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安: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5-10-14 22: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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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科安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散文家。他作为本世纪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京派”文学的传人,其散文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特征。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只有散文,却是土产,渊源有自,可资借鉴汲取的传统很丰。(注: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他的散文就是极好的承载了中国文人儒道思想相融相济的精神特点,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学创造。

   他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古文化渊源甚深,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汪曾祺说:“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注:汪曾祺:《我的家乡》)他的家是一个带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开明地主之家。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贡”,治家有方,自奉甚薄,爱好古董字画,曾亲自教他《论语》和书法。祖母是一个勤快的人,一年四季忙不停,善做各种风味吃食,为他日后对饮食文化的精到品味和赏鉴起了很大的影响。(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是一位“通才”从各种运动到摆弄各种乐器,以及画画,刻图章,无不精通;并且为人随和,手艺灵巧,善于给孩子做各种玩意儿,诸如 荷花灯、纺织娘灯、西瓜灯、风筝等,是个“孩子王”。因而汪曾祺说:“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注: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从小还喜欢出入街上两旁的店铺,“到银匠店里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他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手艺人的生活方式,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注:(20)汪曾祺:《自报家门》。)可见,汪曾祺从小就置身于“无可排除”的传统文化之中,这些势必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的形成。汪曾祺虽然年轻时迷恋过尼采、叔本华、萨特等西方哲学思潮,但他却能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其主要思想仍然体现为内儒外道的特点。

     一

   汪曾祺的个性偏于阴柔和平淡,是个“平和的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莫过于“中庸”之道。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极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中庸”之道:“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太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不大”、“不小”,“正合适”,也就是“适度”,这反映了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传统文人心中的审美尺度。这种“中庸”的美学观,自然排斥那些属于“崇高”审美范畴的东西。《泰山片石》是这样夫子自道的: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在这种“中庸”思想的主导下,汪曾祺甚至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得出相当有趣的“蛮式”妙论: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时中”的“时”,是流变不居,“中”是应变的原则,二者一变一常。如何调适此变与常,使变不失常,是“时中”的真义所在。这就是说君子的“时中”之道,就在于有顺应时宜,处理问题时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是“圣之时者也”。(注:《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中庸”之道的重要精髓还在能“审时度势”。汪曾祺把这一“中庸”精神换个通俗的说法——“随遇而安”。当有人关切问他当“右派”这些年怎么过来,汪曾祺却颇为平静地回答:“随遇而安”。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

   我觉得汪曾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汪曾祺,就在于他有这么一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支柱。说来也是啼笑皆非的事,汪曾祺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直至1979年,他才与“右派”的影子告别。但他挺住了,而且活得很好。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而形成这一人生态度,可追溯至他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汪曾祺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讲述自己寄宿在昆明民强巷时,已落拓到极点。没床,睡在一块高高的条几上;被面不知去向,只好无论冬夏,都拥絮而眠;没烟抽,只好又从地上拣起较长的烟蒂,点上火再抽两口。但精神上,他却很充实,过得很自在,写一些“空灵”的文章,“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这类的虚无飘渺的胡话”。尤其晚年回忆昆明而作的《跑警报》,更是把当时联大学生“随遇而安”精神写得栩栩如生,传神逼真。联大学生面对侵略者的敌机“空袭”,不是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是泰然处之,见“机”行事。借“跑警报”之机,发生了不少谈恋爱、拾金子、洗头发、煮莲子等浪漫故事。这说明了,联大学生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显而易见,汪曾祺的“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也有消极因素。关于这一点,他说:“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随遇而安》)这段话分析得恰如其分,十分精辟,也是我们分析他“随遇而安”思想所持的科学态度。

     二

   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了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怀抱。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恰恰是西方文化最缺乏的东西。它不必像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汪曾祺在不少文章中屡次谈及自己与儒家思想的精神联系。他在《自报家门》中分析道:“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可见,汪曾祺亲近儒家,乃是看到儒家在人伦道德的践履中,表现出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这构成了汪曾祺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我以为这一现世品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的广泛乐趣,一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

   汪曾祺对生活的热爱,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先谈他的第一兴趣点。汪曾祺笔下的烹饪文化之精妙,让人大开眼界,饱尝“口”福。简直可以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相提并论。如《故乡的食物》列举的食物,多得令人咋舌。从家中的“炒米和焦屑”、“端午的鸭蛋”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野禽类的“野鸭、鹌鹑、斑鸠”和野菜类的“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无不一往情深,款款道来。以描述名闻天下的高邮咸鸭蛋为例,看看汪曾祺是如何倾注他的笔墨的: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出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

   汪曾祺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月是故乡明”的心态,至情至性,颇为风趣。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此言不差,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

   各地的风俗民情,也是汪曾祺笔下乐意表现的另一个话题。汪曾祺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注: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风情名物所弥漫的民间,后来在北京工作,他还曾编过几种“民间文学”的刊物。因而,他对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对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力和农民式的幽默诙谐,颇为着迷,并写进自己的作品中。如他对北方农村水母宫内供着水母娘娘很感兴趣。因为这位娘娘的装束,完全是一个农村小媳妇:大襟的布袄、长裤、布鞋。她的神座不是什么“八宝九龙床”,却是一口水缸,上面扣着一个锅盖,她就盘了腿用北方妇女坐炕的姿势坐在锅盖上,她是半侧着身子坐的,不像一般的神坐北朝南面对“观众”。她高高地举起手臂,在梳头。这“造型”是很美的。这就是在华北农村到处可以看见的一个俊俊俏俏的小媳妇,完全不是什么“神”!老百姓之所以尊她为神,传说是这样讲的,有一位神仙为了感谢这位媳妇不顾自己到老远担水的辛苦而给人解喝,赠了一根马鞭在水缸里提水。有一天,小媳妇住在娘家,早起正梳头,就听有人报信,她婆婆家村淹了水,小媳妇一听:坏了!准是婆婆把马鞭子拔出缸外了!她赶忙往回奔。到家了,急中生计,抓起锅盖往缸口上一扣,自己腾地一下坐到锅盖上。嘿!水不涌了!水退后,她接着梳头。汪曾祺赞叹道:

这位小媳妇是值得被尊奉为神的。听到婆家发了大水,急忙就往回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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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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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合肥)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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