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忠: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15-10-24 2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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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忠  

   如果说新感觉派文学在中国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那么,这一文学流派中的几位代表作家能走到一起,却有着许多偶然性。他们本是分处四方,各奔前程,只因在文学创作中为寻求新的路径,变换写作手法,逐渐趋于同一的方向了。在人生的某一时间阶段内,他们由于艺术眼光、审美趣味及其社会意识、生命体验等方面的接近,而产生了一些私谊。密切的交往和文学风格上的类似,自然会使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自觉的同人社团。但是,既然世界上每一片绿叶都不尽相同,更何况一个个活生的人、一个个崇尚创作个性的作家呢。所以,在把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三人作为一个流派整体,予以论说之时,我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不同。至少在介绍这一流派的形成之前,先确立起这一意识,是有必要的。

   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在没有集结为一个流派时,分别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他们的家庭背景、文化教养,以及性格爱好等都有着许多个体差异。这虽然没有妨碍他们一度成为志同道合者,可还是决定了他们不尽相同的文学创作道路,甚至最终也因之而决定了他们的分流和散伙。正是鉴于这一想法,我在研究这一文学流派时,先把眼光朝向了他们各自的早年生活情况。

   刘呐鸥生于1900年,祖籍台湾省台南县新营,原名刘烂波。他自小生长在日本。二十世纪初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已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空前繁荣。而大正时代(1912年起始)在思想意识方面出现了“大正民本主义”和“大正自由主义”,艺术观念上随之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当时兴起了民艺运动,即希望从民众日常生活的杂器中发现美来。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方兴未艾,得到许多人的应和。①大正时代又恰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期”,产生了许多名作家,丰富多彩、风貌各异。从自然主义小说到唯美派文学,从“白桦派”运动到新思潮派文学。乃至更具日本文学特点的心境小说或 称私小说,均在这时期纷纷登台亮相,热闹非凡。②推想起来,刘呐鸥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多少会受些影响。在种种的文学性刺激下,大正时期崛起的日本新感觉派显然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日本的左翼文学亦有较大的发展。直至昭和时期(1926年起始)左倾的作家和作品在日本颇有声势。这对于正处在求知求学阶段的刘呐鸥肯定也会有所作用。他曾在东京青山学院攻读文学,又是毕业于日本应庆大学文科。他的文学修养和爱好,就在那时逐渐得以形成。刘呐鸥的日语能力自不待说,其英文也很好,而日本翻译界又素以“快、多”著称。这使他既能够直接阅读一些文艺作品,又可以凭借译文广泛涉猎西方新近出版的各类书刊,及时了解世界文学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对于象征主义,印象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新潮的文学流派,他自然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给于关注。这样,他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中,形成了他一定的文艺观念。也对他日后的创作方向作了一定的导引。

   刘呐鸥的家庭大概也是比较富裕的,他出入于被视为“上等、体面”的社交圈子,往来于一些绅士淑女之间,这种生活内容及生活情调,肯定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成为他写作的库存。并大致划定了他小说的题材范围。优越的生活条件既保障了他多方面培养自己文艺情趣的需要,能大量地购置书籍供其随意阅览,从中寻找新鲜和奇幻。但也让他耽于享乐,厌烦艰辛的探求,难以执着。他的创作激情之所以会那么快地就消失殆尽,似乎和这种性情也不无关系。刘呐鸥对电影艺术的爱好,也是在这段生活中养成的。切割交潜的蒙太奇手法,和富有刺激性的声、电、光、色,对他的生活和创作都曾构成了一种特色性内容。他的小说中常有色彩感和动态感,其实正运用了不少电影的表现技巧。而刘呐鸥的人生风景则在不断的切割交替中也变换着不同的色彩。

   二十年代中期,刘呐鸥带着大量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来到上海,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班,并结识了先他进入该校的施蛰存、戴望舒、苏汶等人。由于大家都热衷于文学创作,很快就一起酝酿,创办了《无轨列车》半月刊。刘呐鸥因有家资的支持,拿出了许多钱办起“第一线书店”。从此他便开始了一段文学生涯。

   施蛰存生于1905年,原藉浙江杭州。其父是清末秀才,担任过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文牍,后在松江任织袜厂经理,算得上是个白领阶层的人了。③父亲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给过施蛰存一些影响。这从施蛰存小时的做诗习文上能看得出来,八岁前,施蛰存在苏州醋库巷居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会稽籍的保姆常和他坐在庭园内的桂树下,教他琅琅上口的山歌,“历匝月弗穷”。④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熏陶,给幼时的施蛰存以许多精神的育养。但在这童年,施蛰存“也好象担负着什么人生的悲哀”,因为“没有小伴侣”,“一向生活在孤寂中”,幽晦的鸦鸣也使敏感的他生出几份感伤来。⑤《上元灯》一集中的感伤气息,似可追寻到这一儿时的情感体验。

   施蛰存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现松江二中的前身)读了四年书。那个学校的师资极强。几个国文教师和英文教师,给施蛰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中的文风很盛,但施蛰存在同学眼中,文名算是高的了。⑥有人给施蛰存当时做的一首旧诗,批上了“神似江西”四字,使他倍受鼓舞,起了“做诗人的野心”。⑦施蛰存此时偏爱李长吉诗,还模仿了不少李长吉似的险句怪句。可见,施蛰存后来想在小说创作中独辟蹊径其心理动因,实可追溯到这时来探讨。

   新文学兴起后,施蛰存反复研究了新诗,但对胡适的白话诗不以为然,对郭沫若的《女神》颇有好感。此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登载了俄国的小说,这引起了施蛰存创作小说的兴趣。于是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投向了《觉悟》、《礼拜六》、《星期》、《半月》等刊物。有的居然被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这时逐渐地开始了。

   从这时期他所发表的近十篇文章来看,虽说还比较稚拙,但施蛰存的平民意识已初步形成,其创作手法也是写实的。《恢复名誉之梦》可作为这批作品中的代表。但我私心里更喜欢《采胜纪》这一篇,不仅因为这小说中具有反封建的主题内容,还在于其中描写少男少女情感心理的细致微妙。这几乎开启了《上元灯》一类小说的先河,值得提及。

   1922年,施蛰存自费出版了100本小说集《江干集》,收取了二十四篇作品。这些小说全写得平实,记叙了一些普通的人和事,反映了作者当时的一些社会认识。作为最初学习写小说的一个总结,施蛰存自己也不怎么重视它们。他的兴趣很快又为西洋诗所吸引。从海涅到司宾塞,又转而吟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一年多的时间,他迷恋于这些作家的作品,还翻译、模仿着写了一些诗篇。

   1922年中学毕业,施蛰存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结识了戴望舒等人。后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退学转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就读,和丁玲是同学。上海大学中有不少教员是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瞿秋白、茅盾都曾在这里授课。施蛰存和戴望舒常去茅盾的家里谈天和讨教问题。⑧由此更多地了解了一些革命的思想,政治上也渐渐趋于左倾。1926年,施蛰存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和戴望舒,苏汶朝夕相处。三人共办了小型刊物《璎珞》,先后出了四期。施蛰存在《璎珞》上发表了小说《上元灯》和《周夫人》。与其同时,三人又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间或在夜晚去散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戴望舒和苏汶因人告密,被捕下狱,施蛰存恰巧回松江而幸免于难。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他们没再恢复组织关系。因三人都是独子,多少有些家庭顾虑,也想在文艺活动方面,保留一些自由主义。冯雪峰当年理解这些朋友们的思想情况,把他们看作是政治上同路人,在私交上保持了朋友的关系,并在艺术观念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影响。

   这时,施蛰存对于文艺的兴趣和认识比较混杂。在中国诗中,他喜欢李贺、李商隐,也喜欢黄山谷、陈三立。在外国诗中,他喜欢哈代、夏芝,也喜欢惠特曼、桑德堡。刘呐鸥带来的一些日本出版的文艺新书及他的一些文艺观点,也对施蛰存不无影响。⑨1928年春,冯雪峰因逃避追捕来上海,和戴望舒、苏汶一起住在施蛰存松江的家中。他们四人拟办一份刊物《文学工场》,第一期已由光华书局打好纸型,终因内容过于左倾,书局老板不敢付印。施蛰存准备刊登的是小说《追》,描写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场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拟苏联式革命小说”。后来由小沫书店印行单行本后,也遭到了禁止发行的命运。在这第一期的《文学工场》上,最触目的要算冯雪峰化名画室写的文章《革命与知识阶级》。此外还有戴望舒的较有革命意识的诗作《断指》,和苏汶的译文《无产阶级艺术底批评》。这一期的纸型,施蛰存珍藏多年。第二期的《文学工场》亦已编好,共有七篇文章。冯雪峰译的《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又赫然在目,另有苏汶表现工人罢工内容的小说《黑寡妇街》、戴望舒的诗《放火的人们》等。⑩这份不及刊出的文学杂志,正表明了施蛰存和他的朋友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里,曾是具有过怎样的一种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

   在《新文艺》尚未创办之前,施蛰存已经有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写作经历。他在创作上的探索早已开始,并有了一定的艺术积累。和新感觉派中其他两位主要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相比,施蛰存的文学功底显然要深厚些,这在他早期的文学生涯中已可见出端倪来。

   关于穆时英,现在能提供他早年生活情况的材料并不多,只知道他生于1912年,是浙江省慈溪县人。父亲是银行家,在宁波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商人。他本人随父亲来沪后,在上海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他向《新文艺》投稿时,尚是光华大学的学生。按理说,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对下层社会的了解不可能太多;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民间的话语方式,尤其是对劳动人民的口语也不会有熟练的掌握。然而,穆时英在他的第一批小说中,恰恰运用了下层人物的生活语言,叙述了一个个流氓无产者的故事。甚至表现了贫富对立,阶级反抗及至革命造反的主题内容。有人说他是“鬼才”,主要指的是他那种表现新感觉派风格的创作能力,我想说的是,穆时英一登上文坛便带着某种不可思议性,他的早慧,他的与众不同、刻意求变的特点,都已有了展露。

   从他的小说故事中,从一些细节描写里,我揣测出,他的大学该是和工厂区离得不远。下了课,在茶馆里坐坐,可以见到三教九流的人物,从茶客们的闲聊中,能听到发生在市民社会里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同时,在各色人等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这个场所,既能从碎言片语中感受到一种市井情调,又可在人们的交谈闲语中得到一种不同于上流社会的语言知识,包括那些粗俗的俚语,带有痞子气的谈吐方式。穆时英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西服革履、倘徉其间,自然不一定能真正地结交几个下层社会的人物为自己的知心朋友,但他表现出来的对于穷人生存状况关心的态度,倒是可能使他和一些人有了较多接淡的机会。像《黑旋风》、《咱们的世界》里,那个没露出真面目的听者,不就是靠着这种态度,得到了说话者的信任,从而记下了对方的人生故事吗?所以,仔细想想穆时英之所以一开始就能写出那些描写下层社会状况的小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置信的。这和他在大学生活时期,能有机会走出原来的生活圈子,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或许是大有关系的。

   依我的经验,茶馆里除了一些唠叨的老者,健谈的闲人,大都是些豪爽不羁的汉子,他们性格外向,胆量也大,在那个时代也许会染有江湖气,带着某种侠士的遗风。穆时英常和这类人物相处,对他们怀有兴趣,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了。因此,他一开始写小说便以他们为作品的主人公,以他们的不无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作为故事情节,就是一种必然了。施蛰存曾说过:“穆时英先生的为人和他的写文章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和谐的。”(11)就这一时期而言,他的作品显然比较本色地反映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和生活内容。

在穆时英求学的时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口号已经响彻云天,劳工神圣的思想也已广为传播,阶级对立、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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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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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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