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创作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美国学者金介 甫曾指出的，早在1925年，下意识这一概念就已在沈从文小说中出现。[1]在沈从文以 都市人生为题材的创作中，下意识的心理描写尤为显著。《自杀》、《来客》、《都市 一妇人》、《八骏图》、《看虹录》、《摘星录》等篇章中有关人物的心理描写，都见 出意识与下意识的分裂、冲突的症候，豁显出人物生存的尴尬。1949年，沈从文在他的 自我检讨中反思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
自己过去习作中的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 故事，发展成《七色魇》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 小说。……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经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 学，以及弗洛伊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 孤立。[2]
写于1935年的短篇小说《自杀》发表后，吴宓曾对号入座，以为沈从文讽刺的是自己 ，并写信给沈从文，表示不满。在回答吴宓责难的《给某教授》的信中，沈从文这样写 道：
第一先写出那家庭空气，太太的美丽，其次便引起一点闲语，点明题目，再其次转到 两夫妇本身生活上来，写出这个教授很幸福，自己或旁人皆得承认这幸福，离婚与自杀 与他连接不上，然而来了一点凑巧的机会，他到公园去，看见一个女孩子，听了一个故 事，回家后又因为写了一篇文章，无结果的思索，弄得人极疲倦，于是也居然想到了自 杀。太太虽很美丽，却不能动他的心。幸福生活有了看不见的缺口，下意识他爱的正是 那已逝去的与尚未长成的，至于当前的反觉得平凡极了。先用勿忘我草作对话，正针对 那男子已忘了女人。若说这是讽刺，那讽刺的也正是心理学教授刘，与您无关。[3](P1 5)
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都市讽刺的重要手段。《八骏图》似乎集中体现出这一特 征，小说集中展示出某大学八位教授的病态人生。在意识层面，他们或信奉独身主义， 或标榜清心寡欲，或主张泛爱主义，或强调道德名分。然而，在下意识层面，却依然涌 动着爱欲乃至性欲的潮汐。于是，外部举止的“庄严”、“老成”，常变得“不太自然 ”。显然，出于八骏们人之本能的爱欲，性欲冲动，由于受到上述属于意识层面的社会 道德的、思想的或观念的压抑而转入下意识层面。虽转入下意识层面，却又常常以不由 自主的方式流露出来，从而造成人物言—行、表—里的严重分裂。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下意识心理描写并不止于都市人生。在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 中，下意识心理描写也屡见不鲜，诸如《边城》里翠翠的少女怀春心理，《贵生》中贵 生在喝金凤喜筵时的内心愤懑，《丈夫》里的丈夫在河船上产生的内心寂寞感、屈辱感 等等。《丈夫》围绕着乡下丈夫去河船上探望卖淫的妻子、一日夜的经历展开叙述。在 意识层面，丈夫对自己丈夫的身份确认不疑，还打量着有机会与妻子亲热亲热。然而， 河船上的严酷现实将他做丈夫的权利剥夺殆尽，这使他内心感受到了人的尊严的丧失。 但由于在丈夫的意识层面，按当地习惯，妻子外出卖淫只不过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理性的缺失使丈夫内心感受到的人生屈辱无从上升到意识层面，于是导致了他的 去—留选择。丈夫的意识及水保、老鸨请他吃酒席、看大戏的许诺，使他愿意继续留在 河船上，而亲身感受到的屈辱又使他萌生离开河船、返回乡下的念头。去—留，构成小 说叙述的内在张力。而丈夫意识与下意识的冲突则赋予去—留具体的社会心理内容。
《湘西•凤凰》一章对下意识心理的描写，似乎离弗洛伊德方向走得更远。在这里， 沈从文记叙了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三种人生现象——蛊婆、巫婆和落洞少女。在分析其成 因时，沈从文指出，这三种现象都是人的精神在极度压抑中的变态发展，以至于人神错 综的产物。而落洞少女，更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受极度压抑的必然结果——由于地方统 治者对“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的维护，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道 德”，于是，少女或因早熟，或因晚婚，正常的情欲、性欲受到压抑，得不到满足，在 一种幻觉中发生人神恋，从而导致人生悲剧的发生。
试比较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人物与乡村下层人民下意识心理描写，似见出二者不同 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虽然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人的正常欲望遭受外部压制的结果， 但这种外部压制，在前者，是出于对社会现存秩序、观念的主动认同，乃至于用以自我 标榜，以维系其绅士阶级的身份与风度，于是，意识与下意识、言与行之间出现的分裂 与冲突，便豁显出人物的乖戾与虚伪，并为小说奠定了讽刺的基调；而在后者，这种外 部压制则源于严酷的生存环境，人物病态心理的生成，是对社会现存秩序与观念被动承 受的结果。而理性的缺失又障蔽或阻塞了下意识心理内容上升到意识层面的通道。这虽 然也是一种人生病态，却是一种悲剧存在。在这种场合，沈从文除了极力发掘其悲剧的 内涵外，还充分肯定了其内蕴的诗意。在叙述落洞少女临死时的情状时，沈从文明确指 出，其“背后所隐藏的悲剧，正与表面所表现的美丽相等”。
死时女子必觉得洞神已派人前来迎接她，或觉得洞神亲自换了新衣骑了白马来接她， 耳中有箫鼓竞奏，眼睛发亮，脸色发红，间或在肉体上放散出一种奇异香味，含笑死去 。[4](P321)
综上所述，认定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并不成为问题。然而，重要的是，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究竟在沈从文的人生观察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那里，人的主要存在被看作是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存在，犹如 一座冰山，意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下意识则是水下部分。而在源于人类动物本源的 下意识本能——求生与繁殖的冲动中，性冲动又是最重要的。综观沈从文有关人的存在 的论述和全部创作，沈从文并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虽然他对人的下意识心理描写， 在他的作品中决非个例，但在所有这种场合，都是作为一种病态人生而被把握的，并与 沈从文意识到的或理当如此的健全人生相对立。
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曾明确申明：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4](P383)生命观是沈从文人生观的核心。他对人生的全部观察与思考，都是以他 对生命的理解为标尺的。然而，何谓生命?在《烛虚》篇中，他这样说：
多数的读书人，将生命与生活来作各种各样抽象的思索，对于他的脑子是不相宜的。 这部分人大部分是因缘时合，或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 “专家”后，在作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 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种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意因幻 想理想而受苦。[3](P72)
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当在生存时知所以 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多数人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 3](P82)
在这里，沈从文是将生命与生活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范畴并举的。与之对应的，是 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生存观。一是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为知生；一是怀抱人生 的幻想或理想并为之受苦。前者即沈从文所谓的“生活”。在沈从文看来，人无法离开 “生活”，但仅仅满足于“生活”，而维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又是靠“先人 余荫”乃至“不义”的行为获得，那么，人便与动物无异。在这种场合，人便退化为一 般的“生物”。然而，在实际人生中，人们为“生活”所囿，“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 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其结果，“人生百年常勤，所得 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4](P361)
这种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属于求生与繁殖本能范畴的生存现象，在沈从文看来，决不 是人生的全部，甚至无从突显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为人，就在于人于求生与繁殖之外 ，还必须保有某种理想或幻想并为之受苦，这才是“生命”，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特征。
从生命的具体表现形式看，生命又呈现出不同的等次。在《绿魇》一文中，沈从文对 两种人的生存形态进行了比较：
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 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头来俨然得到一切，唯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 那个自己。[4](P405)
显然，后者是一种只有“生活”而无“生命”的存在。相信一切——追逐权力，为个 人聚敛财富，到头来，也得到了这“一切”，却最终丧失了人为之人的那个自我。前者 俨如对纯朴的乡下农民生存方式的哲学概括。这种安其本分，不作分外之想，其举止行 为准乎自然的人生形式，恰恰是生命的最初的形式，一种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生命形态 。然而，这种“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无得”的生命形态，由于其“不信一切 ”源于理性的无知无识，因而“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4](P405)尤 其是在现代生存环境中，便不可免地成为一种悲剧存在。在这里，我们依稀瞧见了沈从 文人生观察的湘西原始文化遗存的背景。与这种处在自在状态的人生相比，在第二个层 次上，生命则表现为一种自为的形态，即人类个体拥有认识人——我的理性，既不在“ 生活”中迷失，又能摆脱对环境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独立与自由，并实现自我存在的价 值。但这仍然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在沈从文看来，只有那种将自我与民族乃至人类紧 紧联系在一起，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独立、自由而作出努力的生命形式，才是生命的最高 形式，即“生命的明悟，消极的使一个人从肉体上理解人的神性与魔性如何相互为缘， 并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时时刻刻能 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3](P115)“对人类远景凝眸”。这 就是沈从文所说的应为之受苦的“幻想或理想”，到了这个层次，生命便具有了神性。
综上所述，生活与生命这两个概念，在沈从文的话语系统中，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 一般对生活与生命的词义解释不同，按一般的词义理解，生活是指人类的全部活动，而 生命，则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无论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还是人作为生物的全 部特征，都包括了物质的存在与精神的存在，也包括了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但在沈从 文这里，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被重新分解与聚合，成了两个对人生形态作出独特表述的范 畴。
沈从文对生命的思考，贯串了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
《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诸篇，依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 习俗，构画出沈从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这些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类民间故事的小 说，无确定的故事发生年代且非现代的时空设置，见出人物存在的原始特征。在其横向 的叙事链上，则是常见于民间故事难题婚姻这一母题的变型。求爱(或相爱)——难题出 现——难题克服——爱的实现(或完成)，是它们共有的叙事环链。在这里，难题的提出 与克服，是对属人的爱的取证。这是一个率真、热情、纯朴、奔放、雄强的生命世界。 没有现代封建礼教的束缚，“牛羊金银虚名虚事”[5](P144)也没有成为婚姻的交换物 。真挚、热情、智慧、忠诚乃至逾越生死的勇敢，这些源于生命本来的人格特征，构成 了男女间情爱不可或缺的基石。但沈从文不只是一个原始生命的浪漫歌者，他的更多的 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则深入刻画了现代环境中乡下人生命的存在方式及其命运流程。 在《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诸篇中，现代生存环境——由卖淫制、雇 工制、佃农制、童养媳制及军阶制等所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注定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虽然，在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依旧保留了生命固有的热情、善良、勤劳、纯朴等 品质，即如《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养生虽多靠商人，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 面”。甚至也有对自由、理想的朦胧向往与追求，如萧萧式的渴望像女学生那样，到城 里去“自由”，会明式的对军人神圣职责的朴素理解及践履等。但由于现代理性的缺失 ，他们最终却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5](P87)萧萧最终抱着新生下的儿子在门前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会明“当真随了好些样子很聪明的军官冲上去了”；柏子从吊脚楼返回河船，得意地 哼着《打牙牌》等歌曲……处于自在状态的生命，在现代环境中存在的悲剧底蕴，透过 这些人生情境透漏出来，给人以无从消解的沉重。
基于对处于自在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沉痛反思，在《边城》中，沈从文奏响了一曲自主 的生命之歌。《边城》叙述的是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小说由两大叙述序列组成，一 是围绕傩送—翠翠—天保三人的关系展开，一是以翠翠—傩送—团总女儿三人的关系为 轴心。车路—马路、渡船—碾坊的冲突与对立，分别构成两大序列叙事的内在张力。这 两组对立的意象，其内涵，分别是包办婚姻(走车路，即请媒人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 做主)与原始的自由婚姻(以向对方唱歌的方式求爱，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金钱( 团总女儿以一座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与爱情(翠翠只是“一个光人” ，除了人，一无所有)的对立。翠翠最终拒绝了“走车路”，默许了“走马路”，而傩 送认定的，不是碾坊，而是渡船。尽管由偶然与误会作成的事变导致老船夫的猝死与傩 送的出走，然而，翠翠却守候在渡口，等候着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在傩送、翠翠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于萧萧等人物的生命存在 方式。在事关自身命运的人生选择上，他们是自主自为的。对真正属人的爱的选择与信 守，使他们拒斥了物质的诱惑与家长的威权，尽管人事的演变阴差阳错，却没有听凭环 境与命运的摆布。难怪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 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P231)
沈从文对生命形式的探寻并不即此为止。在《过岭者》、《黑夜》、《早上——一堆 土一个兵》中，沈从文还从下层士兵身上，发现着中国的脊梁。在小头颅、罗易、老兵 等人物身上，集中体现出源于生命的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雄强精神以及为阶级、民族 的群体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价值观。正如《早上——一堆土一个兵》中那位为守土而战 的老兵，当别人怀疑他是因为“有家”“有土”，才那么勇敢那么猛时所说：
我有田土舍不得离开吗?我有坟土。毛子来了，占去了咱们的土地，祖宗出了多少力， 流了多少血，家门前一块肥土让他们拿去，不丢丑?读书人不怕丢丑，我可怕丢丑，站 不住了，脑子炸了，胸脯瘪了，躺到那炮弹犁起的坑里去，让他烂，让他腐。赶明儿有 人会说：“老同志不瘪，争一口气，不让自己离开窄窄的沟儿向宽处跑。他死了，他硬 朗，他值价。”
从这位老兵身上，沈从文发现了将自己一分力量粘附到民族解放事业上的生命所发出 的眩目的光辉。
沈从文曾经指出，文学艺术的目的，就在于“生命重造”，即用文字将各种生命形式 保留下来，以求得“生命永生”[3](P123)。因而，对生命的探寻与发现，就成为沈从 文创作最执著的追求。在《水云》中，他说：“不管它是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 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 神。”[4](P352)越过对衣、食、男女这类属于“生活”范畴的需要与满足，沈从文在 他构筑的世界里，从普通下层人物身上，发现着他们对爱、正义、责任、尊严、自由的 潜在的渴望与要求。尽管如柏子、萧萧之辈，置身于现代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源于生命 内在潜能的希望与追求，仍没有止息。
这种将人生作生活与生命二分的观点，显出沈从文对人生的心理学把握方式。虽然， 有关人生观的表述文字，沈从文没有使用规范的心理学概念，也不试图建构某种心理学 体系，也不以纯心理学的理论形态获得呈示，然而，其中却隐伏着一个心理学的基本构 架。同弗洛伊德将求生与繁殖看作是人的主要存在的观点相反，沈从文认定人生的价值 ，在于生命。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实现了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超越，而与20世纪 5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方向。
马斯洛心理学是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华生的行为主义之后最有影响的西方现代心 理学思潮。与弗洛伊德将精神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相背逆，马斯洛心理学却以人类中的杰 出人物，即他称之为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并将“自我实现的人 ”和“人类潜力”两个范畴引入心理学。这种“自我实现的人”，其心理构成，除了人 所共有的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空气、水、食物、住所、睡眠、性生活以及因缺失 而产生的对安全、爱与归宿、尊重的需要外，还有着一系列全新的需要，即发展的需要 。而这种发展的需要恰恰是人类的存在价值。它包括着诸如真、美、善、正义、有意义 、秩序、自我满足(自动、独立)等需要。在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研究之后，马斯洛认 定，“真、善、美、正义以及欢乐等等都是人类的内在属性，是人类生理特性的一个组 成部分”。从而，“具有基本的、潜在的而且是跨文化的价值标准”。[6](P100)
将沈从文的人生观——生命观与马斯洛心理学试作比较，便不难发现在下述基本问题 上，二者取同一立场：其一，沈从文将人生作生活与生命二分及各自的内涵，与马斯洛 将人的心理构成分为基本需要与发展需要，基本上是吻合的；其二，同弗洛伊德将人视 为动物的一个种类，与其他动物无本质区别的观点相对立，沈从文认为这种混淆人与动 物区别的人生观为“人死观”，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3](P58)对超越衣、食 、男女的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才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而马斯洛则根据对人的“发展的 需要”的发现，将人类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其三，马斯洛从对印第安人部落的研究中 ，发现了人类的“内在的本性”，而沈从文则是从具有原始特征的湘西世界，发现着生 命的内在潜能；其四，基于对人类潜力和“生命”内涵的认知，确立起沈从文与马斯洛 共有的对人类的信心。正如马斯洛所说：“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 患者、心理变态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 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6](P14)
沈从文生前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曾颇为自得地说：“我对病态心理学很有研究。 ”大约正是由于对病态心理学的探究，才确立起沈从文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而无 论是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刻画，还是对湘西世界生命形式的探索，都见出沈从文与弗洛伊 德心理学的渊源：借鉴与超越。而他的生命观，即超越弗洛伊德的部分，则与西方后起 的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这种关 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生命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参考文献】
[1]沈从文.用A字记下来的事[N].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5-09-04.
[2]沈从文.我的学习[N].大公报，1951-11-14.
[3]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4]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