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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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  

   20世纪的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无法脱离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一种是民族文化传统, 一种是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于汪曾祺而言,有关他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一直是评论 界的研究热点,已经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与中国古 代文化的渊源关系。把汪曾祺视为传统型作家,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已成共识。但有关他 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关系,却很少有人涉及。以致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汪曾祺对民族 文化传统的审视与选择是“士大夫文人”意识的流露与显现,甚至有人直接将其称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就好象汪曾祺并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思想意识似乎与五 四新文化传统并无深刻的内在关联。这不仅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同时也不符合其生命历 程和创作实际。因此,本文试对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关系作一些剖析与阐释,从 而透视其文化意识构成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住与意义。

       一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其幼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虽然他的家乡 远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但他所受的新式教育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尽 管在汪曾祺的许多自述材料中,更多地描述了他少年时期对《史记》、桐城派古文、归 有光散文的喜爱,但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是两本现代小说,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 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这是他随父亲在乡下躲避战火时读到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对汪曾祺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汪曾祺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 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1](286)这种影响与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不同的。《猎人笔记》所写的是俄国农奴 主的残暴和农奴的悲惨生活,表现的是现代的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而《沈从文小说选 》所写的则是新的、美的、健全的生命存在状态,诉诸于汪曾祺的是现代的人性意识。 而社会历史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正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但在二者之间, 对汪曾祺更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是《沈从文小说选》,他对沈从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认同感和亲近感。后来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与此有直接的关系。[2](50)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出现的一所特殊大学,由国立清 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联合而成。在烽火连 天的战争岁月里,这里是五四新文化气息最浓的地方。汪曾祺所在的中国文学系,先后 做过系主任的就有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罗庸。除二罗是语言学家外,其 余三位都是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时的教授中又有钱钟书、沈 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冯至、卞之琳等等。谢泳曾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源于大学 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最终的承传恐怕非靠大学不可。西南联大在抗战中所坚守的正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将校园视为追求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独立 家园。”[3](78)汪曾祺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思想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环境里成长和成熟 起来的。在西南联大,他不仅成为沈从文的高足,同时也深受闻一多等人的喜爱和器重 。汪曾祺在74岁高龄时写了一篇《闻一多先生上课》,其中有一段话说:我颇具歪才, 善能胡诌,闻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 书报告,……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 曾祺写得还好!”[1](30)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汪曾祺涉猎了大量的外国文学。 尼采、叔本华、萨特的书他都读过,A•纪德、契诃夫、阿索林、弗金妮亚•沃尔芙、 普特斯特的小说,对他的早期创作有直接的影响。[1](288)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一开始 就有了多种文化的观照和相对宽阔的艺术视野,他是较早地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与传统 文化结合起来的作家。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到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1](359)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一向很注重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认为文学的发展无论哪一 种思潮流派都与新文学的传统分不开。我们在强调新文学的传统时,对于发生在大学校 园内的新文学传统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常常把新文学的传统泛化,只要想拔高 作家和流派的地位,总要将新文学的传统拉上。其实文学传统和学术发展的传承有相似 性,不进大学很难把握传统的真缔。[3](77)汪曾祺正是有了早年西南联大的影响,才 能在80年代初期写出《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列完全不同于多年来流行的政治意 识形态话语的作品。给大部分在完全割断传统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以很大的示范和启 迪作用。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文学发展,延续的是解放区文学的传统,弥漫着浓烈 的战争文化意识,当时的主流作家是工农兵出身,大部分知识分子作家被迫放弃了写作 ,60年代中期以后,新文学传统基本上已经中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汪曾祺在西南 联大的前辈和校友已很少有人从事文学创作了,沈从文早已“转业”,穆旦被打成右派 于1977年含冤而死。大概除杜运燮又开始写“朦胧诗”(其实是九叶派诗风的延续)外, 恐怕只有汪曾祺在搞创作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西南联大在中国历史的转折 关头,对五四新文化传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汪曾祺便是新文学在当代小说写作 中唯一纯正的承传者。

       二

   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但五四新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反 帝反封建,崇尚批判现实的启蒙使命,而汪曾祺的作品,却很少逼近火热的现实斗争。 在民族解放的烽火年代他写的是《戴车匠》、《落魄》、《鸡鸭名家》等小说,其思想 内容与当时的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去甚远。在新时期的改革浪潮中,他写的又是四十 三年前的“梦”和旧时代的故乡风俗画,同样是一种“边缘化写作”。因此有人说:“ 他对五四传统精神有着某种局外人的超然。”[4](93)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要说明 这个问题,必须重提五四新文化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已为大量的文献材料所证明。作为新文化一 翼的中国新文学它必然带有启蒙的色彩。但是新文学的启蒙意义不仅表现在它以文体的 变革来适应启蒙的需要,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工作。而且表 现在它用白话文建构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摆脱了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代圣贤 立言”的陈腐观念,使文学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这 两种意义,陈思和先生将其称之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5](31)陈先生 指出:这两种新文学的启蒙在性质、宗旨、任务上都有很大差别。“启蒙的文学”是传 播新思想的载体,它的旨意在于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服务,因此它所承担的是一种 非文学的任务:诸如把时代的主题演化成创作的思想主题,教育民众,唤醒民众,把社 会上出现的某种现象作为创作的目的加以表现,通过艺术形象为社会问题寻找答案,以 起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功用等等。这多半是思想领域、哲学领域,或者是社会 学才有的题目。本该通过教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来完成的,但在百废待兴、民 众尚且外于昏睡之中时,文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 做出了它独特的贡献。而“文学的启蒙”,则是以新文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 的旨意在于建设起20世纪的美感形式与审美精神。启发读者对美的敏感与重新发现,进 而提高和更新民族的审美素质。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美的敏感,很难说这个人的生命还 有什么活力,差不多是行尸走肉;同样,一个民族的审美精神处于普遍的麻木状态下, 民族的生命力也会枯萎。文学的启蒙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充实了新文化的启蒙意义。[5]( 33)

   这两种启蒙意识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新文学发展的两个侧面。尽 管二者在20—30年代产生过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但它们一直是同时并存的。40年代的 战争硝烟以及“战争文化规模”的兴起也没有完全弥盖这两种文学启蒙的声音。因此“ 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两种传统贯穿于整个新文学的发展过 程之中。“启蒙的文学”的代表作家有:沈雁冰、巴金、叶绍钧……;“文学的启蒙” 的代表作家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他们在两个不同的侧面为五四新文学做出 了不朽的贡献。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高足,走的自然是“文学的启蒙”的路子。沈从文同周作人和废名 一样,注重于文学的审美形态,反感于文学的标语口号倾向,反对那些完全从抽象概念 出发,而忽视文学的艺术特性的创作。对于这样的创作,他曾尖锐地讽刺道:“因有了 主义,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味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与20世纪中国某公 馆厨子不相干的事。”[6](191)他希望作家努力制作“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 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努力制作“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 ,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富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他希望作家应该有 “对于一切人性的认识或了解——这认识或了解不特是社会、经济的,还应当是生理、 心理的。”[6](191)他认为当时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内容和观念上都差不多的根本原 因在于:只记着“时代”而忘了“艺术”。[6](192)沈从文所指的“时代”,实际上是 “革命”和“政治”的同义语。因此,他不希望青年作家们只记着“时代”,就是希望 他们不要受当时左翼文学所宣传的政治观念所支配。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一个“ 共同观念”下抄来抄去而保持各自不同的艺术个性。汪曾祺受沈从文的直接教诲,他在 西南联大所写的习作,如《异秉》、《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都远离当时的政 治主题,表现的是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有别于传统的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因此 ,得到沈从文的特别喜爱与关注。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沈从文推荐 发表的。1946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汪曾祺的《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 子是用毛笔揩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被蠹虫蛀了 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1](256)

6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也是在沈从文的鼓励和支持下创作和出版的 。当时汪曾祺刚刚摘掉右派帽子,沈从文得知后在病床上写信给汪曾祺,鼓励他不要放 弃写作:“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 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2] (144)这里的“理解”实质上就是指对“文学的启蒙”传统的理解。此时,“战争文化 规范”已经遮蔽了整个文坛,沈从文已搁笔多年,但他依然对汪曾祺寄予厚望和满怀信 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变来变去却又到另一时辰会变回去。写作上的‘百花齐 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 是写下去吧,工作如做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2](145)于是,汪曾祺在极其艰 苦的条件下写出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沈从文十分高兴,迅即把作品推荐给《人民 文学》的萧也牧看。其时萧也牧也因他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和杂文《“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有感》打成右派,被编辑部控制留用,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汪曾祺的 小说,并脱口称赞:“这才是小说”。不仅及时送审发表,而且还主动找到中国少年儿 童出版社,建议他们约汪曾祺再写两篇,编成一个小说集出版,出版社接受了萧也牧的 建议。于是1963年1月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得以出版。[2](161)《羊舍的夜晚》所写 的不是重大题材,不是颂歌,也不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严格拷问,而是以牧歌式的描写 ,展示了四个农村孩子的向往与追求。平淡自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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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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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泉州)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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