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5 次 更新时间:2015-09-20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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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摘要】如果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我特色”,那不是神经病吗!我相信外国人看到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会觉得很可笑。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才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现代社会主义,我们发现了这一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激励无数人的向往和奋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从科学变成了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是“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第一个词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甚至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如果说“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那么可以说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现代社会主义。

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中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苏联长期所采取的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人的基本权利没有保障,计划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率。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有着90多年历史、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最终解体。受苏联控制或者影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


中国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到现代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地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早在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4年宪法就明确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英明而务实地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工业化正是现代化的核心,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就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变革是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质是器用现代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尽管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然而,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赖技术引进和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将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合为一体,表述了全面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

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在苏联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因为作为弱者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护身符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能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的某个国家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作为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任何理论上的弱者都可以以“特色”来将强者拒斥于万里之外。

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我们需要以大国形象展示在国际舞台,我们不可能“不争论”,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既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也可能获得“他信”,我们再也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他信”的道路,也让更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如果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我特色”,那不是神经病吗!我相信外国人看到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会觉得很可笑。任何真正有个性的人、有特色的制度、有独创性的理论都不会特别宣示特色,而是宣示其普遍性。中国的发展已经足够自信有一个自信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


高举现代社会主义旗帜

我们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来表述“现代社会主义”(modernsocialism),这是本末倒置,我们需要正名,名正则言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修饰语。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肯定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同,这是不用强调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由于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不同,美国的现代化和法国的现代化也肯定不同。“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修饰语。“现代”既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仅包含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还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

现代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征程。中华民族要复兴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复兴中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挑战中国的表面上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侵略,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华传统文明的挑战。我们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超越,一百七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现代化一直是鲜明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等等都是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观念表述。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现代化的重大变革此起彼伏。我们曾经发起过以器用现代化为核心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人们认识到仅仅器用现代化不能救中国,于是就有以制度现代化为核心的戊戌变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种种乱局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仅器用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还不足以完成现代化的使命,人的价值或者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试图从人的观念或者价值的现代化开启启蒙运动。然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启蒙注定要被救亡所替代,因为国家不自由,国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鸦片战争之后真正政治上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是非自主的中国试图在中国传统社会基础上完成现代化,试图建立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那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现代化是自主的中国试图建立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现代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存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私有制从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自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至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必然要经历工业化,也就是现代化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苏联在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英明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如果我们将苏维埃政权看作共产党领导,全国电气化看作现代化,那么列宁的公式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这就是在不发达国家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跳越过。现代化是认知上的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转变是从专制政治到立宪政治。现代化瓦解了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关系,从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转变到工业社会中的互赖关系。

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现代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起到号召其他不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只是讲“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既有中国特色方面的发掘更应有普遍性的提炼。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


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现代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们所向往的社会,根源在于人性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二元一体。现代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为价值,建构立宪党导制的立宪政治新模式,以共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满足人民对幸福自由的向往,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二元一体。资本主义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社会主义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我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既具有利己性也具有利他性,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体,利己性是人的个体性,利他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体,人与人区别在于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多少,制度的功能在于是激励人的利己性还是利他性。人的个体性要求消极自由权利,人的社会性要求积极自由权利,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二元一体要求共同自由。

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共同自由。毛泽东时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价值是“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价值是“共同富裕”;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新征程,基本价值是“共同自由”。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和谐状态。

现代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共有制经济。共有就是共同享用或者享有,是在最终消费品意义上的。共同享用是广义的。狭义的共同享有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共同享用一种物品或者服务。例如,夫妻两人共同享用一套房屋,市民共同享用一座公园。广义的共同享用包括每个人拥有一个物品和狭义的共同享用。例如,班上每个人都有一个苹果,我们说班上同学共同享有苹果。我国每个家庭都有房屋居住,我们说所有家庭共同享有房屋。狭义的共同享用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每个人的共同享有是人的个体性的追求,广义的共同享有既满足人的个体性又满足人的社会性。共有制经济建立在二元价值论基础上。价值既有发现的价值又有创造的价值,创造价值又包含在生产上的创造和节约交易成本上的创造。资本是发现的价值,劳动、交易、管理和规制创造价值。以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为分配原则所建立的产权包括资本产权、劳动产权、交易产权、管理产权、规制产权、风险产权和合作剩余共享产权。

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立宪党导制。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我们在赞同立宪政治的价值时要按照自身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宪政道路,进行最适合中国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国的立宪政治只能是立宪党导制。立宪党导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立宪党导制是中国的现实,只不过现在是以潜规则形式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将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立宪党导制的价值是共同自由,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体的自由。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先进党一部分权利,由先进党领导人民前进。适度赋权论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立宪党导制的基本要求有:一个全民性的先进党领导,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并存的双层民主、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和党导法规三法一体的法治结构,一党领导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现代政治都是立宪政治,任何文明国家都应该也将会接受宪政价值,因为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保障的正是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才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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