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涛: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形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8 次 更新时间:2015-10-30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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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  

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 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 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 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 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 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 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 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 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 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 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 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 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 。)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 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 ”[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 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 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 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 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 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 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 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 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 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 。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 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 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 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 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 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 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 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 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 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 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 、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 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 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 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 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 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 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 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 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 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 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 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 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 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 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 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 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 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 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 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 。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 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 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 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 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 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 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 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 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 》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 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 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 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 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 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 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 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 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 《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 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 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 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 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 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 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 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 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 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 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 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 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 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 。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 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 。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 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 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 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 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 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 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 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 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 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 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 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 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 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 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 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 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 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长河》

这是一个并列关系复句,副词“必”表示肯定,不可更改。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 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 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再看两个单句:

人则各以其因缘爬到高处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吃喝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话 语辱骂着他的对手。

——《建设》

照例到这些时节,年轻人便红着脸一面特别勤快地推磨,一面还是微笑。

——《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

副词在句中起着关键作用,“常常”、“通常”、“照例”,意味着叙述的是一种习 惯性状态,而不是具体单个动作。叙事是一次,而事件发生过若干次;叙事是单数,事 件却是复数。

事实上,反复叙事所说的“反复”,只“是思想的构筑,它是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 只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严格意义上讲,“同一事 件的复现”,只是“一系列相似的仅考虑其相似点的事件”的复现,[3](P73)若照顾到 每一次的特点,事件就不可能重复发生,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沈从文小说中更多见的是综合了同和异的反复叙事的亚型:既写经 过抽象的“同”,又强调个案的“异”。当然,这样的句于中,“异”本身也是更细范 围内的概括。再看例句:

大白天,船上住的肮脏妇人,见到天气太好了,常常就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船边岸 上玩,向太阳取暖。或者站到棺材头上去望远处,看男子回来了没有。又或者用棺材作 屏幛,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进另一方,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自己则坐到一旁 大石条子上缝补衣裤。

——《夜的空间》

第一句是总括,后两句分叙妇人抱孩子玩时的两种具体形式(更细的概括)。人这种总 与分结合的双重概括的反复叙事句型,在沈从文小说中,覆盖率相当高,且增生性极强 。它对人事在特定情形中的种种可能性形成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沈从文追求的正是这种 概括力!借此,将人事由特殊的“这一个”,上升到一般,从个别中提炼出惯例。

反复叙事由句型延伸开去,扩展成段落,充斥章节,以致组成整篇小说。《腐烂》、 《夜的空间》、《菌子》基本上通篇都用反复叙事,单数的场景仅成了点缀。《长河》 开头两节,《边城》开头两节,《小砦》开头一节,用反复叙事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而 象《丈夫》、《柏子》、《黔小景》、《建设》、《雪晴》、《会明》、《一个女人》 等作品中,反复叙事应用得十分灵活,可以在作品任何部分出现。例如《丈夫》开头一 句“落了春雨,河水涨大了”,这是单数叙事。接下来是反复叙事。若干段落后,再过 渡到单数叙事。《柏子》也采用这样的招数。

反复叙事在沈从文小说中,渗透性和扩张性极强,传统上属于单数叙事范围的场景对 话,也常转为复数:

在橘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或随口问讯 :

“嗳,你们那橘子卖不卖?”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 不卖”。

——《长河》

这类对话,颇有中国古典小说中“众人齐声说道……”的流风余韵。从技术角度讲, 后边单数的直接引语不可能由众人“齐声”说出。同样,我们所引《长河》中的这段对 话,合理的情形,应该是单一场景中两个人的对话。但文学作品经常使用这种修辞上的 破格以实现艺术目的。沈从文此处用了“必”和“将”几个副词,破坏了对话场面的一 次性消费,使之成为在特定情境下反复发生的行为,体现了沈从文追求普遍性、概括性 的渴望。

在频繁使用的反复叙事中,因追求概括性和整体图景,轻视了个体特征,造成沈从文 小说中,句子主语的承担者通常变得游移不定,模糊或不确指。前边列举的一些例子中 ,句子主语多是“女人”、“水手”等,指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下面的例子更明显 :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 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 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就从瓮里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 就来到身边案客桌上了。

——《边城》

这是反复叙事。“不拘谁个”和“这人”作为主语,本身就十分模糊。“妇人”前边 所加的“眉毛扯得极细”,“擦了白粉”作限定性定语,并不能使这妇人从众多妇人中 区分出来,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妇人,几乎都是这样装扮。在上述例子中,妇人的 问话:“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其中又隐含了对第一个句子中主语“不拘谁 个”和“这人”的颠覆:“大哥”指商人或水手一类人,“副爷”用以称呼列身军籍者 ,它使前边的主语由任意选择的单数变成复数,所指更加含混。“男子火焰高一点的, 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又是对“大哥”或“副爷”的一次筛选,看似范围进 一步缩小,事实上并不能让主语更明确一些。一个短促的买卖过程,主语数次游离、置 换,表现出沈从文对人物个性的冷漠。他把单个的人还原到他所属的类,再把群体的人 还原回泥土和大地,人物成了风俗、物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沈从文小说中的一般情况,反复叙事,其进展的动力和秩序感则主要来自空间的有机 安排。例如《夜的空间》,用梦作连线贯穿统领全篇:妇人的梦、工人的梦、水手的梦 ……让我们见识了下层劳动者艰辛但又元气充盈的生活。《长河》第一节,叙事从岸上 移到水上,从男人转到女人,井井有条。《腐烂》靠的是地域上的相邻关系:由空场坪 到旅店,再到街道,最后移到河船上。

在空间秩序之上还有一个外时距统摄着。这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大的时间段落:“ 许多年”、“几年里”、“在春天”、“数日以后”、“夜间”等等。经过综合的事件 置于这个时间段落中,再按空间关系徐徐展开。如《菌子》的外时距是三年,在这三年 里,他的生活天天重复着。《腐烂》的反复叙事限定在一个夜晚,由黄昏开始,到黎明 结束。《一个女人》的外时距并不确指,大致从三翠13岁到30岁这17年。

在对沈从文小说中独特频率现象作了一番描述后,由此反映的作者的哲学玄想和文体 特征就看得较清楚了。热奈特指出普鲁斯特使用反复叙事的目的是“对无时间性的醉心 ”,“对永恒的冥想”[3](P105),沈从文也是这样。他通过反复叙事,把个体还原到 类,从现象发现规律,把特殊提升到普遍,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 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60多年前,有评论家注 意到沈从文小说《贵生》的概括化特征:“一个人的形象性格的具体刻画,怎样被一种 朦胧的风貌的描摹所代替”,“动作、对话都是一般化的”[4]。可惜,评论者对此持 批评态度:“什么都写不明白,写不具体”[4]。倒是他不明白,这正是沈从文所刻意 追求的。《丈夫》中,讲完那位丈夫的故事,叙述人要格外交待一句:“象这样的丈夫 黄庄多着呢!”这与他喜爱引用《圣经》中的一句名言“阳光下头无新事”(注:此语出 自《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10节,沈从文在《看虹录》中引用。)用意相同。他笔下的 湘西,就这样静静卧在时间之外,历史之外:“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 从他们应付生活的方法与排泄情感娱乐上来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 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5](P281)“一切设计还依 然从渔猎时代取得经验,且充满了渔猎基本兴奋”,“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 事方法相差不多。”[6](P392)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7](P5),也是湘西的本质所 在。它由同一地域人的共同生活凝聚而成,亘古如斯。

反复叙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金介甫说:沈从文小说“融 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8](P120),林蒲说:《长河》是“史诗性的乡土小 说”[9](P318),黄裳认为:“从文先生的小说也无一例外的孕育着浓重的散文因子”[ 10](P35)。这些议论,与沈从文自己的意见可以互相印证,他承认自己的一些作品,“ 在忧郁情调中见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地加以刻画”,“ 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11](P90)。这所谓“地志小说”、“乡土小说”、“散文化小 说”,得以成为可能,反复叙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依靠它,才“制造出”相对静 态的“环境”和“风物”(注:沈从文小说文体中有“故事性”、“情节性”的一面, 但散文化和抒情化同样存在,二者并不矛盾,“反复叙事”是使它们统一起来的重要手 段之一。)。

    四 时间: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维度

现代中国作家中,沈从文是对时间最敏感且议论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里,到处散落 着对时间的感喟,愈到后来,这种感喟愈强烈、深沉。

对计时颇糊涂的沈从文,对时间的残酷性却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报时大钟/染遍了朋 友之痛苦与哀愁,/心战栗,/如寒夜之荒鸡,捉回即忘之梦。”[12]他又吟咏:“时间 如庞大的水牛,在地球上走着,踏碎一切的青春。”[13]对时间的惊惧,借奇崛的意象 ,生动地传达出来。沈从文又说:“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 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在去找证据。”[14](P59)这证据在沈从文作 品中并不缺少:前后对照,抚今追昔,时间挟变化之力,给万事万物留下深深伤痕,作 者与读者同声一哭。《雨后》中的阿姐明白:“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 他快。”青春苦短,韶华转眼即逝,一场风,一阵雨,就会落红满地,不堪收拾,因此 ,她明白“便应当更深的爱”,及时享受神赐予的美丽容颜和肉体,不使它空付流水。

时间消融生命,制造离奇;在长久的时间段落中,历史滋生了。沈从文沉浸在湘西往 昔和现实的对比中不能自拔,他的时间观跨越了个人情感生活范围,进入对民族历史的 反思。

他的小说中,凡涉及湘西人物对时间、岁月的无知无觉混沌状态时,有一句特色语言 :“糊糊涂涂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或“便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把人在时间面 前无依无助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对于时间,人又能够做点什么?生命处在湘西那样剧 烈离奇变动的世界中,若一切都向上发展,或许会给人宽慰,无奈一切皆在衰退中,“ 一切都表示生物学的退化现象”[15](P259)。《湘行散记》写到当年绒线铺那个少女, 曾引动作者灵感,《边城》主人公翠翠,就以她为原型。她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惨不 忍睹吧?当年发誓要娶她为妻,后来如愿以偿的那位男子,如今憔悴不堪了。作者聪明 ,没有把当年美好印象破坏殆尽,他为那女子选择了死,死比美的丧失似乎更容易接受 一些。这中间只隔了17年。

在源水一个小小码头客栈,《湘行散记》叙述人行经此地,短暂的停留,发现了不少 名片,有士兵、军官、商人、差吏,无所不包。一二十年间,这些人中间,恐怕大多数 都死掉了,“水淹死的,枪打死的,被处妻用砒霜谋杀的”,而这些名片因偶然机缘保 留在这小小客栈里,任人把玩凭吊。或许就是这些有意无意留下的名片,是亡人们在世 间尚存的唯一痕迹吧?

沈从文在昆明时,租住在呈贡乡下一所宅院里,有机会见到各色人等,匆匆来,又匆 匆去,各以自身的独特处,引起作者记住各人的身份、相貌、性格,并关心他们后来的 命运。消息不断传来,不长的时间,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上分得了各自的不幸 。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有一个著名场景:七巧照镜 子。时间大幅度跳跃、间隔,就在这种最不经意的琐事上发生,它动辄就消耗掉一个人 10年、20年的生命。本世纪最卓越的小说之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就让时间 充当了主角,观察随时间流逝,人物在相貌、性格及相互关系上前后的巨大差异。沈从 文对时间的叹惜一如张爱玲、普鲁斯特。他把一切现实矛盾社会矛盾充分淡化,让生命 赤裸裸暴露在时间之下,接受它的捉弄。“我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他在《 湘行散记》中这样写道。《阿黑小史》写毛伯“头是在摇摆中已白了一半了”,一个单 句隐伏了时间前后的巨大跨越,让人触目惊心。难怪沈从文会坚决地说:“我不相信命 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16](P257)

沈从文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样》、《七个野人与最后一 个迎春节》等作品中,追溯了久远时代湘西的生活,他凭常识和想象,把它描绘成性爱 、宗教、自然三位一体的伊甸园。20世纪的湘西历史,在沈从文个人经验之中。他亲眼 目睹了汉人对苗民的围剿,各路军阀的征战厮杀,国民党的侵夺。几十年风云变幻,湘 西生灵涂炭。在当下与远古对照中,沈从文认同了退化论,一切都在走向没落,连源陵 盛产的肥人肥猪,今天也踪影全无了,沈从文对此感慨:“浦市地区屠户也那么瘦了” [17](P279)。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记录了重返湘西的所见所闻,他说:“我 这次回来,原是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18](P305)这历史带给他的是深长的叹 息。

沈从文喜欢用彩虹比时间(注:参阅《水云》、《看虹录》、《新摘星录》、《三个男 人与一个女人》等。),就像他喜欢用彩虹和星子比喻美丽女人一样。女人灿烂的容颜 易逝,生命中那么多值得驻足的时刻,也往往是惊鸿一瞥,“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 虹和人间的梦”[19](P296),“时间在改造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你和人, 同样都在时间下失去了固有的位置和形体”[15](P265)。与时间抗衡,留住生命欢娱的 时光,沈从文为此处心积虑。沈从文在《绿魇》中,写到昆明乡下一个老太太,赋予她 的品性就是持久性和超时间性,也就是沈从文经常说的“常”,身边的芸芸众生死去活 来,充满流动性,却全然对她的生活没有影响。

总体而言,沈从文更像普鲁斯特,他相信回忆的力量。在小说《堂兄》中,他说:“ 堂兄可爱的面容,必能在我的追忆中再生”。而《凤子》正是在回忆中复活了现实中业 已不复存在的美好人事,“时间使树木长大,河流改变,天地变色,少壮如狮子的人为 尘为土,……不过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记忆上,却永远年青”。又说:“若果一个 人在今天还用他的记忆,思索到他的青春,这人的青春,便于这个人身上依然存在,没 有消失。”于是,那个20年前曾在乌巢河畔苗乡有过传奇经历的老年绅士,讲了一个长 长的故事给年青人听,回忆“让这一道行将枯竭的河流,愉快的重新再流一次。”

一般来说,沈从文并不刻意为他笔下人物战胜时间寻找什么途径,他甚至欣赏人物面 对时间压力时所取的漠然态度。沈从文更关心自己如何从时间侵蚀中获得拯救。进入40 年代,沈从文在文坛的地位已经确立,人也步入中年,心灵进入玄想沉思时期,创作上 在酝酿新的突破。此时他更频繁地思考不朽、传世、永生等问题。他的思维运作已经脱 离了乡下人的粗犷豪迈,越来越具有古典风度。他强调“立言”,以立言求永生。由此 ,他对生命和生活有所界定区分:为活而活,谓之生活;能够意识到生存,并思考生存 之意义,才能进入生命层次。掌握了生命的人,也就掌握了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作 家、思想家的存在,他喜欢谈论智者:“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 ,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陆续失去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 如烛如金。”[14](P58)因为他们能在后人追忆中再生。沈从文推崇释迦摩尼,孔子、 耶稣,也是为着“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 中几千年。一切生命都有时间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20](P96 4)为进入这些不朽者的行列,沈从文下决心:“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 ”[19](P296)写“《圣经》”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说法,但的确沈从文通过他的作品,达 到了“不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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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沈从文.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A].沈从文文集:第10卷[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0]沈从文.沉默[A].沈从文文集:第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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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海口)2003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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