年第2期) 发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中强化了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权家玉《从蜀汉东晋看寄寓政权的“国”“土”观念》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探讨了蜀汉、东晋寄寓型政权播越的特点。张焕君《亲情与门风——从嫂叔关系看魏晋时期的女性、家族与文化认同》 (《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 注意到当时礼制在学术讨论与社会认可之间的差异。


三国史研究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新近出版了两种可读性强的专著:戴燕《〈三国志〉讲义》 (三联书店, 2017年) 、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中华书局, 2018年) 。日本三国志学会编《三国志研究》刊出第12、13号。相关专著还有何凌霞《〈三国志〉专名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 (新文丰出版公司, 2017年) 、田晓菲The Halberd at Red Cliff: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等。不少论文颇有创见, 如华喆《高贵乡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指出高贵乡公的横死终结了儒家禅让与天命相连的政治理想。吕宗力《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 (《许昌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指出, 虽然曹操开始禁绝谶纬, 但谶纬论述在汉魏禅代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在李万生《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一》 (《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看来, 蜀汉为诸葛亮立庙实为“非礼”, 也是蜀汉速亡的根本原因。单敏捷《从左将军府到蜀汉建国——入川前后刘备集团的官僚体系演进及政治意义》 (《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从官制演变的视角考察了蜀汉建国的过程。


晋制是对汉魏制度变革的一次系统总结, 并对南北朝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两晋史尤其是西晋史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田中一辉《西晋时代の都城と政治》 (朋友书店, 2017年) 对魏晋洛阳城和西晋中央政局的变迁进行了研究。顾凯《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认为庾氏这类“外戚士族”的政治行为具有维护士族利益和中央集权的双重作用。杨英《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作》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提出西晋《新礼》开启了中古系统化礼典的进程。顾江龙《晋武帝“罢五等之制”解》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 与《太康十年分封与杨骏的兴灭》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对“开建五等”和宗王分封提出了新见解。西晋政治史和东晋史学研究是当前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前者如李正君《魏晋故事: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 (《史林》2017年第2期) 、石玉《晋武帝拒行封禅及其自赎心态探微》 (《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8年第3期) , 后者如赵冰锋《〈晋纪〉编纂与庾、王之争》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李磊《东晋初年的国史叙事与正统性建构》 (《史林》2018年第5期) 等。


十六国北朝史研究。北魏史是当前本领域研究的重心所在, 而北族国家政权发育过程中胡汉制度、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及正统论是这方面的核心议题。楼劲《北魏开国史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进一步探讨了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体制发展的基本线索。窪添庆文《墓志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 (汲古书院, 2017年) 利用墓志对北魏官僚制度及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相关论著还有李凭《北朝论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王永平《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王兴振《北魏王言制度》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7年) 、俄琼卓玛《后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等。不少论文提出了新理念, 如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 (《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认为只有当旧有的权利边界被打破, 族类边界和汉化边界才有可能最终消失。雷戈《变夷从夏——五胡政治观念实践分析》 (《文史哲》2018年第5期) 提出, 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


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发展迅速。张鹤泉、刘军等关于北朝官爵制度的系列论文引人注目。牟发松《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发现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取法于前秦, 领民酋长亦见于十六国。黄桢《再论流刑在北魏的成立——北族因素与经典比附》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认为流刑乃北族习惯法与儒学观念表里结合的产物。史睿《鲜卑婚俗与北朝汉族婚姻礼法的交互影响》 (《文史》2018年第2辑) 主张“子贵母死”制的实质是舅权与父权的冲突。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张金龙《北魏均田制实施考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山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薛海波《论北魏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强酋帅》 (《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刘凯《奚康生之死与其反复——迁洛后鲜卑姓族政治心态的一个侧影》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 、胡克森《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 (《史林》2018年第1期) 、佐川英治《北魏末期的北边社会与六镇之乱——以杨钧墓志和韩买墓志为线索》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王小甫《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 (《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等均提出了不少新见。


与北魏史研究相比, 十六国、北齐北周研究相对薄弱。即使如此, 也有不少论文颇具胜义。如罗新《统万城与统万突》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提出古代汉文翻译非汉语特别是阿尔泰语时, 语法差异往往影响翻译过程。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政治体接触, 是观察古代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新视角。陈勇《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文史哲》2017年第5期) 指出《魏书》的一些记载掩盖了魏人示弱、求和的实情。小野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以石虎与冉闵为中心》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认识到政治结构和君主名号是分析当时政权性质的重要切入点。魏斌《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 (《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通过厍狄干石窟考察了汉晋历史景观在北族、佛教两种外来因素影响下的延续和变化。相关论文还有姜望来《家国之间:北齐宗王政治变迁与末年皇位争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 、邵正坤《北齐〈周双仁等造像记〉所见义邑团体》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姚潇鸫《北齐凉风堂考论》 (《史林》2018年第1期) 、会田大辅《北周武帝的禁卫改革——以侍伯、胥附、承御为中心》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 等。


南朝史 (或六朝史) 研究。六朝史研究的面相日益扩展, 史料的辨析和扩充、六朝考古的发展是重要的推动力。李凭《从朱希祖调查六朝陵墓到卞孝萱主编〈六朝丛书〉——六朝学的发轫与拓展》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回顾了六朝学史。张学锋《释“安石不肯出, 将如苍生何!”》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认为该戏语暗指谢安屡次不遵朝廷征召, 破坏了贵族子弟按序入仕的规则。柴芃《十八班的实质及意义》 (《文史》2018年第3辑) 判定该迁转、位次序列最晚在刘宋后期基本定型。中村圭尔《东晋南朝的门下、尚书与诏、奏》 (陈力译,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指出门下在皇帝对诏书拟定以及对奏书进行判断时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见。黄桢《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认为“佞幸传”所载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严耀中《试说东晋南朝的宦官》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分析了宦官在东晋南朝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的原因。王晓毅《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辨及其意义》 (《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 论述了东晋玄学义理派与传统象数派的思想交锋。


六朝史研究关注的问题点日益增多。如魏斌《“山中”的六朝史》 (《文史哲》2017年第4期) 认为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共同塑造了六朝山岳文化景观。陈志远《内律与俗法——从〈续高僧传·智藏〉再探南朝政教关系》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指出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决。夏炎《试论六朝岭南统治的独特性》 (《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主张六朝在岭南的统治以单纯资源控制为动机, 以强制武力征服为保障。王铿《六朝时期会稽郡的海外贸易——以古代中日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为中心》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考察了会稽郡与“亶洲” (当指日本) 的贸易往来。周文俊《南朝官职除拜考述——以制度程序及过程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8辑) 认为, 南朝官职除、拜经历了制度性分化, 除授依靠文书行政展开, 而拜受依托官场仪式运作。


相关论著还有:陈燕梅《六朝官方吉礼祀议及施行之源流考》 (台湾学生书局, 2018年) 、余晓栋与胡祖平《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胡允康《从“中国当败吴当复”到“五马游渡江, 一马化为龙”——东晋立国之际的谣谚》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秦蓁《从〈世说新语〉到刘注〈世说新语〉——虚实相间的六朝史学书写》 (《史林》2017年第2期) 、赫兆丰《暗流涌动:从刘义宣之乱看刘宋中前期寒门与寒人层的崛起》 (《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梁满仓《谢灵运与〈辨宗论〉》 (《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聂溦萌《六朝避讳考辨》 (《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上卷) 、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汪征鲁《典签、五品吏、七职考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等。


考古资料研究。以简牍、纸文书、碑志文献及考古遗迹为代表的考古资料研究事实上已与前三大领域并驾齐驱。无论是考古资料的整理、考释, 还是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 两年来成果大量涌现, 兹予以简要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综合介绍了20世纪 (主要是1949年以来) 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成果。


吴简研究持续推进。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 (中西书局, 2017年)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当前吴简研究的基本情况。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语词汇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汇集了1999—2014年学界对吴简语词的不同理解。吴简簿书整理日益受到重视, 孙东波和杨芬、陈荣杰、杨小亮同时对新出现的朱表割米案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不少学者将长沙简牍或东汉三国简牍视作一个单元加以研究, 如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关尾史郎主编《新出简牍资料による汉魏交替期の地域社会と地方行政システムに关する综合的研究》 (新澙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フエロ一, 2017年) 、藤田胜久与关尾史郎主编《简牍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 (汲古书院, 2017年) 。零星披露的晋简受到学界的关注, 如张荣强《甘肃临泽晋简中的家产继承与户籍制度——兼论两晋十六国户籍的著录内容》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周能俊《六朝桂阳郡的白银采掘与使用——以郴州晋简为中心》 (《求索》2017年第4期) 。


碑志文献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如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论述了北魏墓志概况、墓葬分区、民族融合和乡里关系。潘敦《北魏王琚妻郭氏墓志考释》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再现了太和政局中层次丰富的历史场景。程章灿《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 (《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讨论了当时石刻志异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义。汪华龙、熊长云《晋辟雍碑碑阴“凉州散生”考——兼谈辟雍碑碑阴题名的添改》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认为凉州散生题名反映了晋初藉召凉州豪右子弟入太学以控制凉州豪强的意图。范兆飞《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 (《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 推断此碑可能由北魏司马氏或相关人员翻新、改刻和补刻。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涉及五凉、北朝史的部分值得整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利用多种史料探讨了敦煌大族与五凉政权的关系。不少史料价值颇高的文书倍受关注, 如凌文超《吐鲁番出土〈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朱艳桐《酒泉马氏与五凉王国——以〈西凉建初四年 (408) 秀才对策文〉与辛氏墓志中“马骘”为中心》 (《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 对这件文书进行了新解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 (文物出版社, 2018年) 对于进一步研究出土纸文书等颇有助益。


其他文字资料如造像记、镇墓文、字砖等, 以及都城和墓葬遗址、图像、石窟造像等考古资料, 日益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 形象史、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略举几种论著如下:魏宏利《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贾小军与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王银田等《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冈村秀典《云冈石窟の考古学:游牧国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 (临川书店, 2017年) 、吴松岩《鲜卑起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Joy Lidu Yi, Yungang: Art, History, Archaeology, Liturgy (Routledge, 2017) , 沈丽华《邺城地区六世纪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报》2017年第1期) 、霍巍《齐梁之变:成都南朝纪年造像风格与范式源流》 (《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张学锋与陈刚《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李梅田与周华蓉《试论南朝襄阳的区域文化——以画像砖墓为中心》 (《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韩昇与蒙海亮《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林梅村与马丽亚·艾海提《嚈哒的兴起与铁马镫初传中亚》 (《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尚永琪《佛教史研究中的图像问题》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 。从中可以发现历史学与考古人类学、艺术史相互渗透、促进的发展趋势, 而考古学依据遗迹、遗物等建构的日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图景, 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愈发重要的参照。


长时段研究。跨代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上溯秦汉, 如卜宪群《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考察了乡论与国家秩序的互动关系。又如杨普春《汉魏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の持续と转换》 (汲古书院, 2018年) 、庄华峰与蔡小冬《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张欣《汉魏之际公府掾史迁转之变化》 (《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陈鹏《三统说与汉晋服色》 (《史林》2017年第4期) 。二类是下延隋唐, 如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7) 讨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生存状态和社会作用。这类论著还有徐成《观念与制度:以考察北朝隋唐内侍制度为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李启命《西魏·北周·隋唐·官僚的门阀士族研究》 (全南大学出版部, 2017年) 、孙正军《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 、王星光与宋宇《魏晋至隋唐时期油脂生产与应用探研》 (《中国农史》2017年第4期) 。三类是贯通汉唐, 如胡梧挺《信仰·疾病·场所:汉唐时期疾病与环境观念探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稿》 (三联书店, 2018年) 、吴羽《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 (《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刘啸《从使职角度论汉隋间的“录尚书事”》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打破朝代的区隔, 从长时段开展研究, 从连续性中审视特殊性, 很多问题的源流和阶段性特征将梳理得更加清晰。


热点问题研究。“历史地理”“边疆民族”“书籍文本”“宗教信仰”“论著翻译”等是这两年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方面推出不少重要论著, 如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8年) 、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不少问题点有突破性进展, 如牟发松《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论述了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徐成《〈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就萧子显叠加国史《州郡志》且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断限年代进行了探讨。


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不断深入, 并且出现集中讨论的议题。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论述了北方五胡政权、南方山地诸族随着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华夏化的道路。鲁西奇《观念与制度: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杂胡”与“杂户”》 (《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认为, 无论是人群分划的观念性范畴, 还是制度性规定, 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种群及其权力集团所决定的。高句丽与百济研究备受关注, 杨军、李磊、戴卫红、刘炬、董健、孙炜冉、李宗勋、杨新亮等学者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


书籍与文本研究非常活跃。出现了多部重要论著, 如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 (中华书局, 2017年) 、童岭编《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 (中西书局, 2017年) 、陈志平《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尹福佺《中古杂传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刘全波《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8年) 、刘全波《类书研究通论》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年) 、孙鸿博《萧绎〈金楼子〉及其思想》 (中华书局, 2018年) 、胡祥琴《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Wendy Swartz, 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Memory in Medieval China: Text, Ritual, and Community (edited by Wendy Swartz and Robert Ford Campany, Brill, 2018) 。同时, 产生了多篇优秀论文, 如胡宝国《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陈爽《〈梁后略〉辑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张辞修《三国佚史散亡考论》 (《文史》2018年第1辑) 、聂溦萌《避讳原理与政治背景:东晋郑太妃“春”字讳考论》 (《文史》2018年第3辑) 、马楠《魏晋南北朝书目丛考》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曲柄睿《〈三国志·魏书〉史论与人物合传》 (《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


宗教信仰日益成为研究热门。道经研究更是讨论热烈的话题, 如程乐松《中古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年) 、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王皓月《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 (中华书局, 2017年) 、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宗教史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艺术史交叉逐渐成为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类成果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 (中华书局, 2017年) 、何志国《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陈开颖《性别、信仰、权力:北魏女主政治与佛教》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李利安与崔峰《南北朝佛教编年》 (三秦出版社, 2018年) 、麦谷邦夫《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 (岩波书店, 2018年) , 以及刘屹、陈志远、余欣、魏斌、韩吉绍等学者发表的系列论文。


论著翻译逐渐走向繁荣。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 外文论著中译的速度加快,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 (复旦大学出版社) 、“甲骨文”系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等陆续推出多部中译中古史名著。与此同时, 中文学术论著的外译受到重视, 如田余庆《北魏道武帝の忧郁:皇后·外戚·部族》 (田中一辉、王铿译,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18年) 。


结语。以上我们对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进行了简要回顾, 从中不难看出, 政治制度史、考古资料、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历史地理、书籍文本研究备受关注, 而过去特别重视的经济史、法律史等稍显沉闷, 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 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引导学者将注意力不断投射到研究薄弱的领域。如道教史研究过去国内重视不够, 道经的整理与利用也比较有限。然而,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全面而深刻地探索历史发展进程, 就需要对道教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次, 重大学术项目对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如“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历史地理、古籍文本研究成果, 可以预见“中华思想通史”项目亦将促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探讨。再次, 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引发新的学术热点。如碑刻简牍文献研究日益活跃, “史料批判”研究范式逐渐流行, 族群政治研究方兴未艾, 中外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同时, 作为历史研究一直以来的重点, 政治、制度史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 不断涤故更新, 借助多学科融合和新方法, 在政治文化、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经济史、法律史的复兴或许可以从中汲取经验。


最后谈一谈学术评论的话题。两年来, 在学术史反思方面有不少精彩评论, 如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9卷) 、范兆飞《中古史著作翻译的趋势和问题》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唐宋历史评论》第4辑) 、朱智武《近10年来魏晋南北朝墓志研究进展与动向分析》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研究二十年热点选评》 (《简帛》第15辑) 。尤其是“中古士族研究再出发”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论题引发诸多对中外学脉的深入思考, 如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 (《文史哲》2017年第3期) 、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文史哲》2017年第5期) 、仇鹿鸣《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文史哲》2018年第6期) , 这类评论是当前士族研究的蓬勃发展的助推器。


学术评论的与日俱增与当今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密切相关。过去, 因很多研究领域尚待开垦, 学科的建立与现代化必然要经历“埋首拉车”、艰难进取的过程, 相比学术研究, 学术评论居于次要位置, 学术规范亦多靠道德自律。现在, 经过数十年的深耕熟耘, 各领域皆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规范逐步建立, 这时由博返约就迫切需要“抬头看路”, 借助学术评论,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因此, 学术评论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未来, 学术史的梳理会更加关涉学术评骘, 虽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 但是, 一些夹杂着非学术语言之论还是应当尽量避免。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断创造知识, 并不断将创见逐渐转化为常识, 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而且学术期刊和机构也应担负好审查职责, 以实事求是为准绳, 鼓励和推动客观公允的学术评论, 从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共同推动学术的创新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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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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