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星明:试论新感觉派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5-10-19 2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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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星明  

   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带有为“新国民”而“新文学”的目的。伴随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激流,在30余年的起伏奔腾中,为我们勾勒了一条由封闭、保守、僵化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轨迹。在这股激流中,革命现实主义是其主潮,革命浪漫主义是其最重要的补充。主潮之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家的进步作品,包括一些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作家的创作,也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我们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历程时,30年代一度流行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就曾对中国小说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涉及到作品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方面。

   文学作品内容的现代化,指的是它和时代发展潮流的贴近程度和历史进步性。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其对封建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否定和对民主、科学品格的追求,配合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自然,现代文学纷繁庞杂的众多作家作品中,进步性和价值度是参差不齐的。凡在思想内容上参与、支持、倾向、同情反帝反封建任务,积极暴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恶,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文学,在内容上就可以给予基本肯定,视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了有益的努力。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上品味不高,某些作品在价值取向上道德感稀薄,自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容就没有积极的、有价值的成份。大致说来,新感觉派小说在内容上的积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病态的城市生活,描写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以及人们精神的疲倦和灵肉的堕落。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这本小说集中,描写的场景多是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豪华别墅、海滨浴场、特别快车等。《新文艺》2卷1号在介绍《都市风景线》时说:“呐鸥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显然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刻要抬起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这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杜衡在评论穆时英时也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前进的,这是时英。”〔1〕穆时英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注视的重心同样是病态的都市生活的描写。施蛰存也创作了《薄暮的舞女》、《失业》等都市小说。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较多出现始于30年代。茅盾、楼适夷等是一类的代表,他们站在进步的阶级立场上,瞩目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解剖都市病态的政治和经济,试图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另一类都市文学就是新感觉派作家描写都市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们注目的重点是畸形的都市生活,展示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灵肉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虽然在这种展示中作者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这种生活作出道德的审判并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作品艺术化的描写中,看出作者对这种空虚、无聊、人异化为没有道德感的走兽的生活的否定倾向。刘呐鸥的《礼仪与卫生》中,礼仪标准和卫生标准在反传统外衣下已走上荒谬、堕落的歧途。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通篇由几个电影分镜头似的画面组成,富人的侈糜放纵与贫苦人的凄惨遭遇构成强烈的对比,敏锐地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主题。《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描绘了洋场生活的放浪、荒唐:“法官没有理性”,“上帝进地狱”,“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 老练的女人全预备了kissproof的点唇膏。”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丧失了其存在合理性的世界,同时,作品中插入《夜报》上“东三省的义军还在雪地里同日寇作殊死战”的报导,更是触目惊心地揭示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和无耻”的社会现实。应该说,新感觉派作家们对洋场社会罪恶的暴露是深入骨髓、直逼心灵的。

   第二,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畸型繁华的都市中,富人们恣肆淫逸的生活是建立在下层人们的贫穷和苦难的基础上的。新感觉派作家们的笔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在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漩流中,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舞女、小职员、体力劳动者的无助和辛酸。《手指》中的茧厂女工翠姐儿,两手被滚水浸爆,脓血模糊,身子被打得臂断腿损,不几天就被折磨致死。《失业》写一个洋行小职员被解雇后的慌乱、焦虑和无助的心情。《薄暮的舞女》中的舞女素雯,欲摆脱舞女生活而不能,不得不用快乐的假面具罩住凄凉的心。《上海的狐步舞》中,安排了两组反差极大的画面:一面是富豪人家道德沦丧、肆意挥霍金钱,放纵情欲;一面是建筑工人被砸死在工地上,已经4天没有饭吃的婆媳俩, 为了活命,婆婆替媳妇拉客。在强烈的对比中,鞭挞与同情不言自明。

   都市的腥风秽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扫荡着都会诗人的田园梦。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涉步文坛的新感觉派作家,当他们还是在物欲横流的浊流面前睁着疑惧的眼睛的未入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都市千奇百怪的风景带给他们较多的还是惊恐和不满,虽然有时也流露出某些投身其中的下意识的渴望。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出灯红酒绿、放纵物欲的病态都市生活的腐朽性,并在展示中给予了一定的批判。虽然,由于他们缺乏先进的世界观,看不出社会发展的正确方面,这种展示和批判,还只是直感的展览和道德的困惑,缺乏理性的深度,但其中却也包含着积极的、可以肯定的品格,那就是否定这种腐朽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现代文学的主流有了契合点。同时,新感觉派作家们是一群地道的都市之子,和他们所描写的现代都市生活有着紧密联系,时刻感受着现代大都市灯红酒绿的漩涡的诱惑,因而他们对这种生活的观察、感受往往更深切。他们的作品中,对这种都市病态生活的描写往往较左翼同类作品更真切可感,为读者认识这种腐朽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感性材料。文学现代化的重要目的,在于推进国民的现代化。民族新生的土壤需要消除滋生、繁衍丑恶的病菌。展示丑恶和病态,揭示它们存在的不合理性,正是文学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挣扎在都市生活漩流中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下层人们的同情,也体现了他们这部分作品的民主品格,和文学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是在某些心理分析作品中,以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照古今人物的心理,展示种族、地位、道德、宗教、金钱等与性爱的冲突。新感觉派作家的这类作品中,有些是为写性心理而写性心理,并不切合生活的逻辑和时代的要求。在内容上对文学现代化起到正面作用的是其中一些反封建意识明显的作品。如在《圣处女的感情》中,两个年轻修女久被压抑的爱欲被一位陌生的漂亮男人唤醒后,“灵魂的震荡”按捺不住,在梦中实现其爱的满足。然而现实中宗教伦理的压抑,使她们又不得不重新带着“潮湿的眼珠和沉重的心”,请求主宽恕她们的罪过。《鸠摩罗什》写到了教规戒律和情欲的冲突,大德高僧终于抵挡不了情欲的诱惑,“日间讲译经典,夜间与宫女伎女睡觉的智者鸠摩罗什”,认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

   现代文学中有许多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反封建作品,但这些作品多是把人置于社会关系中,描写封建礼教、金钱、门第观念对自由恋爱的压制和摧残。创造社作家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一批有意识地描写黑暗现实对性本能的压抑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沿着创造社作家的路子,对封建礼教、宗教戒律和金钱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进行透视,写出了一些心理分析和反映社会生活结合得较好的作品,表现出对封建意识和金钱罪恶的批判,构成了现代文学反封建潮流中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正面的支持作用。新感觉派作家对人的本能欲望和性心理的分析,也是较为含蓄和委婉的,许多论者所指的放纵肉欲的色情化倾向,只是极少数作品。研读他们的作品,我们注意到,其对性行为的描写多是隐喻式的,一般并不直接描写性过程,艺术化的倾向还是超越了庸俗化的倾向的。

   新感觉派作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贡献,表现在形式上的意义要远大于内容上的意义。

   所谓文学作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指的是表现形式的创新度、开放度及与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的适合度。新感觉派登上文坛,既是上海这个畸形发展的洋场都市催生的结果,又有其中、外文学发展、影响的背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新兴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仍未能改变其幼稚状态,文坛盛行着“公式化”、“脸谱化”的作品。由于对新兴普罗文学的距离感和文坛停滞状态的不满,一些人便“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2〕。此时, 对日本新感觉派深有了解的刘呐鸥对日本新感觉派的介绍和自己接受新感觉派影响的创作迅速牵引着穆时英、施蛰存等同向新感觉派倾斜,终于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新感觉派。他们学习外国新感觉派及其他现代派文学的经验,对小说的审美形态、叙述角度、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都进行了一些卓有实绩的探索,表现出较强的创新度、开放度,这和他们所要表现的现代大都市生活是适宜的。

   传统的审美形态是以平和、健康、优雅、崇高为美,西方现代派文学撕毁传统的审美规范,大量描写丑,病态、荒诞成了现代派作品审美的主要视角。中国现代文学中,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较多地涉笔病态人生的描写,但他们的作品的主导倾向,还是浪漫主义的感伤一脉,其自怨自艾的感伤情绪,对现实人生的愤激态度,不甘沦落的反抗精神,以及对祖国强大的热切呼唤,使他们的审美出发点基本上还是归依于传统审美形态,而有别于现代派文学以“丑”作为文学的主要审美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接受西方现代派的审美形态,大量描写病态,以“丑”为美的,是新感觉派。那大都会的一切病态,诸如侈华的大饭店,迷乱的舞厅和酒吧,疯狂的跑马厅、赌场和夜总会,淫荡的妓院和海水浴场,放纵地追求物欲满足的男男女女,占据了他们的主要审美视域。正如刘呐鸥所说的:“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就是战栗和肉欲的陶醉。”〔3〕即使是写古代的人物,他们着力挖掘的也是古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审美追求。施蛰存的《石秀》就是典型的一例,一个血腥残暴的肉体凌迟过程竟被写得充满美感和诗意。问题在于,丑本身并不美,写丑的目的,在于贬丑扬美。由于新感觉派作家作品中惩戒意义的不强,让人不免怀疑他们有展览丑的热情。然而,他们以开放性的态度,学习西方现代派的审美法则,毕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审美形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其探索创新的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新感觉派小说特别强调感觉的审美表现。他们的作品大多采用作品人物的内视角,由人物视角表现其直觉感受、心理活动及情绪的波动,作者对文本的干预降到了最低限度,情节的起承转合主要由作品人物的心理来组织,因而造境更为真切。传统小说基本是整理了的逻辑化的情节流,而典型的新感觉派小说大量出现的是一种意象化了的感觉流。他们舍弃平面的表现和纯客观的写实,代之以立体的直接的表现和主观的写真,从作品中人物的感觉出发,将内在的感觉外化为鲜活的意象,然后以繁复跃动的意象、变幻迷离的色彩等构成立体的、生动的感性画面,绘声、绘色、绘境,即刺激人的神经又激发人的想象,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对街景的一段描写,把卖晚报孩子的叫卖与周围鞋店、酒馆、商店的霓虹灯光的闪烁变化综合起来描写,意象的繁复叠加,声、光、色、形诸种可感因素交互作用,各种感觉复合沟通,再加上幻觉和想象,使读者如临其境,感觉到半殖民地大都市畸形的繁华和紧张跃动的气氛。像这样的例子在新感觉派作品中俯拾即是。

在新感觉派作品中,外界景物不再是以原始的、自然的形态进入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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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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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宁)199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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