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粟: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4 次 更新时间:2015-10-14 23:19:27

进入专题: 汪曾祺   京派   小说  

管粟  

   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在《北京文学》上发表,旋即引起了巨大反响。作品完全 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意识的束缚,叙述了一个青春无邪的故事,用清新质朴的 语言,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明净和谐的世界。《受戒》不仅与“十七年”间出现的小说、 “十七年”形成的小说创作模式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隔膜,就是在80年代初的文坛,它 也表现出格外醒目的异质性。处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两大潮流裹挟下的当时 中国文坛,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的沉郁气氛,汪曾祺却独辟蹊径,写 了“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非功利性主题、非重大性题材、非典型性人物、非时代性 路线,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无疑是对沿袭多年的所谓正统小说观念的一次试探性的冲击 和小心翼翼的颠覆。正是由于能够在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热潮中特立独行,汪 曾祺才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文学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

   新时期,汪曾祺通过对“梦境”的描绘跨入了小说创作的辉煌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3 0年代,废名、沈从文这两位京派的代表作家就很喜欢把自己的小说与“梦”相联系。 因此,汪曾祺并不是新的小说美学观念的开拓者,而是一种久违了的文学精神的复活者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线索,就会发现: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断 而复续中,汪曾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可以说,汪曾祺是通过“旧梦重温”把一 个久被冷落的文学传统——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新时期文学的面前。汪曾祺是怀着 一种小说家的深深的责任感登上文坛的,他要“体验由泥淖至清云之间的挣扎”[1]。 虽然似乎总是被生活的波涛十分随意地抛来卷去,但他却从未随波逐流。寂寞也罢、喧 嚣也罢,冷落也罢、关注也罢,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坚持以自己的生命体 验关照现实人生,在混沌的沧海世事中一次次洗尽铅华。

       一

   汪曾祺的文学探索之路是从他踏入西南联大的那一刻开始的。传统浓郁的家乡氛围、 士大夫的家庭环境以及文弱善良的个性气质,这些因素都促使汪曾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选择了这片相对宁静的空间——这所被称为京派文化大本营的特殊学校。“先是作为沈 从文的学生,而后成为‘西南联大校园作家群’的一员,四十年代后期又是以沈从文为 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2],其40年代的创作活动始终与沈从文有密切的 联系。汪曾祺不仅在沈从文的直接教授和影响下成为京派新人,还与沈从文、张爱玲、 路翎……一起,共同担负起坚守这片文学圣土的使命。在战争的废墟上,在政治高压和 商业狂潮的冲击下,这批执着的艺术追求者面对以刻画人物为创作中心、以塑造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为最高创作目标,追求戏剧化效果的主导小说潮流,开始了一种逆向性 思考;他们自觉反叛这种30年代就已确立并风行于40年代的正统小说理论,提倡并且身 体力行“以个人生命体验为背景”、“保存原料意味”、“散文化”的现代小说;他们 试图打破这种保守的小说模式,使创作面向传统和历史开放。正是由于这批坚守者的不 懈努力,40年代才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五四以来激烈对立冲突的那 些文化因子,外来的与民族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似都正找到了走向 ‘化’或‘通’的途径”[3],中国的新文学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全面成熟。而汪曾祺的 这颗文学的种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播种并生根发芽的。

   作为初试锋芒的年轻人,汪曾祺1947年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短篇 小说的本质》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于现代小说的一种期待和理论设计。他大声疾呼, “我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 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在其理想中,小说应该向“纯”的方向走去,成为一种比 较轻巧的艺术,它能够吸收诗、戏剧、散文的一切长处,成为一种“能够包融一切,但 不复是一切本来形象”的新艺术。三四十年代的京派作家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文学态 度,他们拒斥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对文学发展的干预或影响,同时杜绝商业社会对新文学 的污染及金钱利润对文化创作的支配。然而,京派从来就未曾忘记艺术创作与现实人生 的本质联系,只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深沉、冷静的方式来介入这个时代。他们希望通过“ 道德的美学的途径”[4],使战乱中失去了灵性、动物化了的人性和民族精神得以重铸 ,完成人生观的再造。在这篇类似宣言书的文章中,年轻的小说家自命为一念红尘而堕 落人间的半仙之人,要不断体验由泥淖至清云之间的挣扎,在人间的卑微与凡庸之中发 现诗意,求得永恒不变的美与真。文章的最后,他为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一个短 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这种文艺化的表 述方式似乎并不能传达出确定、明晰的小说观念,但它确实表现出一个年青人对艺术顽 强追求的热情与勇气。

   重读汪曾祺40年代的作品,或许我们会感到有些陌生。与80年代相对纯净、统一的艺 术风格相比,其早期的小说显出更强的实验性,创作思想既开放、活跃,又不免有些散 乱、驳杂,融入了多种艺术技巧的尝试,小说文体显示出多样化的色彩来,其大致可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有意识地使用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创作,受诗化小说和意识流影响 的痕迹相当明显。在《小学校的钟声》中,他尝试用意识流的手法,写即将离开家乡在 小镇遇到一个小学女同学时含含糊糊的情绪;《复仇》则不重于结构故事,而意在描述 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命体验;还有《礼拜天的早晨》等,都是这类作品。第二类呈现 出浓郁的乡土色彩,显现出散文化倾向。如《老鲁》、《落魄》、《鸡鸭名家》,篇幅 都相对较长,有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并极为看重营造一种淡雅而朦胧的氛围,通过对意 境的渲染,对感觉、印象的描绘,来构筑浑然的人物形象。第三类篇幅短小,可称之为 “小品型”小说。有些失去了完整的故事内核,许多被公认的小说特质已经消失。在《 职业》一文中,全篇都洋溢着孩子“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叫卖声,初读之,简直就是一 幅写意的市井生活画。到了80年代重登文坛时,第一类作品则消失,汪曾祺大量创作的 是第二类、第三类的作品。其在创作实践中手法逐渐成熟。汪曾祺在40年代明显受到了 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影响:他从契诃夫、阿左林那里吸取了写生活的技巧,从纪德那 里获得了“纯小说”理论的启迪,并且接受了吴尔芙有关短篇小说应包融一切及主观真 实的论调。他不排斥象征手法的运用,也不拒绝意识流的尝试,主动吸收现代派的艺术 技巧。汪曾祺曾明确提出: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应当是像《亨利第三》与《军旗手的爱 与死》那样的[1]。汪曾祺试图融汇东西方的美学思想,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 眼花缭乱的新手法、新技巧去冲破封建的戏剧化的主流小说模式,打破小说与诗歌、散 文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式的现代小说形体。这不但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 地,而且也为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

       二

   然而遗憾的是,建国后的文学发展并没有从这个起点直接向前迈进,30多年来,中国 文学走着曲折坎坷的路,“其中一大教训是它拒绝了四十年代除延安文艺以外的新文学 遗产”[5]。随着沈从文被迫停笔调入故宫,转而成了研究古代服饰的文物专家,那支 在三四十年代生生不息、一直被高擎着的京派的精神火把,就这样熄灭了。但历史好像 有意要保藏这颗文学的火种,京派传人汪曾祺成为40年代新文学成熟时期崛起的青年小 说家在80年代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源自于废名、沈从文的京派创作风格流派,在多年 的衰微、中辍和断续之后,经由汪曾祺接力式的承继,在新时期的小说格局中又复活了 ,并且这不仅仅是勉强维持的接续,汪曾祺以其小说创作的实绩显示了这种文学精神的 生机与活力。

   进入80年代,当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中走出来,作者可以用笔自由地表 达自己的情怀时,汪曾祺也没有去触及当时十分流行的“文化大革命”题材——不趋新 求奇、不迎俗媚时,是他褪不去的京派本色,在30年代的京派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少见 “九一八”的狼烟与“一?二八”的烽火。他没有背着沉重的社会负累,去历数伤痕, 反思历史,而是倾情于已经逝去了的往事,放眼于往往被人忽视和冷落的生活角落,投 笔于别人不大涉及的偏僻一隅。他不执意于从正面去拷问现实,而是通过对平凡人物的 命运遭遇的关注以及对社会风情和市井民俗的描绘,来认识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价 值,实现意义的新发现。30年前这位初试锋芒的小说家自认为是堕入泥淖的自谪之仙, 而今30年的人生经验已使他悟得:当站在对此岸世俗生活审美的、人性的、生命的体验 的基础之上,去关怀人性,就会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发现人的价值。真意出 于民间,不必追寻到天上,人间自有充满诗意的清云之境;最高的审美境界应是“暧暧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是如《论语 》里所讲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这样富于人情味的、审美的态度[6]。于是,其早期作品所透露的那种带有悲观 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迷惘、苦闷、寂寞的情绪,在80年代的小说中 都消失了。汪曾祺在40年代曾写过《职业》、《异秉》两篇小说,80年代,由于这两个 文本均已散失,他就以同名、同题材又重写了一遍,这不仅是文学史上十分罕见的例子 ,也为我们考察其思想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文本。40年代的《职业》表达了对 一个过早失去自由而被职业所固定的孩子所感到的不平。《异秉》是写小人物的可笑和 可悲悯,王二的发达被解释为“大小解分清”,给人物涂上了悲哀、荒诞的色彩,但是 我们要想从80年代的文本体味出这些情绪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感到后期《职业》中的 孩子并没有因被束缚而失去天真和童趣。后期《异秉》虽然故事的主体没变,可讲述者 变化了,如同睿智的老者在传达人生经验,“大小解分清”重写时被处理成一桩记忆中 的趣事,对人生的荒诞感的无可奈何的质询被温和的嘲谑所取代,并且行文不再是一种 悲悯的情调,而是寄寓了对人物的同情。30年后再提笔创作,作者的态度、情感已被包 裹了起来,只是在对往事故人的诗意描绘当中,在“风俗画”细致入微的笔触里,流露 出他对古朴生活的眷恋,他是希望小说能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 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

   经过几十年对文学的思考和酝酿,此时的汪曾祺已经滤去了青春的浮躁,他的现代小 说观念也变得清晰、成熟。他又一次为小说定义:“小说应该就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 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7]人世的风景大都熟视而常居,可要达到 “知”的层次,也绝非易事。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进入不到感受和体悟的境界,不能把 外在的人生转化为内在的深蕴,那么一进行小说创作就会捉襟见肘,达不到艺术自由状 态的想像与虚构;只有把握住生活的“神”,才能挥洒自如,随意刻画其形而不失原味 。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和作者的情感都经过反复的沉淀 ,除净火气,这样才能形成小说[8],这一点继承了京派小说在题材上追忆往事的模式 。他的作品多取材于那个已经消逝的年代,《故乡人》、《故乡往事》、《小学同学》 ……作家在回忆的河床中沙里淘金,闪光的是颗颗圆润光洁的珠玑。童年时期高邮的生 活情景,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昆明的遭遇,经过作家不断地去粗取精,不断地锻铸自己的 艺术感受和艺术素质,从其笔端汩汩流出的,就不只是往昔的生活景象,更有净化了的 主体的自我反省与人生体验。因此,时代的隔膜、地域的界限,并没有拉开欣赏主体与 文本的距离,在简约的文字中,我们领悟到的是经世不变、咀嚼不尽、诗一般凝炼的生 活韵味。

       三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9],以和谐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对人生的最深意义 的展示,最合适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汪曾祺   京派   小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887.html
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06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