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凌云: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6 次 更新时间:2015-10-27 23:05

进入专题: 国歌   宪法意义   法律制度  

余凌云  

【摘要】在中国传统中,为烘托气氛,隆重的典礼仪式上少不了典雅庄重的乐章,所以,引入国歌,也顺理成章。只是清末以外交、军队仪式为目的,是外国人有之,吾亦应有之的心态。到民国初年才开始渗透出政治意念,真正认识到国歌能够唤起大家“爱国的念头来”,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从“精神传承”、革命性上寻求现实变革的正当性。清末以来,国歌的频繁更迭,也反映了国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一个政权的符号,体现了统治的正当性。

【关键词】国歌;历史更迭;宪法意义;法律制度

音乐自古有之。乐记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也。”在漫长的历朝历代,国家也制定国乐,多指宫廷音乐,供庆典、祭祀时用。[1]但国乐不是国歌。正如孙镇东所目,“王室统一天下,四夷皆为藩属。当时所谓国乐,不外表扬战功,歌功颂德之作,并无代表国家之国歌”。[2]清末之后,才有国歌。历经北洋政府、袁世凯复辟、国民党执政、新中国,前后共产生(包括文字改动)了八首国歌。早期在用词上,国歌有时也用“国乐”指代。[3]  

自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在先后四部宪法的文本中,国旗、国徽、首都都独占一章,结构略有变化,不过是分条规定还是一条胪列。显而易见的是,在2004年之前,文本上国歌一直付之阙如。

建国初,仅定代国歌,不像国旗、首都、国徽都已陆续确定,1954年宪法不列国歌,也有道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通过了新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修改宪法、恢复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两次人大会议都是就国歌单独形成决议,不入宪。但是,既然都已确定为正式国歌,宪法不做相应修改,似乎理由不很充分。直至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歌才正式写入宪法文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修改说明中仅说了寥寥几语,“赋予国歌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浏览文献史料,其中,尤其是对国旗的研究,学者们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理论品味最浓。相形之下,对国歌、国徽的探讨,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都略显单薄,宪法学上的作品更是未见一篇,或许是因为在功能上它们多为辅助、衬托的缘故吧。纵观我国历史,国旗出现最早,在西方渲染的“国歌时代”,国旗、国歌组合又催生了国歌。国歌可以单独奏唱,却多是用来渲染国旗的庄严,用于升降国旗的仪式。惟有国徽不似那么重要,使用场合也不如国旗、国歌。难怪开国大典在即,急需确定的是国旗、国歌,国徽如不合适,可以“慢一点决定”(毛泽东语)。彼此轻重,可见一斑。

在本文中,我将先梳理一下国歌的发展史。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歌史,皮后锋尚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一篇颇有厚度的论文。小野寺史郎和孙镇东的专著是坊间少见的专门著述。忻平和李静各有一文,很有见地。本文对国歌史的整理,主要借助了他们的研究。接下来,我将分析国歌的宪法意义,然后,概括归纳在不同历史时期国歌的制定机关、程序以及管理上的一些特点。


一、国歌史的梳理

(一)清末的《华祝歌》、《巩金瓯》

最早提议制定国歌的是曾纪泽。[4]他是曾国藩的次子,[5]1787年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1880年又兼任驻俄公使。在很多外交礼仪中需要演奏国歌,清政府却无,颇令人尴尬,“常感缺憾之不足以壮国威”。[6]曾纪泽本人谙熟音律,便自创“国调”,在其使西日记中多处记载他制作的《华祝歌》,[7]并在一次博览会上首次作为中国国歌演奏。[8]

据说,《华祝歌》的歌词如下:

“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德泽敷于九有,

延国祚,天地长久,和祥溱富庶,百谷尽有秋,

比五帝,迈夏商周,梯山航海,万国献厥共球。”[9]

曾纪泽也曾将自己填词谱曲的《华祝歌》上奏朝廷,希望采纳为国歌,却未被准奏。1885年,曾纪泽离任回国,《华祝歌》欲作国歌之事也不了了之。[10]后来,在议论国歌时,曾纪泽的《华祝歌》也被批评,曹广权认为其“声调慢缓”,比利时外交官斐罘认为“此乐声音蝉缓,令人易倦”。

小野寺史郎指出,清政府对国歌的认识和国旗一样,也是出自“与西洋举行的外交仪式中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建设之中的近代军队也受西洋影响,需要类似的歌。[11]陈恒明认为,清末推行新式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制作爱国歌曲教唱,也是促成国歌制定的重要因素。[12]其实,一些知识分子很早就认识到国歌、爱国歌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其中,李叔同的《祖国歌》影响最大。因国歌暂缺,在一些民间场合,也用某些流行颇广的爱国歌来代替国歌。

但是,国歌不像国旗,在清政府看来,之所以要有国歌,仅是出于外交仪式、学校典礼、军旅仪仗等方面需要的考虑,没有解决纷争之急迫,所以,不急不忙,一直拖到1910年才着手制定。

1910年4月,先由礼部左参议曹广权上奏,“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燕集,既自奏其国乐,又必奏公使等本国之乐”,“国乐亟需编制,拟请饬下出使各国大臣,考求乐谱咨送到部,以便会同乐部各衙门,延聘海内知音之士,公同考订参酌古今编成乐律,请旨颁行”。[13]曹广权的建议已流露出了某种现代意识,比如,参酌借鉴西方经验,吸纳知音人士参与,这种理念已比制定黄龙旗时只在几个官僚之间会商要进步了许多。

12月25日,礼学两部会同军谘处、陆军部、海军部议复。准奏之后,从康熙、乾隆时所作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首曲子,礼部聘请清华大学堂京剧专家傅侗改写曲谱,翻译家严复填写歌词,词名《巩金瓯》。当时还未用五线谱,原歌由工尺谱谱之。[14]该国乐专章由典礼院缮单上呈御览,清帝溥仪于1911年10月4日降谕,认为“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15]

《巩金瓯》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这是中国第一首正式的国歌。但数日不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该国歌未待普及,就成遗作,“实际使用此‘国乐’的机会应该不多”。[16]

(二)袁世凯的《中国雄立宇宙间》、北洋政府的《卿云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由教育部牵头,通过非常民主的方式征集国歌词谱。1912年2月,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公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完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当时,教育部在“附告六则”中列明的国歌标准:“一、歌词,一章或三四章均可;二、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三、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

但是,征集并不成功。经教育部审查,“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当时,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曾刊登过两首征稿,

征求社会意见,一首是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又名《亚东开化中华早》、《五旗共和歌》),二沈皆为江苏的教育家。这首歌后被留美学界传唱,[17]—度被误认为是国歌。另一首是沈庆鸿作词、皱华民作曲的《国歌拟稿》,沈庆鸿是清末“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这两首能够选登在《临时政府公报》,至少应为应征歌词中佼佼者,但最终两首都未被采纳。

于是,教育部改为先征歌词,再求声谱。并向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名士约稿,仅章太炎、张謇、钱恂、汪荣宝4人应约提交了歌词。[18]其中,汪荣宝改写的《卿云歌》入选。

歌词为:

“卿云烂兮,乳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歌词前几句采自《尚书?大传》之“虞夏传”,据传为虞舜所作。“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是汪荣宝加上的。在他看来,选用《尚书》,是尊重传统。但原歌词嫌短,而且,民国改制共和,不是尧舜禅让,所以加上这两句,“以表明中华民国的民主和顺应时代之意”。内务部请比利时籍作曲家约翰·哈士东为之谱曲。此歌曾用过一次,是为应付国会开幕典礼之急用,但从未正式公布,外间多未知晓,更谈不上流传。[19]

期间,又有一个短暂插曲。1915年,袁世凯命令礼制馆从速制定“国乐”。由满人荫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国雄立宇宙间》,于5月23日袁世凯批准,“定为国乐”。这是中华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首国歌。荫昌是满清显贵,嗜好昆曲,该国歌的曲调也脱胎自昆曲,王露留学日本,“故此歌后两段多日本和歌之味”。[20]

《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词为:

“中华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巅,

江湖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族开尧天,

亿万年。”

此歌颁布之后,东北、华北各级学校列为必唱歌曲,但不受欢迎。该歌还在教育部审议时,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就曾逐字逐句批驳,指为不通。[21]

1916年袁世凯复辟,为登基典礼,将上述国歌歌词稍事修改,将原来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用作国歌。勋华是指务舜,务帝名放勋,舜帝名重华,借务舜揖让,暗指爱新觉罗王朝揖让给袁王朝。[22]但复辟不久即失败,这首歌也作史存。袁世凯暴卒后,灵柩回彰德安葬,演奏了这首歌。[23]

1918年徐世昌继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沉寂多年的国歌征集工作又重新启动。人们在报刊上继续着对国歌的各抒己见。有关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24]

第一.国歌宜弘扬传统还是现代。当时的众议院议员汪荣宝主张以《尚书》所载、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卿云歌》为国歌,理由是“此种巨制,必须有历史上之根据,足以感发国民之心志,且高尚优美,涵盖群言者,方为合作”。[25]据说,晚晴以来流行一种观点,当下的民主共和,追根溯源,古已有之,尧舜禅让就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起源。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吴研因,一位苏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教师,就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反对将共和制与古代圣王联系在一起的国歌。

第二,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在民初教育部征集歌词活动中,当时投稿之人都受过旧式教育,文辞藻丽,却拗口难懂,甚至有些词汇都不易读。1919年前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文言文被批为“半死文字”,受此影响,教育家邰爽秋也批评当时国歌的曲辞,“是应用的词章,如什么‘宇宙’、‘八埏’、‘浩荡’、‘连绵’、‘华胄’一类的词语,我四万万同胞,那里会个个能懂?”进而主张“歌的辞语,就应当用白话文编纂叫一般无知识的人,一听就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这才是Democracy时代的国歌”。[26]

第三,曲调。当时有些人主张国粹,用中国乐曲,反对西方音调,比如罗伯夔。也有不少人批评国歌应用昆腔,邰爽秋就讥讽道,“转弯曲折,高下杨柳”,“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四万万同胞,那里能个个会唱”?[27]他和很多人一样,主张国歌应当唱起来“慷慨激昂”,“使人生出爱国的念头来”。

李静认为,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由于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究竟应该在国歌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用什么方式表达,却未有定论。争议由此引发”。尊崇传统,不但为中华民国在“精神传承”上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更是一种文化“自立”的象征,表达了一个国家对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28]而当时时局的破败又让人钦羡西方文明,怀疑传统文化。

但是,从有关的讨论看,有一点认识却是统一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同国歌要能够教育、鼓舞、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使人生出爱国的念头来”。其实早在清末,一些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就已流露过类似见解。

可以说,自晚清的启蒙,到了民国初期,已然能够完整认识国歌的宪法意义了。教育部在征集国歌的公告之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国歌者,国家精神之代表也”,“外以表示列邦”,内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其密切”。[29]这种看法比起清末已有实质进步,与西方观念趋同。

至于如何造词编曲,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萧友梅的一席话最值得注意,他说:“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都是国民歌”,[30]“没有选做国歌之前,已经有许多国民会唱的而爱唱的,因为必须这个样子选法,才可以得国民大多数的同意”。[31]观察后来国民党时期的党歌,以及新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都颇合这种思路。

几经讨论未定,1919年11月教育部决定成立国歌研究会,延请文学及音乐专家议决。最后据说还是章太炎提议,[32]选择了汪荣宝推荐的《卿云歌》为国歌,由萧友梅谱曲,理由是,“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其所谓‘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国名政体隐合。”[33]1920年10月,由国务会议通过,19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

《卿云歌》的歌词为:

“卿云烂兮,釓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汪荣宝最后加上的两句“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定稿时被删除,主要是因为“古诗加新词,又古又新,混淆不清”。[34]

对于这首歌,也有不同意见。从思想性上讲,支持者认为,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典范,现今民主共和,也承接着同样精神,从而“为中华民国寻求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但是,反对者认为,《卿云歌》是“帝制时代的歌,不是宜用于民国”。梁启超就曾撰文批评道,“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35]

也有人从音乐技巧上批判,完全西洋式的轻快曲调配以难懂的文言歌词,非常不和谐。[36]就是作曲者萧友梅自己也不很满意。当然,从考据上讲,也有人认为,《尚书》是后人托古之作,真伪存疑。摘为国歌,显然不妥。

留学德国的音乐家王光祈对国歌的主张颇得要领,批判也更显深刻、全面,他说:

“我以为国歌文字方面,至少须含有下列三种要素:

陶铸民族意识。其方法宜在词句上,多多加重感情成分。

须有确当理想。其方法宜在词意上,指示国民将来重大的使命。

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

假如我们持此三项条件,以评论《卿云歌》,则《卿云歌》势将全不及格。”[37]

这首歌据说传唱了很久,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才停止,有的地方,可能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公布以党歌代国歌为止。[38]但是否普及,很难判断,至少在学校得到了相当的普及。[39]*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秘密借款,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法国警察逮捕了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多名学生。为表示抗议,陈毅带头唱起了《卿云歌》。[40]

(三)国民党以党歌代替国歌

1926年7月2日,在国民政府教育行政

会议上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1)由教育行政会议制定国歌;(2)先定文字后定谱;(3)在国歌未颁布之前,废卿云歌等,以国民革命歌代之。

《国民革命歌》歌词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

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国民革命歌》创作于北伐,为黄埔军校校歌,据说是由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一名同志(姓名不详)作词,(还有一说,词作者是廖乾五,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41]曲调取自法国民歌Are you sleeping,中文译名为《雅克兄弟》。因歌词中反复吟唱“打倒列强”,与外交实有不便。[42]以此歌代替《卿云歌》,只是为了宣示革命精神,为北伐应急而已。

国民政府的国歌是由国民党的党歌而来,即《三民主义歌》。党歌的曲调是征集而来,由程懋筠作曲,程为之作和声,歌词是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时的训词。1928年,经戴传贤提议,定为党歌。1929年1月10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核定,向全国颁行。

《三民主义歌》歌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据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回忆,这首训词出自南社社友、时任孙中山秘书、粤人易大庵的手笔。[43]但孙镇东考证,训词是胡汉民、戴季陶、廖元凯、邵元冲等集体创作。[44]

此后,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很多场合,都有用党歌代国歌的事例。1930年3月初,南洋群岛万雅渡中华学校致电国民党中央,询问能否以党歌代替国歌,此事才提到议事日程。[45]3月13曰,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十八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在国歌未制定以前,可以党歌代用。3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全国各级政府遵照”。

1937年6月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十五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以现行党歌为国歌”,并阐述以下理由:

“关于国歌歌词之编制,业经会同审查,佥以国歌之成,必有其历史,现行党歌,为总理训词,自十三年以来,其始用于国民革命军,其继已普及于全国,各友邦亦皆习用,今若另制,转嫌生强。细阅教育部所选各稿,虽各有所长,而亦各有所短,已由国歌编制研究会加以签注。现行党歌意义,所包至广。所有中国立国之大本,均已包涵于三民主义。其中‘吾党’二字,说者以为专指本党而言,以为提议另制国歌之原因。惟‘吾党’二字,依广义解释,与‘吾人’同义。总理手创民国,即以其训词作为国歌,藉资全国人民之景仰,尤为至当。拟请明定即以现行党歌为国歌。”

1947年,民国政府改组,仍然议决,“在政府未颁订新国歌以前,暂仍照旧”。国民党败退台湾,迄今为止,国歌未变。

“党国一体”、“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党歌代替国歌,也属自然。只是有人提议,将“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才比较符合国歌性质,但这个提议没被接受,而是通过解释解决,认为“吾党”也可解释为“吾民”,孔子在《论语》中就三次用到“吾党”一词,本有“我辈”、“我们”、“我们的家乡”等意思。[46]也有人认为,“咨尔多士”是“领袖对下属的谆谆告诫与策勉,与一般国歌包含唱歌者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歌颂与热爱,进而表达自己的决心与愿望的做法是不大适应的”。[47]官方没有回应,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歌词本为训词,这种语调姿态也就难免了。

(四)新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剧本由夏衍创作)的主题曲,田汉词,聂耳曲,这也是聂耳短暂生命中谱写的最后一支曲子。聂耳为了增强歌曲的效果和力度,对原歌词略加修改,一是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增加“起来!起来!起来!”二是将原歌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三是在原歌词最后一句增加了“前进!前进!前进!进!”。[48]

《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名,据杨春霞考证,既不是出自田汉,也不是聂耳起的,因为国歌的歌词只是截取了田汉笔下《风云儿女》男主角、青年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聂耳当时定稿的曲名是《进行曲》。估计是“上海电通影业公司人员在歌曲发表时将歌名改为了主题更加突出、贴切的《义勇军进行曲》”。[49]

在聂耳创作这首歌的时期,不少左翼进步的音乐人已经认识到“歌曲是唤醒全国人民的最佳工具”。刘良模在《民众歌咏ABC》序言中指出,“我们是为民族解放而唱歌”,面对着中华民族危机,“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训练民众,使他们有参加集体生活的习惯和纪律;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组织民众,使他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50]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一经传唱,它那斗志激昂的旋律、摄人心魄的呐喊、振聋发聩的怒吼,感染了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必唱曲目”。陶行知说,它“深刻的节奏喊出大众最迫切之内心的要求”。[51]在定为代国歌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外已广为传唱,后来又衍生出另一些曲名,如《救国进行曲》、《救国军进行曲》。[52]

1949年7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也就是专门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的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歌词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通过启事,向海内外征集国歌词谱。

启事对国歌词曲稿提出了如下要求:(甲)歌辞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辞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辞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53]可见,国家、政权与革命是三位一体的、需要国歌体现的基本要素。

1949年8月6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等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截至8月20曰,共收到应征国歌歌词632件,词谱694首。但皆不满意。[54]因为既能作词又会作曲的人当时还不多。后来第六小组经过商议,决定在文学和音乐界再征集一次,并将稍好一些的制曲试唱,向群众征求意见。但还是不满意。[55]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柯仲平、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与会座谈。徐悲鸿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56]李立三、郭沫若、田汉认为,原歌词应作修改。张奚若、黄炎培、梁思成等委员认为,这首歌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毛泽东、周恩来赞成,表示今后仍要“居安思危”。[57]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58]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59]

1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新华社信箱”中,刊登了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解释,其中写道,“《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60]

在十年浩劫中,田汉受到迫害,《义勇军进行曲》被禁唱,只是在外交场合演奏曲调,不唱歌词。[61]《东方红》实际上成为了“代国歌”。[62]

1978年3月,为填补歌词,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郭沫若草拟新词,经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歌词中有“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63]

新国歌的歌词为: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国歌的歌词显然具有很强的当下政治韵味。对此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鼓舞人心的内容。也有许多人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64]据说该国歌一直流行不开。[65]

1979年6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文艺界代表提出议案,要求恢复原国歌。理由是:第一,原国歌的词曲都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第二,新歌词在思想性和文艺性上都很粗糙。第三,原词作者田汉已平反。[66]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正式定为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2004年3月14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67]


二、国歌的宪法意义

对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国歌,忻平有以下判断:第一,国歌随颁布随废,更替频繁,生命力不长。这与这一时期政局混乱,政权变动频繁不无关系。第二,因上述原因,加上军阀割据,中央政府政令往往不出京门,致各地方民间私撰国歌纷纷流传,一定程度上也抵制了国歌的流行。第三,国歌多是以弘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历史传统为其主旨。但出发点相去甚远。清廷用国粹支持专制统治,袁世凯借尧舜禅让意图复辟,资产阶级革命家用国歌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感,捍卫民主共和。第四,各首国歌都反映了时代思潮及所代表阶级阶层思想的主旋律。[68]

我同意上述判断。我想,如果专注于国歌的宪法意义,应当突出以下三点:

首先,在中国传统上,隆重的典礼仪式上少不了典雅庄重的乐章,以烘托气氛,所以,引入国歌,也顺理成章。只是清末以外交、军队仪式为目的,是外国人有之、吾亦应有之的心态,是为了不失礼。到民国初年才开始渗透出政治意念,真正认识过国歌能够唤起大家“爱国的念头来”,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尤其是当时文化尚不普及,读书识字的人百无一二,学唱国歌、向国旗敬礼,更是一个训练国民、爱国教育的有效方式。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教育部在国歌征集启事中就指出,国歌“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这种认识已基本贴近国歌的本质了。

其次,清末以来,国歌的频繁更迭,也反映了国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一个政权的符号,体现了统治的正当性。因此,国歌由民意机关通过民主程序选定,也更贴切妥当。吟唱国歌,便是在不断地对国家、对民族、对政权表达认同、表明立场、表示忠诚。

最后,可以说,在北洋政府的《卿云歌》之前,都注重传统,从“精神传承”上寻求现实变革的正当性。北伐时期,《国民革命歌》作为代国歌,开始融入了革命性,直接以党歌代国歌,体现了国民党的党政不分、以党治政。普及国歌,渲染的不仅是爱国,还有爱党。新中国时期的国歌,也颇强调国家、政权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以及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三、国歌制定和使用管理上的特点

那么,国歌的制定与使用管理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我们查找了有关文献,近代以来有关国歌的规范性文件,共检索到15件。[69]其中北洋政府时期3件,国民政府时期2件,伪满洲国时期3件,新中国时期7件。因年代久远,上述统计或许不全。但通过浏览,并结合对有关文献的阅读,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印象:

第一,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时期,国歌一般都是由教育部主导制定,交由国务会议(国务院)批准。与国旗不同,不是交给议会审议通过。这既与当时的政局有关,又多少有点应急、民主意识不够等嫌疑,也可能是因为国歌的地位不如国旗重要吧。所以,小野寺史郎得出一个判断,在除“欧美各国”之外的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歌”这个东西似乎并不关乎所谓“国民大多数的同意”,一般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后训练“许多国民会唱”的。[70]直到新中国初建,由事实上代行代议机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确定国歌,才使国歌真正具有了全体国民一体认同的正当性。

第二,国旗一般确定在先,国歌制定在后。不像国旗,平地而起,而是有所借鉴。所以,在国歌制定过程中,讨论一般较为充分,现代的民主意识多有流露,无论是在清末还是民国,都有表征。比如,采取征集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社会名流参与其中,尤其深入。就此而言,总体上有长足进步。国歌的征集、讨论、审议过程,也成为普及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

第三,或许受西洋影响,国旗与国歌的搭配使用已为定式。每个政权都少不了国歌,制定频度不亚于国旗。国歌不止在典礼仪式上使用,更是在集会、游行、示威等各种场合使用。比较起来,政权更迭之后,国旗、国歌的制定往往一前一后,如影随形,还是有主次之分。国徽却少有制定,且使用场合有限,所以,其地位与重要性可能更次之。

第四,清末、北洋与国民政府时期,没有奏唱国歌的仪式要求,至少没有文献谈及。或许,多遵循惯例、常规。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教委、“两办”都公布了有关奏唱的礼仪要求,比较详细。显然,程式化更能营造氛围,使国歌的教化作用发挥到极致,由自发走向自觉。


【注释】

[1]“国乐”,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H_gNPJeEk2wVn-ubEYo2IUu-F1flnluAErDDHtaO-hBILj4FNOLuNR1Zdzl2MrqzWXmc3p7luBBIA3BZrmCq,2015年1月7日最后访问。

[2]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40—41页。

[3]但是,小野寺史郎查找了不少史料,在出使英法意比国大使薛福成的日记中曾提及国乐,驻清日斯巴尼亚公使贾思理给外交部的照会中也提到国乐,但这些国乐是否就是国歌,存疑。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参见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载《近代史研究》第86号,1995年3月。

[5] 一说是长子, 但查询百度百科, 说是次子, 曾国藩长子曾纪第在其两岁的时候因得天花早殇, 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BCu8-94oyirfLphGBGKn9Sx4N2XGE-0m-sJ8Fsyj7gnxTC6QT3angd7hg9QV1NpOctSHFJf_Denbu7enwfbja,2015 年2 月6 日最后访问。

[6]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7]史学上还有一说,是《普天乐》,至于《华祝歌》和《普天乐》是否为同一首歌,尚待考证。http://zh.wikipedia.org/zh-tw/清朝国歌,2015年1月2日最后访问。

[8]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

[9]转引自[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

[10]参见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载《近代史研究》第86号,1995年3月。

[11]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12]参见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198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9页。

[13]转引自[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

[14]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15]《宣统政纪》第60卷,第29—30页。转引自皮后锋:《中国近代国歌考述》,载《近代史研究》第86号,1995年3月。

[16][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8]对于这段史实,小野寺史郎和忻平的说法不一。小野寺史郎认为,向10名士约稿,只有章太炎、张謇、钱恂交稿。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忻平认为,当时收到15件歌词。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19]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20]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21]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22]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3]《中国近代国歌演变:最早的国歌追溯到清末》,载http://www.huaxia.com/wh/gjzt/2007/00689289.html,2015年1月7日最后访问。

[24]有关争论,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126页。

[25]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26]邰爽秋:《对于国歌的意见》,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10月3日。转引自[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27]邰爽秋:《对于国歌的意见》,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10月3日。转引自[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28]参见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29]参见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30]据廖辅叔的研究,“国民歌”,可能是folksong的直译,青主也曾将德语yolksed译为“民间的歌”,当时没有统一的译名,现在称为“民歌”。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31]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的意见——附歌谱的说明》,载《音乐杂志》第1卷第3号,1920年5月31日。转引自[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32]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33]转引自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34]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50页。

[35]参见李静:《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与争论》,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36]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7]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8]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50页。

[39]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0]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1] http://baike.baidu.com/link7urkcl_8nyArXykh_GP8z1N4clLull5xHYQLz8VwoRpOHIIZF7RlxazK1pX0dMxae9micemkSr03ettL6KP1THaZFkK,2015年2月16日最后访问。

[42]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52—54页。

[43]《中国近代国歌演变:最早的国歌追溯到清末》,载http://www.huaxia.com/wh/gjzt/2007/00689289.html,2015年1月7日最后访问。

[44]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54页。尤其是注释49。

[45]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46]参见孙镇东:《国旗国歌国花史话》,1986年再版,第60页。

[47]参见廖辅叔:《国歌琐谈》,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8]参见曾昭铎:《田汉与聂耳》,载《炎黄纵横》2012年第3期。

[49]参见杨春霞:《〈义勇军进行曲〉歌名刍议——以歌曲集〈救亡曲进行曲〉为重点的考察》,载《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第1期(总第43期)。

[50]转引自[美]何稼书:《聂耳的“新兴音乐”创作与30年代的中国革命》,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1]参见杨春霞:《〈义勇军进行曲〉歌名刍议——以歌曲集〈救亡曲进行曲〉为重点的考察》,载《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第1期(总第43期)。

[52]参见杨春霞:《〈义勇军进行曲〉歌名刍议——以歌曲集〈救亡曲进行曲〉为重点的考察》,载《上海文博论丛》2013年第1期(总第43期)。

[53]参见霞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记》,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8期。

[54]参见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曾昭铎:《田汉与聂耳》,载《炎黄纵横》2012年第3期。

[55]参见霞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记》,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8期。

[56]还有一说,是周恩来首先倡议。参见向延生:《周恩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首先倡议者》,载《人民音乐》1999年第12期。

[57]参见曾昭铎:《田汉与聂耳》,载《炎黄纵横》2012年第3期;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58]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59]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60]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61]参见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62]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63]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64]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65]参见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66]参见顾育豹:《叶剑英与共和国国歌的制定》,载《广东党史》2009年第3期。

[67]参见李金明:《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载《湘潮》2010年第1期。

[68]参见忻平:《中国国歌史略》,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69](1)北洋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来自于1915年5月26日的《政府公报》和1921年第3期的《外交公报》,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2)国民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台湾“国史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国史馆”2002年印行)一书。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并结合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以“国歌”为标题关键词)。(3)伪满洲国时期的规范性文件,来自于周光培主编的《伪满洲国政府公报》(辽沈书社1990年版)一书,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4)经查阅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所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均没有找到汪伪国民政府时期和苏维埃政府时期有关国歌的规范性文件。(5)新中国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对“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检索(以“国歌”为标题关键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一书。同时,参考了中央档案馆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并结合了“百度”搜索引擎的搜索(以“国歌”为标题关键词)。感谢施立栋帮忙做了上述统计。

[70]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平衡国民性与民族性:清季民初国歌的制定及其争议》,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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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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