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来:论施蛰存的编辑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5-10-21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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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来  

施蛰存不仅是30年代颇有影响的现代派作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在1926至1936年的 十年间,施蛰存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个书店,即“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 书店”;主编了多种文学刊物,如《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 《现代》、《文艺风景》、《文饭小品》、《现代诗风》等等。作为编辑,施蛰存继承“五 四”传统,以开阔的视野,广泛引进世界文学和现代精神,为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作出了贡献;施蛰存以其特殊身份在他创办的书店和杂志上传播马克思 主义思想、出版革命书籍、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客观上为革命文学的发展尽了力量;他在 办刊物的过程中,扶植和培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特别是施蛰存主编 的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以其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办刊方针,形成自己的特 色,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1]。这些,必然使施蛰存在现代编辑史上占有一 席之地。

    一、对外国文学的广泛引进

20世纪,世界各民族文学在逐渐交流和融合中,外部交流取代了内部交流,世界文学意识 日益觉醒。而此时的中国文学,则开始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五四新 文学运动,最集中,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2 ]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引进而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学 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进程中走向现代化的。

施蛰存在他30年代的编辑活动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精神,继续做着引进外国文学 的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其特点之一是计划周密。他在与朋友一起开办书店和刊物时,出版 了 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刊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坛信息。他们这一时期的引进与 “五四”时期相比,已有很大区别,这方面主要的是他们对引进外国文学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他们试图系统地、有步骤地将外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分别介绍进来,使国人不但对外国 古典 文学,而且对近、现代文学,尤其是对刚刚出现的现代派文学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

“水沫书店”专门制定外国文学的出版计划,其中有日本、奥地利、美国、苏联、德国、 英国等国有影响作家的著作,这在当时也是较大规模的。他们所办刊物,外国文学作品和外 国文坛信息的比例占了刊物的二分之一。这其中大型文艺综合性刊物《现代》可以作为一个 例证来说明这个状况。

《现代》是施蛰存独立主编的最大的文艺刊物,最能体现施蛰存的办刊思想和艺术特色。 当现代书局的张静庐请他出任《现代》主编时,他便有意将《现代》办成“万花镜”,做好 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

上海当时的情形正如张静庐所说:“淞沪协定成立后,第一位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因闸北 总厂被敌机炸毁,东方图书馆也遭了殃,……整个的事业,都停顿下来了。”[3]在这样的 情形下主编《现代》,施蛰存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他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现代》杂志 的发展两个方面考虑,认为引进外国文学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每期所刊翻译文学作品和外国作家作品介绍,以及国外文坛信息,占刊物篇幅近 二分之一。其中《文艺画报》有四分之三是外国图画,《杂碎》栏目百分之九十是介绍外国 作家作品,《文艺情报》是百分之百的国外信息。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全面、迅速地了解世界文坛动态,施蛰存不遗余力。《现代》几乎与 世界同步地反映了世界文坛信息。在一卷四期的《编辑座谈》中说:“我又想在本志上每期 加一点关于外国文坛的通信。需要居留在外国,了解现代文学,而又能写简洁明净的中文的 同志来帮忙。现在拟定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日本六国。”

“外国通信”专栏开辟后,施蛰存又设计出版外国文学专号。他说:“我原先计划从第五 卷起,每卷第六期编一个外国文学专号。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预备为第 六卷第六期的《苏联文学专号》打掩护的。”[4]第五卷第六期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 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最大的文学专号,全书四百多页。为了编辑这个专号,施蛰存组织翻译人 员三十多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专号内容涉及到美国现代文学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 批评、作家介绍及文坛动态等许多领域。施蛰存为这个专号撰写了三千多字的导言,通过导 言,我们可以看出施蛰存对外国文学介绍的重视。他说:“在这里,我们似乎无庸再多说外 国文学的介绍,对于本国新文学的建设,是有怎样大的帮助。但是,知道了这种重要性的我 们,在过去的成绩却是非常可怜,长篇名著翻译过来的数量是极少;有系统的介绍工作,不 用说,是更付阙如。往时,在几近十年以前的《小说月报》曾出了《俄国文学专号》和《法 国文学研究》,而替19世纪以前的两个最丰富的文学,整个儿的作了最有益的启蒙性的说明 ,那种功绩,是我们至今都感谢着的。不幸的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便简直不看见有继起 的,令人满意的尝试;即使有,也似乎没有超越了当时《小说月报》的那个阶段。……这一 种对国外文学的认识的永久的停顿,实际上是每一个自信还能负起一点文化工作的使命来的 人,都应该觉得惭汗无地的。于是,我们觉得各国现代文学专号的出刊,决不是我们的‘兴 之所至’,而是成为我们的责任。”由此可看出施蛰存世界性的文化视野和精神。由于施蛰 存的努力,受益的不仅仅是30年代的读者和作家,这个行为有着跨时代意义,新时期以来对 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各文学流派的突起,不能说与施蛰存当时的努力没有关系。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的特点之二是兼收并蓄。在施蛰存开办的书店里,既出版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著作,也出版外国各流派作家的著作,水沫书店一边出版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和日本 革命家批评家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一边出版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新 郎 的感想》、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二青鸟》、美国作家约翰•李德的《革命底女儿》、辛克莱 的《钱魔》、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等等。期刊也是广泛延揽诸家作品, 如《现代》上既有法国作家伐扬•古久列小说《下宿处》、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安娜珍丝加 》、匈牙利作家莫尔那的《钥匙》,也有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池谷信三郎的《亲事》;既有法 国写实主义作家茹连•格林的《克丽丝汀》,也有法国现代派作家柱第该的《陶尔逸伯爵的 舞会》等等。文坛信息,既有《高尔基在苏伦多》,有《萧伯纳在莫斯科》,也有《十一谷 义三郎》、《池谷信三郎自叙传》;既有《巴黎艺文逸话》,也有《最近的意大利文学》。 在施蛰存编辑的丛书和刊物中,东欧等弱小民族的现实主义作品与西欧、英美的现代主义作 品杂揉并存,使中国的读者和作家开阔了视野,了解到世界文学的千奇百怪和异彩纷呈。

施蛰存引进外国文学的特色之三是现代意识。他说:“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 上是和他们文学发展保持同步的。”[4]施蛰存搞出版办刊物选择取向是“现代”,他说: “我们办《现代》杂志,所以我们要选择美国刚刚流行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当时刚起来 ,在美国是新兴的刚刚出名的作家。所以我们办的《现代》杂志,大学里读外国文学的学生 很欢迎。这些作家,他们大学里没有读到。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很传统,很旧的。读了四年 英国文学,读来读去还是迭更斯,莎士比亚。”[4]《无轨列车》上刊有戴望舒译的保尔• 莫郎的作品,施蛰存说:“保尔•莫郎是当时法国时髦的作家,那时到中国来,所以形成一 点风气。他是法国第二流的作家,但东西写得很好,很漂亮,手法很新。”[4]

德国雷马克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部描写这场战争的小说,1 929年1月在德国出版五个月内,发售了60万册,英译本出版后,在四个月内发售92000册, 法译本在十一天内发售72000册。这是一部轰动全世界的书,施蛰存以其敏锐的触角决定尽 快出版汉译本。他请了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林语堂的侄子林疑今翻译此书,并与戴望舒一起 带了五听白锡包纸烟到华文印刷所找经理和排字房头,使书稿不到十天就排印出来,五个月 内再版四次,共12000册,是1930年的中国出版界销售外国文学译本的最高纪录。

由于施蛰存在《现代》的努力,30年代在我国文坛再次形成外国文学引进的高潮,这对中 国 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对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培植和推介

施蛰存做编辑期间,促成并培植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现代主义流派。他所办的书店和期 刊成为中国现代派文学家的摇篮。

中国最早的现代派诗歌的勃起与施蛰存的推介密不可分。戴望舒是施蛰存最好的朋友,他 们曾在一起翻译外国现代派诗歌并且写现代诗。戴望舒最初的现代诗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零 星发表,并没有引起读者注意。施蛰存就在自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个诗集《我 的记忆》。因为《我的记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施蛰存说:“第一是因 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的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 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 观的需要。”[5]硬挤上诗坛的《我的记忆》引起读者的注意,“《我的记忆》出版之后, 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 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 ,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 得 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

为了使戴望舒的诗产生更大的影响,施蛰存在他主编的《现代》上,从创刊号开始就连续 刊出戴望舒的新诗十五首和其他现代派诗多首,还及时登出《望舒诗论》。这是戴望舒去法 国留学动身的前夜,施蛰存从他的随记手册中抄取的,施蛰存希望注意戴诗的读者,能从这 初次发表的诗论中感受作者的诗情。戴望舒的诗和他的诗论,与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完全相 反,很有些标新立异,在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都有读者向书店访求《我的记忆》。 这时,《现代》第三卷第四期又刊登杜衡的《望舒草序》。对戴望舒的诗作了客观、中肯的 评价。同一期,施蛰存为《望舒草》拟了一个广告,这份广告其实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诗评。 广告词高度评价了戴望舒的诗;“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新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的诗 的人,都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 ”

这之后,施蛰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表明《现代》的诗已在诗坛引起注意,产生影响。 同时,有人认为《现代》的诗看不懂,是“谜诗”,且没有诗的形式。对于这些问题,施蛰 存在《现代》第三卷第五期的《社中谈座》中作了解答,他说:“诗从韵律中解放出来,并 不是不注意诗的形式,这是从一个旧的形式转换到一个新的形式。所以,《现代》中的诗, 读者觉得不懂,至多是作者的技巧不够,以至晦涩难解,决不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但 读者如果一定要一读即意尽的诗,或是可以像旧诗那样按照调子高唱的诗,那就非所以语于 新诗了。”施蛰存的解答,引来了更多的读者来信,仍有“不懂”、“不理解”之类。于是 ,施蛰存又在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独白》栏内发表了一篇《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 》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 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这实际上是一篇关于现代派诗歌的宣言书。施蛰存在这里将现代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区别开 来,告诉人们,我们所处的是都市现代风景,所以,感受的也是都市的现代感情,诗的形成 就必须是现代的诗形。施蛰存的这段话其实是对诗坛的一种挑战,因此掀起了30年代的一场 诗歌革命。于是,有很多人模仿戴望舒的诗,形成蔚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潮流。施蛰存把当时 的情形写信告诉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 在 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大都是你的徒党,了不得呀!”[5]同时,施蛰存也加紧对戴望舒的鞭 策和鼓励:“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2]施蛰存 的培植和推崇,对现代派诗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其次是对现代派小说的推崇。施蛰存不仅在他开办的书店和主办的刊物上出版和发表了大 量的外国现代派小说,而且发表了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很多作品,并对其新 的技巧大加赞赏。在《现代》二卷一期的《社中日记》中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 ,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可贵的。”“《上海的狐步舞 》 一篇,是他从去年起就计划着的一篇长篇中的一个断片,所以是没有故事的。但是,据我个 人的私见看来,就是论技巧,论语法,也已是一篇很可看的东西了。”中国现代派小说因为 施蛰存的极力推崇和身体力行的创作而初具规模。

    三、对左翼文学的认同和支持

施蛰存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1]。虽然他在艺术上钟情于现代主义, 积极培植中国现代派文学,但因为他思想政治上是同情革命的,所以对左翼文学他实际上一 直是支持的。

早在1928年他就与冯雪峰、戴望舒等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很有革命的味儿的刊物《文学工 场》。刊登的文章是左倾的,后因‘太左倾’而夭折”。之后,他又与刘呐鸥等人办第一线 书店,办半月刊《无轨列车》,继续刊登革命进步的文章,冯雪峰的《论革命和知识阶段》 就是其中之一。《无轨列车》也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止”[2 ]。第一线书店停业后,他们就搬家重新挂牌“水沫书店”,继续出版左翼作家的著作,如 胡也频的《往何处去?》,柔石的《三姐妹》。1929年春,在冯雪峰的建议下,还出版了一 套鲁迅参与拟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计十二种,鲁迅担任四种,冯雪峰担任四种。 施蛰存说,“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 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打好基础。”[4]

施蛰存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他在思想上是同情革命倾向左翼的,与左翼作家相知相通。 早在1928年,北京形势紧张,他不仅将避难的冯雪峰接到松江家中,而且给冯雪峰筹钱帮助 在京革命青年离京,给予左翼作家很多帮助。施蛰存说:“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 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4]

1932年,施蛰存出任《现代》杂志主编,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选中他也因为他不是左翼 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并且对无论那一方面都没有仇隙。这就决定了《现代》必须采 取中间路线的先天性。虽然施蛰存鉴于现代书局办刊宗旨和以往文艺刊物的出版情况,决定 不偏不颇,不欲取咎于左右,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但在实际运作中,《 现代》是倾向左的,因为他不拒绝左翼作家的作品,而绝不接受国民党作家。

《现代》发表了很多左翼作家的重要作品,30年代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几乎都在《现代》发 表过作品。如茅盾的《春蚕》、郭沫若的《离沪之前》、洪深的《香稻米》、张天翼的《洋 泾浜奇侠》等等。特别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在很不寻常的情形下刊登的。1933 年2月7日,是柔石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牺牲两周年的日子,鲁迅写《为了忘却的纪念》。在 这篇文章里,鲁迅说出了五位被害青年的姓名、被害的地点和时间及被迫害的情形。这是以 前从来没有公开透露的。鲁迅这篇文章曾在另外两个杂志搁了好几天不敢用,最后才转给施 蛰存。虽然当时形势很紧,但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不但立即 刊出,还向鲁迅要来柔石的照片和手迹,刊在同一期《文艺画报》中,画报上还配了一幅珂 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另附鲁迅的照片,题曰:“最近之鲁迅”。

《现代》还及时地刊发左翼文坛信息,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珍贵的资料。如1932年11月13 日至28日,鲁迅返北平省亲,在北京五所大学进行演讲,也就是所谓“北平五讲”。施蛰存 托北京的朋友帮他弄到演讲的照片和剪报,在《现代》杂志的《文艺画报》中开辟了一个专 栏《鲁迅在北平》,及时地让上海读者了解鲁迅的情况和当时的文艺动态。

1933年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务党特务逮捕。在各报刊都保持沉默的情况 下,施蛰存率先在《现代》三卷二期的《编者缀语》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指桑骂槐” 地斥责蒋介石的法西斯暴行。三卷三期《现代》,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 丁玲女士》。并告诉读者丁玲仍然“存亡未卜”。

美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到上海,《现代》迅速作出反应,在《现代》二卷五期刊发萧伯纳 在上海活动的图片,三卷六期又发表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等文章予以宣传。

施蛰存在《现代》的成功运作,使之成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这在当时绝大多数刊物停刊 的情况下,为左翼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白色恐怖形势下,施蛰存客观上为左翼 文学的出版和发表,提供了一个公开的阵地,《现代》因而被国民党称为“半普罗”。

由于施蛰存的努力,使《现代》的发行量创下了当时期刊之最。张静庐说:“《现代》— —纯文艺月刊出版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第一年 度的营业总额从六万五千元到十三万元……现代的信誉与营业日益隆盛,民国廿一二三年间 ,已是全中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3]

施蛰存兼容并蓄的办刊宗旨,是他成功的基本条件。“五四”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刊物 ,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者,组织一个学会, 或社,办一个杂志。每一个杂志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大概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 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分歧之后,这个杂志就办不下去。《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 》,都可为例子。”[4]施蛰存的《现代》则不同,它召引各方文人,是一个综合性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万花镜,是许多现代文学名著的摇篮。不同倾向的作家,不同倾向的理 论,不同倾向的作品,在同一刊物上并存,这是中国现代办刊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正如施蛰存的诗中所吟:“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螬衔红蕊蜂衔粉,来助青 春一日忙。”“殊途未必不同行”,《现代》表现出了一种现代期刊中少有的开放的胸襟。   施蛰存还有诗云:“十里洋场聚九流,文坛新旧各千秋。”这一办刊字旨,使30年代的上 海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施蛰存及其在《现代》的努力,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 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使中国30年代的文学继承五四优良传统,在国内,彻底打败了旧文学 的反扑,使新文学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在国外,不但广泛介绍吸纳外国文学 的精华,而且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开始走向世界,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正是施蛰存及其《 现代》的努力,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才迅速崛起,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 受 得到这种影响。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编辑座谈[J].现代,卷(3)(6).

[2] 曾小逸.走向世界文学:导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M].上海:上海书店,1938.

[4]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 施蛰存.施蛰存七十年文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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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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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黄石)2001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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